“先生，”他平静地说，“我并不想了解您，不想了解您的任何事。交给您的枪也不会有序列号。您要知道，对我来说，您的所作所为不会追踪到我才更重要，我不会去关心额外的事。再见，先生。”
豺狼走进明亮的阳光里。他走了两条街，找了辆出租车返回市中心的友谊酒店。
他怀疑古森为了买枪一定会雇一个造假证的，但他更喜欢用自己的人。还是他过去在加丹加认识的路易斯帮了他。这件事并不难，作为伪造证件的中心，布鲁塞尔有着悠久的传统。许多外国人都喜欢在这儿办此类事情，不用什么手续就能得到所需的帮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在法属刚果出现之前，布鲁塞尔是雇佣兵的基地，随后南非等英属领地垄断了这桩生意。随着加丹加的丢失，旧的冲伯[18]政权雇佣的三百多名军事顾问都失业了，他们在红灯区的酒吧里闲晃，很多人都有好几套身份证。
路易斯帮他安排好约会后，豺狼在纳弗街的一家酒吧里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自我介绍之后，两个人便退到拐角处。豺狼拿出自己的驾驶证，这是伦敦市政局两年前颁发的，有效期还有几个月。
“这本驾照，”他对比利时人说，“它的主人已经死了。我在伦敦被禁止开车，我需要用我自己的名字做一张驾照前页。”
他把杜根的护照放在造假证的人面前。对面这个男人先是扫了一眼护照，他发现护照很新，是三天前颁发的。然后他狡黠地看着英国人。
“可以。”他小声地说着，然后打开那本小巧的红色驾照。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来。
“这不难，先生。英国当局都是绅士，他们一般想不到官方文件会被伪造，所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而这页纸，”他轻轻拍着驾照首页上黏着的那张小纸片，上面有驾照的号码和持有者的全名，“用玩具印字机就能印，水印也容易做，没什么问题。你要的就是这些？”
“不，还有两份其他的证件。”
“哦。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说，这样简单的事你也要来找我，真是很奇怪，在伦敦肯定有人几小时就能给你做好。另外的证件是什么？”
豺狼详细地描述了他要的证件。比利时人眯着眼睛考虑着，他拿出一盒香烟，自己点上一支，又递了一根给英国人，对方拒绝了。
“这两件不太容易。法国身份证还好办些，到处都能找到。你知道的，只有在真证件上加工出的，效果才最好。但另外一个，我想我没见过这样的。这是个十分少见的要求。”
一个服务员从他们身边经过，豺狼让他续满酒杯。造假证的停了下来。服务员走后他才继续说：
“然后是照片，这也不容易。你说年龄、头发颜色和长短都要有所不同。需要假证件的人通常是把自己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只伪造个人信息。但做一张新照片，甚至又不像你现在看起来的样子，事情就复杂了。”
他喝了半杯啤酒，仍旧盯着对面的英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找一个和证件持有者年龄差不多的人，而且还要和你面貌相仿，至少头部和脸部都相似，再把他的头发剪到你要的长度。然后把这个人的照片贴在证件上。基于这一点，你得按照这个人的真实外貌来乔装你自己，而不是反过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豺狼答道。
“这要花点儿时间。你在布鲁塞尔能待多久？”
“不是很长，”豺狼说，“我很快就要走，但我八月一日就能回来。然后，我能待三天。四日我必须得返回伦敦。”
比利时人盯着面前护照上的照片，又想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拿了张纸，把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的名字抄在上面，然后把护照合上，还给英国人。他把这张纸和驾照都装进口袋。
“好吧，可以。但我得给你现在的样子照两张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这需要时间和钱。另外，还有额外的费用……可能需要带擅长扒窃的朋友去趟法国，弄一本你说的第二种证件。显然我得先在布鲁塞尔打听一下，但可能要费不少力气——”
“多少钱？”英国人打断了他的话。
“两万比利时法郎。”
豺狼想了一会儿：“大约一百五十英镑。好的。我先给你一百英镑，剩下的交货时再给。”
比利时人站了起来：“那咱们先拍照吧。我自己有一间照相室。”
他们搭出租车来到一英里以外的一间地下小屋，看起来是一家破败的照相馆。门外的招牌显示这是一家还在经营的商业机构，专门为顾客冲洗护照照片，立等可取。橱窗里摆放的自然是让路人一看便以为是照相馆主人过去的精华作品——两张经过大幅修饰过的傻笑的姑娘的照片；一张结婚照，夫妇俩都不招人喜欢，让人对婚姻这个概念感到不快；还有两张小孩的照片。比利时人领着客人走下台阶来到前门。他打开锁，把客人请进屋。
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其间比利时人所表现出的照相技巧，是橱窗中照片的拍摄者永远都不可能有的。房间的角落里有个大箱子，他用钥匙打开，里面有一整套昂贵的相机和打光设备，此外还有一大堆面部化装用具，包括染发水、染色剂、男女用假发、各种眼镜以及一盒演出用的化妆品。
正在忙活的时候，比利时人忽然想到了一个不用找替身来拍照的主意。他花了三十分钟给豺狼的脸部化装，仔细端详之后又冲向橱柜拿了一顶假发。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这是一顶铁灰色的假发。
“你觉得你的头发剪成这个长度，再染成这个颜色之后看起来像这个吗？”
豺狼接过假发仔细审视。“可以试一下，看看照出来的效果如何。”他建议道。
效果很好。比利时人给他的客人照了六张照片，半小时后他从冲洗室出来，手拿着一叠冲印好的照片。两个人趴在桌上，相片里一个衰老、憔悴的男人“望”着他们，肤色灰暗，眼睛下面还有疲劳或是疼痛造成的黑眼圈。这个人没留胡子，但从他一头的灰发来看，他肯定至少五十多岁，而且身体并不结实。
“我觉得这个不错。”比利时人最后说。
“问题是，”豺狼回答，“你在我脸上化了半个小时的妆才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有假发。我一个人可弄不出来。何况现在我们是在灯光下，而他们要我出示证件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并非如此，”造假证的人反驳道，“你跟照片中的你不完全像这一点并不重要，相片不像你才糟糕。检查证件的人的头脑是这样工作的。通常，他先看到的是你的脸，然后要你出示证件，接下来他才能看到照片。这时候，他已经把站在他身边的人的形象印在脑子里了。这就会影响他的判断。他在照片上寻找的是相似之处而不是不同的地方。”
“其次，这张照片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五厘米，但身份证上照片只有三乘四厘米大。第三，要避免太像。如果证件是几年前颁发的，这个人不可能一点儿都不变。我们这张照片里你穿着开领、带条纹的衬衣，还系着圆领。检查的时候就要避免穿这个衬衣，甚至要避免穿开领的衬衣。到时候，你应该系条领带，或者围条围巾，或者穿个高领的毛衫。”
“最后一点，我给你做的都是很容易模仿的。主要的问题当然是头发。在用这张照片前，你必须剪成短发，而且要染成灰色，可能要比照片里更灰一些，但不能比照片里的颜色浅。为了使人有年长和衰老的感觉，可以留两三天胡子楂，然后找把能杀死人的快刀，再刮破几处。年纪大的人常有这种事。脸色也很关键，为了得到别人的同情，脸色应该发灰，显得疲惫，而不是蜡黄病态。你能弄到火药吗？”
尽管脸上没有任何表示，但豺狼听着造假证者的见解，内心十分钦佩。这是他今天第二次接触到精通本行业的专家了。他提醒自己，完成任务后一定要好好感谢路易斯。
“也许能弄到吧。”他小心地说。
“两三个小块的火药，嚼碎了吞下去，能让你在半个小时内恶心想吐，不舒服但不会致命。它还能使你的皮肤发灰、苍白，满脸流汗。我们以前在部队用这个法子来装病，或者逃避劳役和日常操练。”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诀窍。现在咱们说点儿别的，你觉得你能准时弄好证件吗？”
“从技术角度来看，肯定没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能够弄到一张原始的你所要的第二种证件，因此我必须加紧干。但如果你能在八月初回来，我想我是可以给你办妥的。你……嗯……说过可以预付一笔费用……”
豺狼把手探进内侧的口袋拿了一卷二十张五镑的钞票递给比利时人。
“我怎么联系你？”他问。
“我想可以用和今晚同样的方法。”
“这太冒险了。我的联系人也许离开了这个城市，或者我找不到他，那我就找不到你了。”
比利时人想了一会儿：“那么八月的头三天，每天晚上六点到七点，我在我们今晚见面的酒吧等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当作交易取消了。”
英国人已经脱掉了假发，正在用浸着清洁剂的毛巾擦脸。他默默地系上领带，穿好上衣。穿戴整齐之后，他转向比利时人。
“有些事我想讲清楚，”他平静地说，声音里一丝友好的成分都没有。他盯着比利时人的眼睛，表情冰冷得就像英吉利海峡上的迷雾。“你做完这件工作后，就按你刚才说的那样在酒吧里等我。你必须把新驾照和你手里那张从旧驾照上撕下的纸一起给我。我们刚才拍的所有底片和照片也要给我。你必须忘记杜根这个名字以及那张驾照原始主人的名字。你要做的两个法国证件上的名字你可以自己决定，但应该是既简单又普通的法国人名。把这两个证件交给我以后，上面的名字你也得忘掉。你永远不可以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次的交易。如果你违反了上述任何一条，你就得死。明白吗？”
比利时人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他本以为这个英国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主顾，仅仅希望能在英国开车，另外出于个人的原因需要在法国装扮成一个中年人。也许他是个走私犯，从布列塔尼的一个偏僻渔港把毒品或者钻石运进英国。不过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真的很不错。可是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我明白，先生。”
几秒钟后，这个英国人消失在夜色里。他走了五个街区才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友谊酒店，到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他在房间里要了一瓶摩泽尔葡萄酒和一盘冷鸡肉，然后认真地洗了个澡，把身上化装的痕迹彻底弄干净了才睡下。
第二天早上，他结清酒店的账单，搭乘布拉班特国际特快列车去了巴黎。这一天是七月二十二日。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安全局行动分局的局长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仔细审阅着他面前的两份文件。两份文件都是其他部门的特工人员填写的日常报告。每份文件薄薄的蓝色封面上都有一组名单，那是有权收到这份报告的部门头头的名字。在他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这两份报告都是早上送来的，通常情况下，罗兰上校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报告，了解大致的内容，然后把主要信息储存在他那记忆力超群的大脑的某处，并把它们各自分类存档。但在今天的这两份报告里，有一个词频繁出现，使他产生了兴趣。
第一份报告是“三处”（西欧处）的一份内部传阅备忘录，里面是“三处”常驻罗马办事处一份快电的摘要。电文直截了当：罗丹、蒙克雷和卡松仍然躲在他们的顶楼套间里，依旧由他们的八名保镖守卫着。他们从六月十八日进驻该酒店后就再未出过大楼。“三处”已经从巴黎增派人手到罗马，协助对该酒店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巴黎的指示仍然没变：不采取任何行动，仅保持监视。酒店里的人三周前已经建立了与外界联系的渠道（详见“三处”六月三十日发自罗马的报告），目前该渠道仍然畅通。联络员是维克多·科瓦尔斯基。
罗兰上校的桌子右边放着一个锯开的一〇五毫米的弹壳。这是他的大容量烟灰缸，这会儿里面的蓝月牌香烟已经装了半缸了。弹壳边上放着一个暗黄色的档案夹。上校翻开档案夹，目光沿着《三处六月三十日罗马报告》向下看，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段。
报告称：每天都有一名保镖离开酒店，步行到罗马邮电总局。他们在这儿用“普瓦捷”的名字在邮件待领处租用了一个信箱。“秘密军组织”没有用带钥匙的信箱显然是担心失窃。所有给“秘密军组织”最高层头目的信件都被寄给这个“普瓦捷”，并由待领处的当值服务员负责保管。“三处”的一名特工试图贿赂原来的那位服务员以获取邮件，但失败了。该服务员向他的上级主管汇报了此事，一名高级职员随后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寄给“普瓦捷”的信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保安警察检查，但“三处”得到指示，不得和意大利方面接触或寻求合作。贿赂职员的尝试是失败了，但他们觉得仍应该采取主动。每天，邮局把头天到达邮局的邮件交给保镖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他是前外籍军团的一名下士，也是罗丹在印度支那连队的老兵之一。看来，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相应的证件或是邮局可以接受的证明信表明他就是普瓦捷。如果维克多·科瓦尔斯基有信要寄，他就在邮局大厅的邮箱边一直等到收信截止时间前五分钟才将信件投入信箱，然后继续等到邮局将所有信件收集起来，拿进大楼中心进行分类。如要试图介入“秘密军组织”首脑信件的收集和发送过程，必须使用某种程度的暴力，而这已经被巴黎当局否决。科瓦尔斯基偶尔也在海外电话柜台打长途，但是试图打听其所叫号码或者窃听电话内容的努力也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