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出版后，几年间加印了三十余次。读者之中，有的青春年少，有的白发苍苍；有的久居故土，有的远渡重洋。对作者而言，一本小书能够受此礼遇，不去妄想有何功德，至少是苦有所值，让我感恩了。
考虑到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本次修订特别增加了“历史与心灵”一辑，同时对自由与责任、中国人的自由传统等内容作了补充。除此之外，借撰写修订版序言之机，我想就最近的一些思考向读者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一
近几年，除了在南开教书，我依旧忙于下乡和出国。国外的访问，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日本。
两次访问美国给了我不少收获。先是于2012年底受卡特中心邀请观摩美国大选，它让我具体入微地了解到美国选举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在选举总统的时候，各地还同时要选出验尸官，这是我以前一无所知的。但验尸官的确很重要，因为他是让法律成为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关键因素。回国两个月后，我又自费重返新大陆，这次是着重寻找美国社会变革中的精神资源，包括独立战争与制宪会议期间美国国父们的言行，以及近百年来美国非暴力社会运动中的思想资源。我还特意选择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孤身一人度过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算是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一点纪念吧。相比占领华尔街等占街运动，我更欣赏的是发生于阿拉巴马州的这场黑人联合罢乘公交车运动。大规模的占街运动一旦旷日持久，就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民主诉求不伤害自由；二是何时结束，在什么条件下结束。而在1955年的蒙哥马利，每一位黑人都用脚投票，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没有谁强迫谁，也不必和谁讨价还价，而历史真的被这种“脚踏实地”改写了。
回想两次美国之行，让我触动最深的还是对富兰克林的了解。美国制宪会议被后世写成了英雄史诗，然而整个过程不可不谓风雨飘摇。1787年，在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争辩后，各州代表因为各执己见几乎要分道扬镳，正是富兰克林的一番话在最后时刻打破僵局，凝聚人心——当时富兰克林白发飘飘，已有八十高龄，是唯一一位坐着轿子到费城来开会的，而华盛顿将军当时也不过五十多岁。
主席先生，首先我必须承认，对于这部宪法的部分内容，目前为止我并不尽然同意。可是我也不敢说，我永远都不会赞成，我的岁数这么大了，不乏原以为自己眼光正确，可是后来经过深入了解、周详考虑，却不得不改变看法的经验，甚至有许多我一度以为正确的重大事件，事后却发现大谬不然。因此，我的年纪越大，反而越不信任自己的判断，愈发看重别人的判断。就像许多宗教上的宗派一样，许多人总以为自己的一派拥有全部的真理，只要别人的意见和自己不一样，就一定都是错的……很多平民也老以为自己绝对无误，就像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宗派一定是对的一样……
先生们，就是带着这些感悟，我愿意接受这部宪法，包括所有谬误在内——如果其中确有错误的话……先生们，我之所以同意这部宪法，是因为我觉得恐怕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我愿意为了公众福祉，牺牲我认为宪法中存有错误的看法……希望大会中每一位仍然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士，在此都能和我一起，对自己的绝对无误不要那么有把握——并为表明我们的意见一致，在这份文件上签上大名。[1]
费城制宪会议有两个灵魂人物，一是华盛顿，整个会议他几乎一言不发——有人甚至想要拥立他做国王，但是他的存在稳住了那些对制宪会议将信将疑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件即将改天换地的大事。其次就是富兰克林，正是这位被后世誉为“从天空抓住闪电，从君主手中夺回民权”的时代巨子，让与会代表们学会互相妥协并通过宪法草案，而不是“在会场上割破彼此的喉咙”。富兰克林能有此觉悟和能力，和他追求真理的态度分不开。早年他在费城办了一个叫皮围裙俱乐部（JUNTO）的读书会。其中有一条章程是，如果你用肯定的语气说自己“绝对对”，或者别人“绝对错”，那么你就是在宣示自己真理在握。这样的时候，你就该缴纳罚款了。
我在最近两年的演讲中经常谈到富兰克林的这段经历，称其为“追求真理，但不强加于人”，或者说“我的真理以你不接受为边界”。而这种包容与自信，恰恰是中国人一直或缺的。回望这个时代的“真理病”，于官于民，于国家于社会，可谓等量齐观。人们只愿接受自己想看到和想听到的事情，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即使一个“韩寒事件”，也能将中国社会撕成两半，原因只是你和我对韩寒的态度不一样。具体到中国未来的走向，极左和极右都令我畏惧。两种激进主义在逻辑上最终必定走到一起，而中间意见阶层则成为两派共同的敌人。
最近几年，我常常遇到两种人，一种骂我不爱国，另一种骂我不爱自由。我想说的是，这两种东西，我都爱。如果你非要我爱你爱的国，我希望你也尊重我爱的国。如果你非要我爱你想要的自由，我希望你也尊重我想要的自由。国家和个人有边界，你和我也有边界。在公域，我们因互相妥协而保全社会；在私域，我们因互不干涉而保全自己。
二
上苍赐予我们眼睛，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看见。但正如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里所写的，有些东西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还要用心灵看。接下来，我想借着两种常常被人视而不见的动物——大象和大猩猩，来解释我们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
在英文里，“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指的是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类似的场面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实在太过熟悉。有的出于恐惧，有的出于羞愧。比如说今年年初，我曾在大学校园中看到两个醉醺醺的男人在餐馆里殴打一对情侣，餐馆半边的餐具都被砸烂，可是坐在另一边的几桌人还在安心地吃着饭。真的是大象进了瓷器店他们也看不到。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他们家的瓷器店，也不是他们家的大象。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义只在五米之内”[2]。
除了房间里的大象，还有一种视而不见是“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它来自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进行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在哈佛大学的心理课上亦有精彩呈现。哈佛的试验者首先完成了一个一分钟的小短片。短片中有两队球员，分别穿着黑色和白色队服，所有球员都在不断移动并互相抛接篮球。短片拍好后，试验者开始在哈佛大学内招募志愿者。志愿者需要观看影片并计算白衣球员的传球次数（无论是空中传球还是击地传球都被算做传球），同时可以完全忽略黑衣球员的传球次数。一分钟后，志愿者被提问是否算清了传球次数。最后的答案大同小异，不过这不是试验者的目的。试验者接下来要问的是，刚才在舞台上走过一只大猩猩，大家是否注意到了。很不幸，有一半看过短片的人都忽略了这个细节。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房间里的大象，还要看见舞台上的大猩猩。
人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却忘了提取意义时存在的视觉盲区。心理学将上述实验所呈现的问题称为无意视盲。当人们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个区域或物体时，他们会忽略那些他们不需要看到的东西。这个心理试验让我们看到了“专心致志”所具有的某种危险倾向。当我们带着某种观点和目的专注于讨论某个问题时，有几个人会注意到有一只大猩猩曾经走过，并且停下来和你挥手扮鬼脸呢？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我们带着百分之百的把握和别人说“刚才绝对没有大猩猩”，甚至还要动用蛮力，“再说有大猩猩我把你和你的思想抓起来”，这该是怎样的双重滑稽呢？
三
我在日本的旅行，两次相隔时间有三年之久。第一次只在早稻田大学做了个关于中国社会建设的演讲，然后就像普通中国游客一样走马观花。第二次则主要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和研究，除了偶尔授课、听课并与学生交流外，大多数的时间我都用于采访或接受采访，前者有百余人次。为了获取更多的观点样本和现场感，我也跑了从北海道到冲绳的不少地方，并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我将专著论述我在日本的所观所感，在此先只想与读者诸君说说天上的云。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在成田机场坐上飞机，但见窗外白云飘飘，每一朵云的边界都非常清晰。然而当飞机接近中国领空的时候，机身之外的云层却是模糊一片，真应了那句“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国迷失在雾霾里，你看不见人影，却能听到笑声，诸如“乡亲们，好消息，再坚持一下，据说风已经到张家口了”。多么可爱的“境外势力”的到来，多么哀婉的“APEC蓝”[3]的离去，网上甚至还有“雾霾天摄影技巧”在流行。可叹这真是一个长于苦中作乐的民族。在这里，幽默是反抗的开始，也是反抗的结束。幽默完了，好像所有艰难苦楚就都过去了。中国人的自由，很多时候就是在不合理的环境下尽可能活得舒服点，是庖丁解牛式的技巧上的自如，而不是价值观上的自由。我本无意指责这种权宜之计——我也曾多次提到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民意无法表达，而是民意没有执行力。在此背景下，我似乎更应该相信自我安慰和解嘲已经无异于一种基本人权。
好像跑题了，以上不是重点。在此我想言明的是，借着对飞机一起一落的观察，我看到的是中日两国在国家、社会与个人等方面的不同。在日本，虽说人们重视集团生活，但整体上看，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权界是非常清晰的。人们各尽其职，做好分内之事，从不多占他人之财。在日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ない）。我遇到的每个丢了钱包的人都和我说钱包没几天就找回来了。然而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样子。我不敢断定国家层面的中国是否有帝国主义倾向，但在中国的确盛行一种“个人帝国主义”。这不是健康的个人主义，而是只顾自己的“一个人主义”。许多人做事不守规矩，只图自己方便，不顾他人感受，说到底仍是权利的边界非常不清晰。
说点更具体的吧。
我去学校食堂吃饭，和往常一样，差不多每张餐桌上都会有一堆骨头。这样的时候，我总想对那些正要扬长而去的学生们说：“喂，同学，请把你的骨头带走。”你在这里吃完饭，就应该负责把你生产的垃圾带到指定的地方去。
我在宜家买东西，商场里有不少顾客躺在床上休息，有的甚至还盖上了被子。他们竟然能够旁若无人地将商场变成自己家的卧室。私域的边界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