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4岁那年，我生活的小镇突然流行起蓝色滑雪衫来，那是顶呱呱的上海货，样式也不土，还带个天蓝色的小帽子。那年冬天不太冷，学校里几个干部子女率先穿起了它，他们在操场上跑来跑去，像朵朵白云里的蓝花花。我心里馋得要命，可母亲说啥也不肯买，她说：“你有两件棉袄，还买什么滑雪衫？”我每天都跑到县百货公司，看见那蓝色的小精灵越卖越少，真急人啊，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总不能抢一件吧？
一天，我垂头丧气地跨进家门，刚进屋，就听到一个讨好的声音：“大妹妹放学了？冷不冷？”我抬头一看，又是那个人，他大概三十多岁，面孔黑黑的，长得很结实。这人来了好几次，每次都带着一些烟酒之类的东西。他是爸爸手下的装煤工，好像学会了开车，央求着爸爸调他当铲车司机。“这是个好差”，爸爸曾经这么说。看来爸爸不会让他轻易得手，今天他又拎了两瓶酒，正摆在桌上呢。
我爱理不理地冲他点点头，心里说：你都三十多了，谁是你大妹妹？可他仍拘谨地站着，爸爸淡淡地一挥手：“你坐吧，跟小孩子客气啥？”他顺从地坐下了。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只听爸爸说道：“至于你的事嘛，还有点难度，等我做做工作吧。”“主任，全靠您帮忙了，其实我也不是图清闲，就为了开铲车有空儿，我家……”那人低低地说。“算了，算了！”爸爸不耐烦地打断他，“你们个个都有理由，谁知真的假的，再说吧。”那人不吱声了。我想象着五大三粗的汉子在爸爸面前的窘相，而爸爸又那么矮小，一定很好笑。谁让你想找好差、有求于我们呢？
求？突然，我眼前一亮，他为了求爸爸，可以拿烟、拿酒，为啥不能拿一件衣裳，拿一件蓝色滑雪衫？我觉得我整个儿的血液沸腾起来，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仿佛一下子现实起来，以前怎么没想到呢？我飞快地酝酿起来，一个“阴谋”立刻形成。于是我鼓足勇气、心怀鬼胎地跨进外屋，进门就嚷嚷：“妈，那件衣裳快卖没了，咋办呀？”他们都惊愕地抬头望我，顿了一顿，说：“没了也不买！”我装着着急的样子，故意用手背抹抹眼睛，扭动着身子说：“妈妈，好多同学都有了，就在县百货公司三楼卖，蓝色滑雪衫，就你嫌贵！”说着，我极快地瞟了瞟装煤工，见他注意地听着，眼睛一眨一眨的，有门儿！
第三天的傍晚，那人终于把我梦想的滑雪衫送来了。我心里像吃了蜜糖般的快乐，一大早就要穿它上学校。妈帮我扣上蓝色的小帽子，对爸爸说：“你看孩子乐的，那事儿你就办了吧。”嗨，我才不关心他们的事儿，我想有了新衣服，也像雪地上的蓝花花了，而这还是靠我的“智慧”得来的呢。
那天我在学校操场上不知跑了多少趟，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看见我，放了学就直奔爸爸的煤厂子，要让那里的叔叔阿姨也好好夸夸我，夸夸我的衣服。煤厂子到处都是煤，有些煤堆了好几年，居民们都不愿意买这种不好烧的劣质货，只好降价处理给小工厂。这时已近傍晚，一个煤堆旁正停着一台小拖拉机，司机抄手坐在驾驶座上，几个装煤工吃力地刨着煤，其中还有个小姑娘。这本没什么稀奇，但我却走不动了，因为我发现小姑娘正死死地盯着我看呢。
小姑娘看上去比我小几岁，穿一件又脏又破的开花大棉袄，衣摆直拖到膝盖，她的小脸冻得通红，嘴巴上还沾着一大块煤黑，顺着她的目光，这才知道她在看我的衣服。呵，羡慕我吧，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向她，问：“你看我干啥？”我等着听那句“这衣服真美”，不料，小姑娘撅了撅嘴巴，说：“你穿这衣服没我姐穿着好看！”什么？她姐也有一件蓝色滑雪衫？一个打零工的小姑娘？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女孩又说：“原来我爸是给你买的呀，我姐穿上可漂亮了，可惜一会儿爸就让脱下来，你看，我不小心在肩上抹了一块黑，妈不敢说，连夜绣朵蓝花补上的，我一看就知道了。”我低头一瞧，天哪，左肩上果真用蓝的确良线绣着朵秀丽的暗花，我咋没看见呢，看来小姑娘是那个装煤工的女儿。不知怎的，我感到脸发烧，仿佛做了贼似的，面颊一定比小姑娘还红。我只好低声嘀咕着：“你姐喜欢就留下呗，给我干啥？”
“那怎行？”小姑娘急急地分辩着，“这是给你买的，你说啥也得要！我妈病了好几年了，我爸老说要当司机，余下时间好照顾家，我天天放学来这儿挖煤，我姐也挖，挣钱让我爸买烟、酒，后来爸说要买衣服，价钱大啦，这下凑不够了，我爸只好到县医院卖了血，这事儿妈都不知道。”小姑娘急急地说着，突然一股寒风吹来，呛得小姑娘直咳嗽，但她马上抬起头，焦急而惊惶地望着我，仿佛自己闯了大祸，“小姐姐，你可千万要呀，你若不要，我爸就当不成司机啦！”她的声音几乎带着哭腔了。
正说着，车上的司机猛地按了喇叭，冲着我们嚷道：“喂，那小丫头，你还想不想干？不干快算账！”小姑娘一听，吓得赶忙拿起身边的大铁锨，趿拉着破鞋奔回煤堆，我则呆呆地站在那儿，木然地看着小姑娘。原来这衣服是卖血买的呀，装煤工一家省吃俭用、拼命干活，就为给我们送礼！我骨子里那少年善良的天性被深深刺痛了，真不应该，不应该耍这么个“诡计”，逼得装煤工去卖血。我想起课本上的地主周扒皮，觉得自己做的事儿简直跟他差不多，可耻啊！
回到家，我已经被愧疚折磨得精疲力竭，小姑娘的脸老在眼前晃悠。我把衣服脱下，对妈说：“快收起来，我再也不穿了！”“什么？要来了又不穿，你疯了你！”妈愤怒地叫道。我当然不敢提把它还给装煤工的事，我希望这么做，但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只能不穿它，把它锁起来，忘掉它。
后来，我结婚了，妈把那件崭新的蓝色滑雪衫打进嫁妆里，但我从没拿出来过，好像那上面真有血迹似的。一次郊县发水灾，单位号召捐钱捐物，我把它捐给了灾区。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事情过去好多年了，不知装煤工的一家现在过得怎么样？
（范晓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