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大街上，汽车乱变道，行人乱穿马路。我还记得，前几年好不容易街上有游行的了，偏偏有人抄起家伙把人给砸死了，仿佛死者的脑袋里藏着一个钓鱼岛。爱国的边界在哪里？
在家中，小区派来的电工师傅给我检查电路，修完后说，开票一百，不开票五十。利益的边界在哪里？
打开电视，电视台的媒介审判正在进行。今日之电视台何只是僭越法院，它还要做教堂。在辩护律师缺席的情况下，那些失去自由的“罪犯”或符号，不仅要承认有罪，还要在电视法庭上表示忏悔。公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夜晚，我遵守秩序在街上不开远光灯，以至于没有看到马路中间突然出现的一个大土堆，结果车子飞了起来，我险些丧命。白天在这里干活的人，为什么连个标识也不设置？责任的边界在哪里？
……
凡此种种，让我有时候难免感叹——每个人都在愤世疾俗，每个人又都在同流合污。而中国完成转型，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领域，都需要廓清自由的边界。没有众人遵守的秩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回想发生在中国的若干革命，我敢说许多从一开始就错了。真正伟大的革命，不在于解开奴隶身上的枷锁，让他们“翻身做主人”；而在于打破枷锁，让这个国家从此不再生产奴隶；在于每个人保有私民的基本权利，并做为自由担起责任的公民。
四
我们该如何面对生活，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跟读者介绍《自由在高处》出版后我遇到的两个年轻人，谈谈自由与天命。
去年某日，我收到一封来自河北唐山的电子邮件。邮件的主人是一位名叫陈曦的年轻女孩。在信中，陈曦和我谈到自己的人生志向，让我看了很感动。我敢说，那是我收到的一封最知书达礼的信件。后来我才知道，陈曦实际上是个非常不幸的人。由于出生时遭遇严重窒息，她的语言和行动机能受损，既不能正常说话和走路，双手也只有两个指头能够自由活动。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条件下，她也没有自暴自弃。学校的正规教育拒绝了她，但她靠着家教和自学，掌握了非常好的书面表达能力。在回信中我说她就像《潜水钟与蝴蝶》里的主人公[4]。不同的是，陈曦的肉体不是“半途而废”的，而是从来就没有自由过。然而她又是极其幸运的，在精神上属于早早的知天命者。在信中，她对我说：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隐约的感觉，那就是“我与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我会融入到时代的洪流中”[5]，可惜那时太小，我无以行动。……迈入少年时代后，我找到了文字这根手杖，可惜那时我依然幼稚，所写的只是与个人有关的东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十八岁。十八岁对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我由少年变成了青年，青年这个角色让我意识到了自己所负有的责任，也明白履行责任的首选方式就是写作，所以开始涉及杂文，也发过一些文字。……我祈望85后和90后是真正觉醒的一代，祈望看到更多的青年人换一个思路生活，变得自信而不是猥琐，勤学而不是懒惰，博爱而不是狭隘，自持而不是放纵。我祈望在大家平凡的生活中安静地潜伏，默默地看，点滴地记，朝着一个圣峰一般的地点前行……
今年五月，在出国访问之前，我曾开车载着几个学生专程去唐山看望了这个年少即知天命的女孩。由于身体痉挛，即使在有人搀扶的情况下，她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陈曦说自己相信“自由在高处”，相信“虽然身陷囹圄，但是囹圄之上有蓝天”。此一蓝天，我想即是天命吧。仰望窗外精神的苍穹，陈曦在那里看到了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
我要介绍的另一个年轻人叫小毕，家在山东济南，一个月前和父母一起到南开来找我。小毕只有十六岁，在济南的一所高中读高一。我们曾经通过几次信，见面后我发现他稚嫩的长相和少年胡适有几分神似，也因此更多了些亲近感。小毕说自己虽然是保送上的高中，但对于严苛的高中生活极不适应，尤其对老师没收课外书的行为非常不满，又因为读了《自由在高处》和我的其他一些书，他决定辍学，愿意拜到我的门下求学。至于学位这样的东西，都不再考虑，只希望自己能够不浪费光阴，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人才。
我能感觉到小毕年轻生命的张力和非同凡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只要我稍加努力，三年之后必定会落个好的收场。可是我不喜欢胜利，因为每一个光鲜的胜利者背后都有无数失败的人失魂落魄。强食弱肉的不是强者，而是杀戮者。只有帮助弱者才是真的强者。……选科不过是选择监狱的上下铺，只是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关键在于我如何越狱。……整个校园充满全民皆兵的火药味，对于知识，所有人大多只看到了竞争，无限的竞争，而不是知识本身。……没有一个指导的老师，精神的支柱，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不顾一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您是我心中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我多希望您能接受我的请求，可以教导我，指引我，解决我常有的疑惑，让我有条不紊地前进。我不在乎学位，那不过是个空头衔。我也不在乎生活，能满足心灵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我不怕吃苦，为了自己所爱而吃苦，那种感觉正是我渴望和跃跃欲试的。……自由在高处。我相信，至高处一定是心灵。以前我抬头仰望啊，可是天空阴沉沉的什么都看不到。如今我已经看到并感受到了它指引给我的方向。我需要避开拥挤的人群，独辟自己的幽径。即使高处不胜寒，我也会用自己的光和热让它变得温暖。
那天小毕和父母一起在南开听了我三节课，然后我们又在学校的咖啡厅里坐了很久。我了解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完全答应他。小毕让我想起自己十六岁第一次出远门的情景，以及后来对家庭责任的担负。我对他说，我从十六岁知道自己的天命，到后来辞职去法国读书，开始完全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其实走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家里需要你担负责任，不妨先担负起来。这不是为了忍受，而是因为担负责任也是一种自由。当然，学校为升学率不择手段，不让学生看课外书是卑劣的。如果可行，转学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校也未尝不可。
最后，我和他分享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一段话。高脱弗烈特舅舅说：“你得对这新来的日子抱着虔敬的心。……对每一天都得抱着虔诚的态度。得爱它，尊敬它，尤其不能侮辱它，妨害它的发荣滋长。便是像今天这样灰暗愁闷的日子，你也得爱。……现在是冬天，一切都睡着了。将来大地会醒过来的。你只要跟大地一样，像它那样有耐性就是了。”
那天，在夜色中看着一家三口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也近乎哀伤。几年来，我分明看到许多想到我名下读书的学生被应试教育卡在门外。假使我像古人一样有自己的私学之所，我是可以轻轻松松接纳他的，问题是我这里也只有我自己，而且常常漂泊四方。我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位远道而来的学生？这对我的确是个难题。眼下我能做到的，是保持我们的师生之谊，并在我每出一本书的时候，都第一时间寄给他。当然，如果小毕执意要把我当作他年少时代的瓦尔登湖[6]，寻找一种梭罗意义上的可以试验的生活，我也愿意配合这种试验，并乐见其成。
五
《自由在高处》出版后，也有一些批评和误解。有的认真读过书中的内容，有的只是看了封面上的只言片语。譬如我在书中提到“改变不了大环境，就去改变小环境”，有读者据此断言我是维护现有不合理秩序的“帮凶”。我想说这只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其一，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在时代发生彻底改变之前，改变小环境的目的在于安顿具体的人。正如在时代发生彻底改变之后，仍然需要能改变小环境的具体的人。其二，做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也是最有效的。其三，大环境是小环境组成的，在此意义上，改变小环境也意味着局部改变大环境。我从未放弃对大环境的改变，只是在改变的方式上，多了些细节上的处理而已。在社会改造方面，这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
相较于他人的误解，我更在意的是自己近几年身体麻烦不断，以至于不得不停下来，少做了不少事情。印第安人有句古老的谚语，大意是“身体走太快，要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而我偏偏是灵魂走得太快，身体却跟不上了。这两年我开始重新审视生活本身。有生以来，我处处与人为善，唯独对自己像个暴君。时至今日，周身可谓烽烟四起，示威不断。我一直说要带领好自己，但在照顾自己的身体方面，完全是言而无信。看在死去了的上帝的份上，在身体没有彻底变得糟糕之前，我想还是尽快把公正还给自己，从今往后，我必须像照顾好我的灵魂一样照顾好我的身体。
说到身体和灵魂，其实这也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我的劳累在于我的灵魂超出了身体所能支撑的边界，使其不堪重负。一个想带领好自己的人，必须在自己能控制的情况下同时带领好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不同的是，前者完全成事在己，后者一半成事在天。当然，我不会因为身体出了点状况就想着养尊处优终日无所作为，我只期望自己能够带领好自己。伟大的加缪说过：“重要的不是医好伤痛，而是带着伤痛生活。”
济南的小毕来南开看我时曾和我说，他买了十本《自由在高处》送给同学。我问他看中了书里的什么内容，他说最打动他的是书中的自由和赤诚。也是因为这本书，他开始爱看书了。如果我不想让这个年轻人失望，我想我最应该保留的还是书中的自由和赤诚吧。
冬日已近，我愿所有寻得自己天命的人，能够呵护好内心的自由与赤诚。我的前半生，非常幸运地受了天命的指引，天命让我活得辛苦异常，但它于我终究是个好东西。借着近期《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一书的出版，我将其中一首《天命昭昭》引在这里，权当这篇新序的结尾。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万念俱灰，一念永抱。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无可限量，无可求告。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子兮予兮，不负同牢。
灵魂是天空，身体是大地。灵魂和身体，同是我们拓展自由的基石，同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圣物。我愿我能和读者一样，在余下的生命里同时守卫好自己的灵魂与身体，守卫好一生的责任与自由。我愿岁月无负天地，我愿此生辽阔高远。
就此搁笔吧，亲爱的读者。今日早起，我在黑暗中点亮灯盏，伴着《潜水钟与蝴蝶》中的钢琴曲，度过了两个小时的写作时间。虽然这几年我在我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很少听到什么好消息，但我依旧保有内心的这一段甜蜜的旅程。拉开窗帘，不知不觉外面的天已经亮了。自然之母终究是仁慈的，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光明总还是在那里。正如我，未尽天命之前，依然会在这里。
完稿于2014年11月18日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