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整理这些照片时，心中一直难以平静。虽然这多是以后遇到的人和事，更多的是对那场浩劫的追述，然而这些也告诉我们，当时的历史是怎样的。恐怕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记录，每一个六十岁以上的农民都能够讲述一大堆类似的事。那是以多少人的生命为代价留下的悲惨历史！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从中汲取多少教训？
第二节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上）
黄、淮、海平原是黄河、淮河与海河冲积平原，北至燕山，南抵长江，西牵太行、伏牛山，东达大海，这是一片坦坦荡荡的大平原。晋、冀、鲁、豫、苏、皖六省近二亿人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气候温和，有着良好的发展农业的条件，是我国最大的粮食、棉花与油料生产基地。
但是，由于河流为患，特别是黄河肆虐，灾害频繁。近千年间，黄河多次泛滥，北夺海河，南夺淮河，留下大片黄泛区，历史上屡发生饥荒，是中国流民最多的地域。其中凤阳、阜南、兰考、东明、高唐、大名等县，都是有名的灾区。人民政权成立后，党和国家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治黄。但除了少数社队外，这一广大地区贫困落后面貌并未彻底改变，加以政策、工作上的失误，不少地方种地不养地，越种越薄，沙化碱化，加上人口大量增加，打的粮食比过去还少，农民不得不靠国家的供应、贷款、救济过日子。这是我国有名的“花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
一、兰考火车站外出逃荒的灾民
陇海线北、津浦线西的菏泽地区处在这片大平原中间地区。导致唐王朝复灭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便是在这里起兵诏告天下的，宋江等梁山起义将领108人就有40多名出自菏泽。这在历史上一直是贫穷的地方，也是后来大包干发展最早最快的地方之一。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是一个有见解的干部，他为很多学者、记者提供了所需的事实与观点。他在1978年曾向我介绍菏泽的困难情况：从1955年到1977年，购销相抵，净吃国家供应粮达25.638亿斤。同一期间，花国家救济款20636万元，国家无偿投资1.17亿元，免征农业税9688万元，发放农贷7.12亿万元，积欠1.3亿元。搞了20年的集体化，给国家背上沉重包袱，而农民的生活更苦。1977年全地区社员从集体分配的口粮平均每人只有301斤，集体分配总值人均只有34元，无现金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占70%！这一年这里农村统销粮1.43亿斤。广大农民辛劳终年不得温饱。
从菏泽北上是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河北的衡水、沧州，南下是安徽的宿县、阜阳、六安、滁县，江苏的徐州、淮阴、盐城，东去是山东的济宁、临沂、泰安、江苏的连云港，西行是河南的开封、驻马店、周口，情况与菏泽差不多。
1973年7、8月间，黄河泛滥，河南兰考、山东东明一带河水上涨，淹没河滩，也冲决一些河堤，黄河河南岸很多社队沦为一片泽国。济南军区舟桥团奔赴灾区抗洪，我取道徐州往兰考、东明采访。沿着津浦线、陇海线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埋伏在铁道线两边，遇到货车停下，便蝗虫一般涌上去，爬上车皮，把头埋下，随火车出外逃荒。
到了兰考是深夜二点，火车站上灾民把车站内内外外盖满了，使人没法挪步。有几个干部拿着喇叭大声劝着群众回家生产，在讲着道理，可是群众没有听的。这使人想起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焦书记夜访火车站的场景，已经过去七八年了，怎么比那时更贫穷，农民处境更为凄惨？在兰考、东明一带黄河大堤上，灾民排成队等着领救济粮，人们多光着上身，裸露着瘦骨峋嶙的身体。十二、三岁的男孩都光着屁股，有的六七岁的女孩也是这样。躺在一个芦苇棚里，我看到两个女孩见人来了，躲到芦席里，仅露着头。一个老汉竟是光着身子，用一片麻袋用绳子围着下身。场景凄惨，这给我留下难忘印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国农村更被推到极其困难的境地。中国农业走到崩溃的边缘，中国农民走到困苦不堪的境地。
1978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困难，这一年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
1978年，每一个农民，一年中可以得到约105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一天中可以吃到六两粮食和一把麸糠。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加上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六分钱。（引自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103页）
每天一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油料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在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一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在那个年代，都是门前屋后的树也入了公，农民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只那一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夜不闭户无可偷
一个春节，已经当上新华社记者的我从阴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三在沂蒙山区一个村住了整整十天。亲眼看到农民是怎样过春节的，生活是怎样的艰苦。在这十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按动快门，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历史。
大年三十，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一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屋角支着一张锅，四壁空空，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一张木床，一家三口人挤在这张床上。床对面拴着两只山羊。因为实在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可以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感到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家里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正月初一上午十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辩，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硬梆梆的，油光发亮。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命硬，今年九十岁，就是不肯走。”
就在87岁的王大爷扶老伴起床时，我随手拍下这张照片。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就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老人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光着身子。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老人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替我掸，可又不敢，把抬起的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干部说，领导来看你日子过得咋样？老人说：“好啊，有吃有穿，托共产党的福。”明明已经断粮，连过年也不能吃上一顿饱饭，老伴衣服也没有，还在为上面作掩饰。
老人听干部介绍我是北京的记者，大着胆问：“刘司令还好吧？”我感到诧异。老人说，他与儿子一起参加过打孟良崮，打双堆集，又打过长江。儿子当兵，他是支前的民工。到南京他就回来了，儿子为刘伯承司令站岗，当了警卫班长。辞行时，还与刘司令一起照了照片。后来独生儿因没有文化，老是头疼，便主动要求回家。
听了老人的诉说，刹那间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我感到眼角发热。为了中国革命，老区人民做出多大的牺牲和奉献啊！没有他们，哪有新中国，哪有社会主义政权。可是，共产党打下江山后，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艰难！
沿着“老支前”家下山的路边，是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长王正英的家。老妇救会长病倒了，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了下去，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三点才做饭。老妇救会长不到六十岁，头发篷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光摇头。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三个碗，妇救会长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还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二十一年干部了。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村处在山半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100斤，人均口粮78斤，老百姓靠借帐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家产在30元以下的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三十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最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的酒瓶。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订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有贼，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
他的50多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手插袖筒里，听我们拉呱。出了他家，乡里干部在路上向我介绍，这支部书记还是新郎倌，刚拜堂才3个月。他也当了二十多年干部，可他也当了二十多年的光棍。不久前，看这女人的老伴过世了，才把她接过来，这女人在人家那边已当奶奶了。乡干部还介绍，这支书年轻时就爱上过这女人，这女人也有点意思。后来因为他家太穷了，就跟了别人了。没想到三十多年村里一直穷，老张也说不上媳妇。也有说是老张有真情，在一直等着她。也有人说是女人看上老张家堆半墙的地瓜干，能吃几年。最后，老张还是得到这女人，日子过得还是蛮和顺的。乡干部说，城里文化人知道了这事，说不定能编出个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戏文哩。听了这曲折又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又折回身子，为他们在地瓜干堆前拍了一张“结婚照”，临出门时，这对夫妇直把我们送出来连声嘱咐“领导，好走”。
一个当了二十多年干部的人到五十多岁才娶上媳妇，这个村有那么多光棍汉，过多少年，这个村子就不会自生自灭了么。
路边上，这是一个老光棍汉，看着我进村又出村。干部说，他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抄着手站在石墙前张望，等待政府救济粮食的到来。蹲着墙根，操着手，这是山里人的习惯动作。而穿着黄色的军大衣，头上的旧军帽，是上级发下来的救济物品。在沂蒙山区，无数次看到这样的镜头：空着黄色军大衣的光棍汉，在冬日懒洋洋的阳光下操着手，在石墙前张望着，像是等着谁。其实他谁也不等，就是在晒太阳。到了春节了，便是说等救济粮。地瓜干子倒是能填饱，就是没有白面，包不了水饺，过不去年了。
其实，不单是光棍汉。在1978年，所有农户生活都很困难。这一年全国受灾，在农村，这样的老光棍汉已经无法找到媳妇了，连自己也养不活，谁跟他呀。不过，像这样操着手晒太阳的懒汉，银行是不会贷款给他的。在1978年，每一个农民，一年中可以得到约105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一天中可以吃到六两粮食和一把麸糠。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加上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
朝前说几年，整个70年代的年终分配，真是可怜得很啊。秋季口粮，主要是地瓜。大豆基本上都被生产队留做饲料，给牛吃。花生也没有多少，不够零打牙的。剩下的就是鲜地瓜，地瓜是社员惟一可以分到的基本口粮。当时农民都愿意多种地瓜，其中很大一条原因是，政府在计算口粮时，鲜地瓜是按五斤折一斤粮食，实际上，五斤鲜地瓜可以晒一斤半地瓜干，等于赚了半斤的便宜。在整个70年代里，农民人人都生活在食物短缺的阴影里，大约三分之二的家庭要忍受饥饿。所以那时面黄肌瘦的人很多，营养不良而生病的人很多，出去逃荒要饭的人很多。
为什么那么多人外出讨饭？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家乡的土地养不活他们。很多社队农民年均口粮不到200斤，不出来乞讨只有饿死。而这个老光棍汉已经50多岁了，他说就怕得病，一病了就完了，只能等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