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拉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哭着，喊着。见了野菜不敢吃，可是不吃就要饿死，边咽野菜，泪珠了边往下掉，母亲看了也掉泪。四弟才一岁多一点，没有奶水，每天给他喂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汁。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得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的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过了清明，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很多人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父亲的舅父王广如在家饿了十天，没吃一点东西，临到咽气时大声喊饿，总不瞑目。直到人们找来一小匙稀粥喂到口中，他才闭上眼睛，这样，他转世便不是“饿死鬼”了。有些青壮年也饿死了，有些人家老老少少都死绝了。
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手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三弟哭喊得一口气转不过来，憋死过去，久久醒不过来，邻居们说没用了，劝说扔了吧。母亲一手捂着三弟的肛门，一手狠命抓着头发，弟弟竟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面积大，野菜多，死亡现象比其它地方还好些。而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
难熬的夜晚
回到老家狭长的院子，见到晾晒的衣服，又猛然间想起母亲。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每天劳动量最大的便是拆洗被子，晒被子，缝被子。这些辛苦，都是弟妹们溺床为母亲带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害怕夜晚的到来。因为没有粮食吃，我们喝的稀汤水，尿就特别多，喝的水在夜里都尿完了，常常一尿半床被子都湿了。睡觉前，母亲总要提醒我们解手。可是睡到半夜，梦里总想到解手的事，有人追我，打架时自己便使劲地解手，解了一半才发现尿在床上，身子下面湿湿的，赶快起来。人越长越大，尿也越多，一尿就湿半床被子。我与三弟在两头睡，常两边发水，那就不能提了。我知道弟妹都溺床，没有被子换了，自己便忍受着，用自己身子把潮湿的垫被暖干，常常睡不着，到天快亮时才睡着。等母亲喊醒我时，都该上学了。一起床，我赶紧把这满是骚味的被子、褥子挂到洋条（铁丝）上晒。
天气渐渐冷了，母亲便忙着为我们做棉衣。晚上躺在床上，把弟弟们哄睡以后，母亲再起来做活，每个人棉衣的里子、面子要缀缀补补，再套棉花引线。孩子小的时候，自己不能系皮带，都是缝的布带子，挂在肩上，大的该钉扣子的钉扣子，都要做好，等天亮起来能穿上。忙活了这些，母亲再做衣裳，既是裁缝，又是针线工，一家七八口，过年都要有一件新衣裳，等母亲把这些活干完了，便是深夜一两点了。我们睡一觉也醒了，母亲再把小二子、小三子、小四子一个挨一个叫醒，嘴里“徐徐”地吹着哨子，哄着孩子解手。孩子们都是半夜里被叫醒，心愿意不愿的，迷迷糊糊地解完手躺下去，母亲再帮助一个个掖好被子。有的睡得很香被叫醒了，不愿意，还哭呀，闹呀。可是不叫醒也不行，否则这一夜又“水漫泗洲”了。就是这样，差不多每夜总有一个或两个尿床的。母亲预先把干被子准备好，等孩子们尿床了再换。
天亮了，母亲把尿湿的被子拆洗了，晾在外面晒。每天离开家，总见到堂屋里一大桶衣裳，一个搓板。为赶太阳，母亲一早便起来搓衣服，为了节省肥皂，总是使劲地搓，常搓得满头是汗。有时冬天要脱掉一个膀子的棉袄，才能使上力气。洗不完的一件又一件，母亲的手成天在水里泡着。我们看到母亲双手每个关节都裂开血口子，甚至连指尖上也裂开口子。母亲手上常贴着一块块胶布，有时血能渗出来。等到我们放晚学的时候，母亲总是在缝被子，三弟、四弟总喜欢在被子下面钻来钻去的，像小狗似的捉迷藏。这时候，母亲总催着我们去抬水、看粥锅。有时候，阴天没有太阳，母亲便在锅房里烘，一边烧火，一边烘被子，灶边总是放着鞋垫、袜子。每天晚上，把我们的鞋垫子放在锅灶旁，排成一队，第二天一早崩干，再替我们换上。冬天更麻烦了，潮湿的被子、褥子容易上冻，有时等我们晚上快要上床了，母亲还在锅屋里烤被子哩。
母亲总是这样，起早摸黑地忙着。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间睡的，有时都听见鸡叫了，或者黄沙河里轮船汽笛响了，她才打个瞌睡，母亲这时也不敢睡，一睡着了便醒不来，第二天一大家子的早饭，一大堆被子还都等着她呢。母亲常常是不脱衣服，就倚在床头上迷糊一会就起床了。
有时候，我也想插手做点家务，母亲总是不让，说男子汉念书就行了，不要婆婆妈妈的，那样没有出息。虽然母亲有时也与邻居说我“油瓶倒了也不扶”，但总是人家夸奖我学习用功的时候，母亲才这么说，母亲是在夸奖我哩。因为她总认为男的就应该读书求功名，不在乎做多少生活。后来，两个妹妹都很能干活，是受母亲的影响。
看到母亲这么累，我们有时说等大了就好了，这时母亲脸上很难得的露出点笑容，说“早点带个女人回来，就像秀风大姐那样的，你妈妈一辈子便是福份了”。秀风大姐是对门高大哥的女人，很勤快，也很孝顺，每天早上看到她为病重的婆婆梳头，洗衣服做菜很麻利，而且嘴也甜，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没见到她发过一次火。我想，要找女人就要找秀风大姐这样的，将来能帮妈妈干活。我是老大，这是我的责任。嘴里没有这么说，可心里这么想，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母亲。
在那些含辛茹苦的夜晚，看着妈妈和衣坐在床头在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这是我永远记着的一幅画。我是看着妈妈怎么服伺我们，是怎样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的。
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后来，父亲回来了，我们的日子才见好转。
三、我在新华社整理过的关于饥荒的照片
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据后来了解，1960年6月6日，中国三大城市存粮维持销售时间：首都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几乎无大米库存！
1960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今年已经有几个省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1958年、19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完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了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疲劳了，相当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
后来，我当新华社记者30多年，跑了很多地方，了解到三年大饥荒是全国性的。整理过与大饥荒有关的照片，心情总难平静下来。
山东平邑县九间棚。在“瞎指挥”风兴起的年头，上面搞一平二调，搞大并村，很多村被逼赶到其它村。九间棚村在互助组后已盖起不少民房，在大并庄时全部被赶到山下的赵庄，两村合并。因生产、生活矛盾重重，无法相处，这个村的农民又全部搬回山上。可是，原来房子已被拆掉，木料被拆卸去大炼钢铁去了，全村几十口人只好搬回山顶石洞里居住，过着穴居山洞的生活。
湖北红安县七里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使得无数中国人变得浮躁而轻狂。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是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还是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干部们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到处砍伐森林，大炼钢铁，使生存环境受到毁灭性破坏，为农村留下一片荒芜。七里坪是红四方面根据地的中心。在红军初创时，红安县有三万好儿女随红四方面军转移参加长征，有一万人把生命抛在战场上，这个县曾出过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100多名将军，是著名的将军县。1959年，这里的人民响应号召，为大炼钢铁把成片成片的树林砍光，运走木材，留下的是荒瘠的山地。兰桂珍，是当年闹红的积极分子，一家牺牲三个人。在大跃进时是砍伐森林的妇女营营长。党指向那里，就冲向那里，从来没有畏缩过。可是，晚年生活凄凉，面对当年砍代树林后留下的荒山，这位老人心中涌起的是失望与悲哀。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后来闻名全国的十八人秘密会议是在严立华家那破草屋里开的。严立华告诉笔者，在1959年吃食堂时，他家六口人，饿死了五口，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成了孤儿，是已经出嫁了的姐姐把他接走，才活了下来。他们公社从1958年6月开始办食堂，村里劳力被调走到哪干活，就吃住到哪，一点报酬也没有。数月间，夫妻分居，家人不能见面，工作生活都是军事化。秋后，食堂吃光了就吃“小秋收”和供应的豆饼了，口粮被公社调去做种子。1960年春天，小岗食堂三个月没有开过饭。从1959年到1962年春天的三年中，小岗村有60人饿死，死绝6户，有71人逃荒要饭，逃离家乡。当时，村里活着的人连埋死人的劲都没有，只得将死尸扔到枯井或水塘里。到1962年夏天，小岗只剩下10户、39口人，一犋牛和100多亩可耕地。
云南省盈江县的中缅边境。在这里，我曾遇到一位从缅甸逃回的中国妇女。她是云南腾冲人，原籍四川，家乡吃食堂后，出现饿死人的状况，她就是那一年出生的。父母怕她饿死，带着她要饭要到云南又逃到缅甸，得以生存下来。在缅甸发生战乱后，她又逃回云南，这时，新生的女儿正好一岁，还没有落地，便走上逃避战乱的路。她抚着孩子的脚说，我们吃尽了动乱的苦，孩子还不会走路，就没有立脚的地方，命太苦了。
四川省江津县。在1959年后，很多地方农民形成卖血养家糊口的习惯，出现一个个卖血村。卖血时，那些青壮劳力消削面庞与无神的目光，使人不忍直面。在一个血站，遇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显得旁若无事似的，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说父母就是这样把他们养大的。
山东省高唐县王庄。“五风”席卷全国后，造成了多少人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村庄都在饥荒中消失了。有的村庄，仅剩下断墙残壁和从生的杂草，就像沙漠中的高昌古城，使人觉得有人烟只是非常遥远的过去。高唐王庄村北的这户王姓人家，把六间房子都拆了，再拆，便什么也没有了。这门楼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几代了，不能再拆了。一狠心，闯关东去了。1978年前，中国农民逃荒的每年达数千万人。秋收以后或春天播种后，逃荒的高潮一次次兴起，成千上万的人拖儿带女，逃离家乡。有的流落到东北与西北的荒凉地带开荒与打工。有的则沿着津浦、京广、陇海等铁路线流入大城市，沿街流浪，挨门乞讨。闯关东、走西口、下江南是鲁西北农民的三条出路。鲁西南济宁有趟列车，由济宁直达黑龙江的三棵树。房子木头早被人拆走，唯有门楼没有倒，这座纪念碑式的建筑，是被“借地度荒”挽救下来的。它就像圆明园遗址一样，记录着沧桑变化，诉说着造孽者的罪恶。我向县委翟瑞华书记建议，一定不要拆掉这个门楼，留着它作为批判极左思想横行的教材。
山东省茌平县城关公社的年集，我看到一个服饰高度统一的场面，清一色的农民，男人们几乎是统一穿着黄色的军服，带着黄色的军帽，四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有少数戴着“**帽”的，也有头上扎着白毛巾的，那是标准的老农。大多数青年人都戴着黄帽子，就像新兵似的。这种服饰的高度一致性，是那个年代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领导人穿着黄色的军装，连县委书记也喜欢穿着黄色的大衣上主席台，因为县委书记兼着县武装部第一政委。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但这种高度统一的服饰仍在流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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