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建设“21世纪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经济带包含两条，一条是陆上的，一条是海上的，也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经济带。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丝绸之路”这个历史题材，唤醒了世界上的人们对于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和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望，意味着中国与经济带上的各国建立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和合作共同体，实现资源的横向互换、能力的优势互补，用历史的延续与传承，共同推动双边和多边发展。
在历史上的千年间，人们通过古丝绸之路交换的商品有丝绸、茶叶、瓷器等，这些产品无不带有鲜明的中国元素和生活方式，深入了西方人的生活体验，使得他们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互通有无，形成了流芳千古的著名的丝绸之路。
我们有必要在此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历史上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大事件：“古丝绸之路”以及“郑和下西洋”。无论从文明复兴还是从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角度，回顾这段历史无疑对中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参考意义。
1.丝路千年——文明的碰撞
漫无边际的沙海里传来悠悠驼铃，衣带飘飘的飞天从天而降，这就是著名的舞剧《丝路花雨》中展现给我们的场景。出兰州、过黄河向西，祁连山蜿蜒起伏，长城连绵不绝，一道是天然屏障，一道是人工防线，犹如没有尽头的时光隧道，中间裹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首现代诗歌中这样描绘古丝路的盛况：
西出阳关驼铃摇过古楼兰
明月天山银辉迤逦波斯湾
霓裳羽衣妩媚了雅典娜的风情
中国瓷器风靡了古罗马的夜宴
吐鲁番的姑娘歌唱葡萄的甘甜
月牙泉的小伙弹奏琵琶的琴弦
地中海的浪花湿润了东方的眼睛
阿拉伯的神话丰满了彩陶的容颜
啊——
是长安的金梭织出了锦绣
是洛阳的银梭织出了斑斓
丝绸之路才与千山万水缠绵
丝路花雨才让漫漫岁月鲜艳
今天重新回望古丝绸之路，我们会发现，它并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讲，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曾把世界几大文明——黄河文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和希腊文明等诸多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起源地，串联在了一起。因此，古丝绸之路常被一些史学家喻为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
这样一个厚重的历史遗产，不但是遗留给中国人的，也是遗留给世界的。如何继承好这个遗产，让其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和光芒，是今天的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古代中国的几条重要贸易通道
今天我们提到“丝绸之路”，一般指的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国际商业贸易路线。也可分为广义的“丝绸之路”和狭义的“丝绸之路”。狭义的，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的，不但包含“陆上丝绸之路”，也包括“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它的形成时间是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也即中国的汉代，其直至16世纪仍然在延续使用。
在路线上，它最初以西汉时期的长安为起点（东汉时起点改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由敦煌这个节点起，又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今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缘），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后迁徙到中亚地区的游牧部族）、安息（约在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往西到达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大秦（当时的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穿越葱岭到大宛（今费尔干纳），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
由于这条贸易通道的最初作用主要是向欧洲方向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这种贸易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来，这一称呼被世界广泛接受。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时间比“陆上丝绸之路”更早一些，它的起点是福建泉州，此外，广州、杭州、扬州也是这条贸易通道上的重要港口，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之间贸易往来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它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海上航线。
由于这条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输出的主要大宗货物也是丝绸产品，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出口的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这条海上贸易通道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同时，又由于从这条贸易通道上输入中国的商品历来以香料为主，因此人们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除了如上提到的海陆“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还有一条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就是著名的“茶马古道”。它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早在汉代，四川的商人就赶着马帮，驮着成都一带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蜀布、邛竹杖等物资，越过川西平原，然后攀过崎岖的山道，经西昌，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再进入缅甸，并抵达印度等南亚和西亚地区。后来人们常把“茶马古道”誉为“南方丝绸之路”。这条通道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国唯一和外界联系、接收国际援助物资的通道，对中国的抗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将会重点回顾一下连通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古丝绸之路的历史
连通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贸易通道，其最初开辟的直接目的却与商贸无关，而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和当时西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军事安全战略有关。
西汉初年，王朝面临着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巨大威胁。为了消灭这个足以致命的敌手，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8年，其直接目的是联络与匈奴有世仇的大月氏民族，在军事上东西夹击匈奴。
张骞历尽千难万险到达西域后，由于当时的大月氏已无意与匈奴对抗，军事上联合西域民族夹击匈奴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由于张骞的出使，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通道却从此正式宣告开通，各路官民、商旅踏迹而至，沿着张骞出使的路线往来日益频繁。张骞此番破除政治地域禁锢的征途，被中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誉为“凿空之旅”，意思是“开通大道”。
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地区的各民族逐渐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西域历史从此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中亚大草原开始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张骞出使后匈奴的威胁并未完全消除。此后，西汉王朝继续发动了几场惨烈的战役，彻底地消除了匈奴之患，在客观上进一步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无阻。此后，汉朝频繁地派出使节出使西方，汉武帝的使节最远往西到达犁轩（今埃及亚利山大港）。
而此时，罗马人征服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通过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取得了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中国丝绸。到了东汉时期，罗马帝国的使节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的首都洛阳。
在这条逾7000公里的长路上，作为重要货品的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一个东亚强盛文明的象征。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商队还从中国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
中国古代的印刷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至中亚。13世纪时，不少欧洲旅行者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又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15世纪时，欧洲人谷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
借助“丝绸之路”的繁荣，东西文明相互传入和移植的东西很多，医术、舞蹈、武术，以及生产技术、农作物，大大扩展了东西方文明的视野，丰富了东西方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汉代习惯将西方输入的物品冠以“胡”字，直到今天，我们还称它们为胡琴、胡萝卜、胡椒、胡豆；到了唐代，则习惯将它们的名称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湾珍珠）等。这个长长的名单上，还有葡萄、核桃、波菜（又称为波斯菜）等等。
佛教自两汉间从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等八大宗派。佛教文化给中国传统哲学注入了新的血液，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举个最浅显的例子，佛教用语极大丰富了中国语言的词汇，像“刹那”“影响”“观念”“执著”“圆满”“皆大欢喜”“不可思议”“心心相印”等等无以数计。
“丝绸之路”的交流与贸易在中国、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持续了千年，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思想与人员沿着“丝绸之路”往来不绝。据《唐会典》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通使交往，每年取道丝绸之路前来长安这个当时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国客人数目皆以万计，定居中国的，单广州便以千计。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认定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两千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海上丝路的大事件——郑和下西洋
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东西方传统的海洋观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人对于海洋文化极为重视，中国则在古代历经了几百年的“片板不得下海”的“闭关锁国”式治理。直到近代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向先进的西方强国学习的中国人也开始高度重视起海权的问题。
但是经过分析就知道，西方人对于海洋的重视，和欧洲所处的海洋地理面貌有关。古代的西方人所面临的主要海洋实际上是地中海，而地中海几乎可以说是欧洲大陆的内海，航行条件很好，便利、安全。更为重要的是，环地中海的古代文明群星璀璨，像两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罗马文明、希腊文明等等。沿着地中海航行，轻易就能接触到异地的文明，多种文明在这里碰撞交错。所以，海洋航行对于欧洲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认为海洋代表着财富、希望、交流，人类离不开海洋。
处于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一国独大的中国所面临的海洋面貌则完全不同。中国在东部、南部沿海所面对的是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日本、朝鲜在古历史上几乎照搬了中国的文明模式，尤其以唐代为顶峰，能学多少学多少；古代东南亚一带的文明也和中国无法同日而语。这样一来，海洋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就大大减弱，完全比不上海洋对欧洲人的吸引力。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下”只有一个文明的中心，就是东亚大陆中央的长安、洛阳一带的中原地区。到了海边，也就意味着到了“天涯海角”，穷途末路。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也丝毫感受不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直到近代的荷兰、西班牙等欧洲海洋强国逐步扩张到东方。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历史事件，发生在距今600余年前的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自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至1433年（宣德六年），在28年间，郑和先后率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船队的船只每次多达百余艘，随行人员多达2.8万人。郑和的船队共航行18万5千公里，这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海上行动。行驶于船队中央的旗舰又被称为宝船，运载着赐给各地统治者的物品以及各地统治者献给明朝皇帝的贡品。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60米，比19世纪以前英国海军中最大的船只还要大3倍以上。
但是，明朝统治者派郑和下西洋航行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打通商路、促进经贸往来，或者为了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扩张领土，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成祖为了“宣扬国威”，达成“万邦来朝”的局面，从而向海内外宣扬自己夺取皇位后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由于郑和下西洋的举措耗费了大量国库的财政，损及国力，七下西洋后，明朝政府完全中止了在海洋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同时，发现了许多当时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世界，替中国人民在南洋一带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对南洋各国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也为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作出了贡献，成为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丽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