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虽然只延续了几十年，但是影响却深远，它所展示出的中华帝国的强大实力，使东南亚地区在清末之前的几百年都奉中华帝国为地区的共主。直到18世纪末期，进入东南亚一带的西方殖民者由于担心清政府军政力量的介入，仍然不敢大张旗鼓、放开手脚进行扩张和殖民统治。
另一方面，事实上古代在印度洋航线上积极推动和中国贸易往来的主要是阿拉伯人。由于陆上贸易通道经常因为政治、军事原因被阻断，阿拉伯人利用已掌握的航海技术，抵达中国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据史料记载，早在唐朝后期，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家属已经有好几万，并形成了他们的社区，被称为“番坊”，社区的负责人“番长”也是由阿拉伯人担任。今天在泉州我们还可以看到阿拉伯人留下来的公墓，墓碑上用阿拉伯文书写，以及很多清真寺的遗迹。
茶叶引发的战争——丝路上的中国制造
古代丝绸之路上，来自远方西域、阿拉伯的商人，把中国的几种特产源源不断运向西方世界，不但有丝绸，还有瓷器、茶叶。
在古代世界，茶叶是中国所特有的，也是丝绸之路上除了丝绸之外一个重要的货品，像丝绸一样，它的魅力也曾一度征服了世界。在世界历史上甚至先后爆发了几场著名的“茶叶引发的战争”，改写了世界的历史。例如美国独立战争、中国的鸦片战争等。
起初，阿拉伯商人在东土大唐购买丝绸的同时，也带回了神奇的茶叶，并把它们运往波斯。与此同时，土耳其商人也在中国边境上以物易茶。至17世纪开始，饮茶在欧洲各国的社会中掀起了一股时尚浪潮。公元1607年，第一箱茶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运抵阿姆斯特丹，随即成了荷兰最时髦的饮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茶叶传播到包括俄罗斯、英国等欧洲各国，风靡一时，成为一种奢侈品和贵族交际的必需品。
在当时，中国垄断了茶叶的生产和供应。欧洲人喝了好几个世纪的茶，却没有人见过一棵真正的茶树。主要原因是古代欧洲商人不被中国政府允许进入内地，且中国政府禁止透露茶叶种植和加工的秘密。
19世纪中期，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尼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当时的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个时期，中国对世界的贸易是纯粹意义上的超级顺差：中国出口的茶叶，换来了世界各地的真金白银，而中国人对外国的商品根本不感兴趣，进口额几乎为零。
当时的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在对华贸易中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的工业产品几乎在中国没有市场。100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在其《中国见闻录》中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绸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大大受损。中国对英国商品征收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也使英国商人大为恼火。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了庞大的贸易逆差。例如，17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0余万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反而出现了22万两的赤字。为了弥补东西方茶叶贸易巨大的逆差，赚取白银，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开始大规模非法向中国贩卖鸦片，遭到中国官方的抵制。1839年6月，力主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收缴并烧毁英国商人的2万箱走私鸦片。于是，1840年和1856年分别爆发了西欧列强为打开中国大门的两次“鸦片战争”。
以两次“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被迫开始了融入西欧国家开启的全球化时代的历史。
茶叶的故事还没有完。“鸦片战争”也改变不了欧洲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于是，西方探险家们动起了脑筋。1848年，苏格兰人罗伯特·福琼把自己化装成中国人，深入到中国官府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在中国的多个产茶区如宁波、舟山等地，用各种手段获取了茶树种子和栽培技术，并带回了8名中国茶工，从此，才开始了茶叶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如印度等殖民地地区大规模种植的历史。
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个世纪后期，美洲大陆上则爆发了另一场深刻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美国独立战争。
有人曾这样说，是中国的茶叶“成就”了美国的独立。否则，美国独立战争会延后很多年，甚至不会爆发。1647年，荷兰人在美洲的13个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沿海大城市做起了茶叶生意，生意非常红火。美国也爆发了茶文化的消费高潮，纽约、费城、波士顿的头面人物纷纷参加“茶会”。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看到茶叶买卖在美国有利可图，就从英国政府那里得到茶叶进口的独家经营权，并在1767年对包括美洲殖民地的进口茶叶增加新的税种。1773年12月16日发生了北美居民为了反对英国的“茶叶税法”而爆发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当时的英国政府试图向美国殖民地征收税，每磅茶叶征收3便士的税收，用来维持驻扎在殖民地的军队和政府官员的开支，而唯一向美国合法输入茶叶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长久以来，由于英国对殖民地居民的歧视，对殖民地课以重税，激起了美洲居民的不满。“茶叶税法”的出台成为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一群美国人登上了英国商船“达特茅斯号”船，从船上把340多箱茶叶倾倒入水中。英国政府随即关闭了波士顿港口，并开始从本土派遣更多的军队到美国，美国独立战争由此拉开序幕。在法国人的军事援助下，美国人最终从宗主国英国手中获得了独立，开始称雄北美地区。因为茶叶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产品而爆发的战争，使一个新兴的强大国家呼之欲出。
可以说，茶叶在美洲大陆引发了一场战争，使一个国家走向独立，并在未来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在亚欧大陆导致了一场战争，使一个千年强盛的帝国走向衰落。
2.古丝路在各方面的影响
古代丝路兴盛的几个因素
从上面对古“丝绸之路”的回顾可知，“丝绸之路”最初的开通，其目的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考量，和经济互通谈不上有多大关系。这和我们今天所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初衷是有很大差别的。然而，古“丝绸之路”在开通后，主要发挥的却是商贸交流作用。
事实上，古“丝绸之路”的千年延续，其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民间，而不是来自于国家力量的维持和主导，可谓是民间自发性形成的贸易通道。可以说，商业贸易的需求，或者说市场的力量是它的主要推动力。
但这并不是说国家的力量因素完全被排除在导致古“丝绸之路”繁荣的因素之外。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往来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事。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其背后隐隐约约一直有着国家的身影。
例如，处于“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几千年间保持着相对周边文明全方位压倒性的优势。一般情况下，当中原的国家政权强盛的时候，也就是丝路畅通繁荣之时，例如，丝路的繁荣在唐朝达到了最顶峰，而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在历史上最为鼎盛。由于国力的强大，从政治和军事上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不被外来势力侵扰，通道的安全有了保障。同时，由于政治局势的平稳，使得人民安居乐业，有了充足的货物出产，提供了丰富的用于物物交换的商品。而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发生战乱的时期，国家的力量对西方的军事、政治控制力大大减弱，一方面无法保持通道的安全畅通；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凋敝，使用于交易的货源大受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丝绸之路的繁兴，虽然不是直接由国家主导之下形成的，但却完全离不开国家的力量给予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保障。
此外，“丝绸之路”给沿线各国、欧亚其他文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极富魅力和吸引力的商品，例如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这些中国久负盛名的特产，受到人们的广泛喜欢和热烈追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单是有一条商路，而缺乏有吸引力、有价值的商品可供交换，丝路的荣耀将大减，也就难以维系千年之久。
“丝绸之路”的畅通确实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丰富了东西方不同文明的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古代史上的一千多年里，并没有因为“丝绸之路”的互通而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东西方的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丝绸之路的畅通，给东西方文明以宝贵的物质和精神养分，但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客观地说是处于补充的地位。
总的来说，丝路上所进行的商品贸易在经济领域只是国家经济的一个补充，尤其对于中国这样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商品贸易、市场经济对于一个国家还完全达不到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每一个国家、地区或者说经济体之间谈不上有多深的经济依赖，在以物易物为主的贸易方式中，更不可能发生世界金融风暴这样的事情。
在政治上来说，古代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没有清晰的界限，而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势力范围的概念，越是远离中央政权统治中心的地方就越是如此。没有清晰的界限，也就意味着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晰的国家主权以及由此而发的纷争。那时的民族隔山相望、临海而叹，地理的分裂足以让两个不同的文明相安无事，这是一个自然因素。在古代文明时期，高山大川往往就成了一种天然的屏障。在没有屏障的地方，中国的统治者就积极地修筑万里“长城”，人为树立起安全屏障。所以说，古代的经济体之间是相对隔绝、相对独立的，以物易物的经济规模总体来讲是有限的。
古代时期，在政治领域也还远远没有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也不是社会的主流，物质、科技、生产力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商品流通、市场经济远没有今天这样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古丝路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的形成并不是人们修出来的，而是人一步步走出来的。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外国人要披荆斩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原因很简单，即那个时候的中国文明对西方人来说具有极大魅力。一方面是有形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业等；另一个是无形的产品，如先进的思想、理念、制度、价值等，这些是使丝绸之路充满活力的要素。
转眼千年，新世纪的今天的中国在国家层面上重提“丝绸之路”战略，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古“丝路”精神的延续。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主要着眼点是经济领域，这和古“丝绸之路”所发挥的经济互通的重要作用是吻合的。
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生态格局，已与古丝绸之路时期有了极大的不同。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地理因素给不同地区的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流带来的障碍越来越容易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时空距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极大地拉近。同时，各国在经济上的依存度空前加深了。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现代文明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及新的游戏规则。但是，虽然时势有如此之大的改观，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仍能从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中得到很大的启示。
如上分析，中原文明的先进和繁盛使古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军事保障，在经济上，就像水量充沛的源头一样，提供了丰饶的水源。那么，“一带一路”经济带也同样离不开一个充沛的源头，中国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稳固的政治局面、有力的军事后盾，这些是保障“一带一路”成功建设的必要因素。
此外，基于国家政治主导力量之外而由民间自发形成的经济互联互通，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以至于除了少数时期中断之外，古丝绸之路前后持续了长达千多年之久。换一句现代的话说，就是“市场的力量”，有物物相易、对新商品的客观需要，成为丝绸之路历经多次阻断而复兴的动力，这也是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需要。这值得我们去反思，国家的力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进行怎样的角色定位，是去主导“一带一路”建设，还是更多的把作用发挥在提供保障方面？
时代发展到今天，由于国家界限的明晰，主权已成为公理，这个时候，就要建立一种大家共同遵守的有效的行为规则。在跨国的经济合作、贸易交往中坚持法制化方向，淡化政治色彩，善于诉诸相关国际法等法律渠道，来解决敏感复杂的跨国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国家纷纷独立后，主权问题就变成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如何避免给别国造成以大压小的印象，建立制度化的沟通和解决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
从古代来看，虽然中国是古丝绸之路在东方的起点，但是，中国并不是影响丝绸之路的唯一因素，沿线各地区的配合也是重要的环节。在古丝绸之路的构建中，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等，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一带一路”战略来说，中国也应该进行恰当的角色定位，起好发起者和推动者的作用，这个战略构想的成功实现，离不开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欧洲、中东地区、俄罗斯以及广大的中亚地区的各国也必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