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反面是“懒怠”或“慢待”，这都是企业做政府公关的大忌。没有人喜欢和一个情绪消极、处处行事被动的人打交道，更何况是代表了企业形象传播的公关人。此外，当企业在正常经营中遇到问题时，应当主动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接受监督、调查和指导，这也是表明企业积极合作态度的重要工作方式。
跨国公司在政府公关上一般都遵循类似的原则，即通过正当的路径和方式赢得政府的信任，建立双向顺畅的沟通机制，相互帮助有效解决实际的问题，促进行业在国际化趋势下的整体进步。跨国公司不避谈良好的个人关系网或者有无“背景”资源，但更看重公关人对个人关系网的合规（Compliance）运用和风险规避；对有“背景”的公关候选人的考量也从原来的青睐、依靠，逐渐变得越来越谨慎。企业合规守则（Code of Conduct）是企业全体雇员的法则和红线，任何人踩上了都将最终难逃责罚，甚至会“抹杀”你过去的所有贡献和成就。这也是为什么在从业资质上要求企业公关人员既要懂得国家法律、行业规定，又要了解企业守则、企业文化，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坚守职业道德，以完全的公心同各方面保持积极顺畅的沟通，维护企业的形象和声誉。
企业公共关系人员还应当对政府组织结构、人员职责分工及“官场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跨国公司要拜访政府部门或商讨建立项目合作，必须清楚在中国的官场体系中不同级别官员的角色和作用，才不会跑错门、认错人。政府部门中，一般来说处级以下科员是所有具体事务的操办者和“跑腿者”；处长们是部门职责和项目执行的负责人，担当保证部门指定工作目标的实现和项目按照既定计划实施以及系统内部资源的协调；司、局长一般是项目总负责人并充当部际沟通协调人，监督接受处长们的进度报告和重要问题解决方案的拍板，批准下拨所需资源，同时司、局长是行业政策及发展规划制定的主要召集者和提交人；分管副部长在项目启动和结束时要出席仪式以“秀重视”，因为他们往往要分管多个司、局的业务，不会参与到具体某个项目的操作事宜，对司、局长的依赖程度相当大；部长的责任是“弹钢琴”，负责督促管理团队各位副部长的工作进程，一般把握本部的大事并代表本部向上汇报、对外交流；总理级别以上则是在国际交往中负责宣传项目成果，是外交礼节的演示者、国家间重大合作项目的促成者。一般跨国公司与政府部门的合作项目都会通过各部委所属相关协会、社团组织来具体实施。跨国公司董事长及CEO们要想拜访省部级以上国家领导人并非易事，如果你不是行业内的翘楚，就必须有重大合作项目达成意向或准备启动，再或就是有特别贡献，比如1998年“两江特大洪水”期间，某欧洲大型制药公司连续捐赠药品及现金超过数千万元，公司CEO来华得到国家主席接见，这对公司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和公关意义。
隶属于各个部委的“国字号”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基金会等，比如卫生系统的各种疾病防控促进会、协会、基金会，各类消费品、食品的行业协会、联合会，过去的机械、轻工、纺织等“部转总会”形成的各类机构等，理论上都属于社会团体、非政府机构，但其实际上起到的“政府的腿”的作用非常之明显，也是企业公共关系和传播必须依赖的重要资源平台。根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现有各种行业协会、商会、学会、基金会超过7万家，其中行业协会、商会占了大头。这些组织一般都由退居二线或已退休的副部级官员担任主席或理事长，核心成员主要是由退休的司、局长们，以及有着错综复杂的上下关系网的退休或在职人员组成，基本上是原部门的“二政府”。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资源渠道”和人脉网络，能够上通下达；他们不是政策制定者，但会是所在行业领域重要的政策影响者。这些人对协会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其所在行业领域事务的协调影响能力不可低估，对企业的帮助作用也会非常有效。有时候重要人物的一句话就能出人意料地帮助企业解决大问题。政府部门很多具体项目、国际合作交流等，一般都会通过这些协会、基金会等组织来执行运作，相关“垂直条线”的全国性的“工作网络”是他们独有的优势平台，能够保证项目自上而下顺利推进。
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整体方案”，开启了“红顶中介”与政府部门划清界限，真正行使其社会组织作用的大手术。这是一项强化政府服务社会和市场功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大改革。相信和其他改革措施一样，因为涉及很多“官场资深人士”的既得利益，一定也会遇到很大阻力。另外看上去矛盾的是，2015年初，国家对政府机关与相关行业协会改革的要求是，让行业协会更多地转移承接政府的服务功能，更多地发挥协会组织自身的协调和组织实施能力。这样“摘帽”与“授权”同时出现在协会组织的改革议程中，在操作层面上应该如何科学有效地推进呢？我们期待这项利于社会公平、利于政府职能完善，同时为企业界欢迎的改革能够真正改得彻底、改得到位。
政府关系人脉的建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累积过程，绝非一日之功就能成的事情，长远的公关战略导向和有效的日常沟通维护不可或缺。第一代外企潮中的公关经理人，多数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网和“圈子”背景，个人能够直接沟通司、局级以上的高层，因此他们的政府公关策略和方式多是直接影响决策者，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只“做大事”的。第二代外企公关人“草根性”占主导，依靠前辈的带领也部分建立起了自己的关系“圈子”，只是影响力和效能要比前辈们逊色些；依仗着年轻和对变革的更强适应性，他们和政府关系资源一道寻求新的、“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沟通及合作模式，也逐渐建立起向下的、更广泛的政府关系网络，保护着企业的正常经营和企业的正当利益。第三代公关人更为市场化，政府体制和人员结构处在深度改革中，新人与新人的沟通更顺应时代特性，大家似乎都会“用市场的话”来办事、说事，但在激烈的变革动态中，现在政府部门的人员为了“避嫌”，对企业的“亲近度”不得不有所收敛，甚至有所回避；企业公关人也不得不通过更为专业的公关方式小心谨慎地维护政府关系资源。
但一如政府公关的普遍实践，要赢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企业公关人必须凭借企业所做的实际贡献或行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争取相关政府部门关键领导人员对公司的重视，必须把握有利时机，建立、扩大企业在政府部门中的信誉、影响和认可度；另一方面，对企业公共关系来说，政府部门人员无论职位高低，无论状态如何，都不可有远近亲疏，都要保持顺畅的沟通关系。正如“公关江湖”中所说的：通过正确的途径，找到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机，采用正确的方式传递企业信息，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另外，恰当地利用媒体关系、“意见领袖”资源的帮助，建立立体的“舆论”支持环境，也是推动企业政府关系建立和提升、获得政府重视和支持的有效途径。
（四）政府公关中必须注意的事情
我们的政府正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其服务于社会的功能，我们的企业也需要自觉担当起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近年来，一些事关民生的行业，如食品、药品等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繁发生，甚至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也时常暴露出产品质量问题、服务质量问题，甚至违法营销行为等。因而利益诱惑之下，呼吁商家们“血管里要流淌道德的血液”还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的市场还处在很不成熟的成长初期，靠道德的约束要求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商家们遵守法规、有道德地经营，还很不现实。为此，政府监管部门本身的压力也是陡然增加，市场监管的强度、力度也不得不逐步加大。跨国公司们本身也面临着改进经营方式，重新审视本土化战略，回归公共关系在正确的功能定位上继续发挥“决策参谋”和“形象大使”作用的再思考。
2015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龙永图先生曾说“中国最小的官也比最大的企业家神气”；2015年“两会”结束不久，李克强总理也就一些已经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确定的政策推行不下去而斥责“难道部长的决定还需要几个处长来‘把关’吗？”。这些都是目前不能回避的现实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有党和政府的高官被“双规”或被依法惩处，这些人无论官位高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多重官商勾结的“朋友圈”，他们利用这些“朋友圈”大肆违法收受贿赂、权力寻租、买官卖官，道德败坏，极尽贪腐之事。他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全方位的，损害的是国家政体的健康和全社会的风气，也严重影响着企业公共关系部门对政府公关的健康维护和正当推进。
当前政府部门面临的改革压力是巨大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召，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场深化改革的目标明确，力度超前，但推进的困难也是相当巨大，特别是在各项制度不够完善、“底层设计”严重缺乏、法律法规滞后实际需要、监督监管效率低下的现实条件下，各方面既得利益者没有改革的动力，更不会轻易舍弃已享有的权利利益。一旦遇到需要切实动刀本部门权和利的事情，他们必定消极应对，一味竭力“呼吁”“顶层设计”而绝不会主动作为，将所有矛盾上交了事。
以养老事业为例，2013年9月国务院就加快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专门发布了文件，对指定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在限定时间拿出具体方案并开始执行。如今两年过去了，大部分“重点任务”的推进依旧缓慢，甚至有些仍不见动静。公办养老机构仍旧是一床难求，私营养老机构依旧路远、价高、服务差而少人问津。新的开发商在打着“高端化养老”、“智能化养老”旗号的商业浮躁下，或急于靠“讲故事”打动投资人，以拿到千万、上亿元的风险投资为唯一目的；或热衷于“无成本拿地”，建起来再说，十栋新楼，八栋是商品房，任由养老公寓空置。养老服务软件无人看重，养老服务管理人才更是严重缺乏；面向绝大多数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模式，因国家政策保障体系缺失，相关部门如卫生、民政、人力资源与社保、财政及发改委等部委间协调机制不健全，而难有实质性推进，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依然是个大问题。上海市某区曾大力推进在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上的重大改革，鼓励街道、镇政府勇于探索适合老百姓真实需求的各种非机构养老模式试点，在一些镇、街道取得了政府、百姓、服务提供商等都满意的的良好效果，该区在全上海市的养老事业发展方面领先其他各区县，受到市政府重视、全社会欢迎。然而两年后，区党政一把手调整，新任领导班子不愿充当“出头鸟”，放弃对社区和居家养老模式的主动探索，已经开展的项目全部停止；将“医养结合”向社区、家庭渗透的路径关闭，改为由属地三甲医院主导，将医养结合服务放在养老机构内推进。可这种强化的服务只会停留在养老机构内，只能惠及极少数老人，与上海市“9073”格局的社会化整体养老事业推进策略相背离。另一个区属社会福利院率先试点引进的北欧养老机构护理服务模式，在机构领导班子换届后也处处遭到刁难，难以为继。“顶层设计没有出炉”、“上面没有指示”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宁愿不作为的“挡箭牌”。真正想要在推进我国养老事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提高上做些实事，还相当艰难。深化改革真的需要再加快步伐了。
企业做政府公关不是要去巴结政府部门的官员，不是用不正当的方式拉拢甚至腐蚀政府人员，但也不是要与政府部门“作对”。与政府及其监管部门交恶，是所有企业公共关系工作之大忌。即便在当时、当事你可能确实有理，“迫使”政府部门“低头认错”，也一定不会有好的“愈后”的，麻烦一定在后头。公共关系的历史上还没有哪家企业“对抗政府”却获得最后成功的案例，你可能赢得一场官司，但很可能会失去整个市场，尤其是企业很难保证其业务运作能够百分之百地遵循当地法律法规，或者产品真的不会出一点问题。与政府部门保持一定频度的沟通，将关系维持在“桌面上的互利”，而不是“桌面下的交易”，这其间的尺度如何把握，这也是公关沟通的艺术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