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独自旅行时，旧日的情绪会浮现出来，成为有形的想法。在过去的几天，我睡意沉沉地走过斯德哥尔摩的街巷，耳边嗡嗡地响着听不懂的对话，走进美术馆去逃避那些会使我意识到自己是孤身一人的公共空间。美术馆是太过孤寂的地方。其中那些艺术作品在泄露艺术家的内心问题，录像作品在开馆时间里循环播放，无休无止，发出不绝的回声，使奇怪的画面和声响在空寂的展厅和走廊里回荡。待到闭馆，游人散尽，那些没有作品的负空间仿佛变得更加空阔。美术馆真是太过孤寂。
我在这些满是思绪的空间中长大，超脱尘俗的氛围由那些作品而生，我对它们却没有什么理性的认识。那时的我就像一块知觉海绵，凭着本能，被世界著名艺术家造出的反反复复的姿态所影响，通过艺术，他们可以表达形形色色的心绪和思想，但那时我的本能还没有被理性化，直到后来我学习过艺术，并且开始思考我成长的环境。
每次，我被带到美术馆，都不过是出于“带孩子上班”的理由，我能知道的只有艺术家、策展人、美术馆馆长和技术专员这样的工作。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些都不是很正常的工种，但我当时真不知道自己还有当医生，或律师、消防员、宇航员这些个选择。也许我只是不能想象自己必须每天起个大早去上班。虽说我爸爸在成长的年月里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但现在，他每次只要迟到十分钟，就会有电话从工作室打来。
我总是觉得美术馆没有多少观众参与和活动，所以无聊。我讨厌雕塑不会动，绘画挂得高，我没办法摸到。七岁那年，我在新美术馆的展览开幕式上对策展人说希望展厅里能有真的游泳池，而不是在地面和墙面布置海绿色的瓷砖，再搭配水花四溅的音效。我更愿意跳进池中游泳，而不是走来走去看衣着考究的大人们啜饮白葡萄酒。我直到现在都对开幕式提不起兴趣，在那些场合，我必须穿着不舒服的鞋子，和毫无关系的人没话找话，她们身穿妖娆的礼服，脚蹬昂贵的高跟鞋，聚在美酒和佳肴边，记得那个乖乖地站在角落里的小女孩。
有个11月，在上小学的我必须“翘课”两周，跟随爸妈去维也纳，爸爸在那儿做了一件“地雷”一样的装置，能放出一朵朵的蘑菇云。在维也纳美术馆的展厅中央，许多压力传感器埋藏在地毯之下，用来控制蘑菇云的引发。我迅速摸清了所有传感器的位置所在，还自告奋勇地测试它们，我在展厅里跳来跳去，从一个传感器跳到另一个，掀起一场蘑菇云的大合奏，吓坏了从未想过可以在美术馆里搞爆炸的人们。我无所事事，只能闲闲地坐在烟雾弥漫的美术馆办公室，一个满身上下足足打过七十个洞的另类潮人在那里面调试算法，好控制那些引发蘑菇云的传感器的敏感度。如果展厅中人数寥寥，每个传感器一经触动，都会引爆一根充满火药的管子，但若展厅中观者众多，许多传感器在同一时间被触动，程序便会阻止同时爆破，自动选择去引发一个爆破。在安装期间，程序出过几次小故障，必须经过多次测试和重新编程。每当这套技术活儿经过重新编程和安装，我都要来做一回“资深蘑菇云测试专家”，然后那位不得不去更换一大堆爆过的管子的美术馆工作人员就得来请我别再去踩那些传感器，好让观众们能有机会去自己发现，于是，我再度变得无所事事，只能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默默忍受那些二手烟。
直到今天，我还希望美术馆能像儿童科技馆那样，展览能够与观众互动，使我们可以通过戴上眼镜、月球行走和攀爬岩层这些新鲜的手段来体验透视、重力和重量这些概念。我常对爸爸说他该多做些能让观众参与进来的作品，如果他的作品邀请观众放风筝或在盛满中国草药的按摩浴缸里泡个澡，或是里面有活的螃蟹或踩到就会放出蘑菇云的“地雷”，我肯定会兴奋不已。当我与心爱的小螃蟹玩到尽兴，收起风筝，不再去踩那些压力传感器，离开按摩浴缸因为泡得太久手指和脚趾都满是皱皱，就会去我在美术馆中最爱的地方，一处我可以触摸、可以将喜欢的东西玩弄在股掌之间的地方：美术馆商店。但这种互动式的展览少之又少。
我在美术馆里度过枯燥乏味的成长期，最后却选择了学习艺术，这真有些讽刺。在整个大学期间，我眼看着身边的同学，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中有许多人视艺术为生命，宁可饿着肚子挥斥激情，也不愿在赚钱更多的行业里自在安逸。而回首过去，我明白自己选择艺术学院并不是想要学习艺术或成为艺术家，而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本能，想要去理解自己成长的环境。我想理解为何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美国抽象派画家——编注。下同]的色块能使人们在画前心醉神迷地站上几个小时，为何蒙娜丽莎能吸引世界各地的观者去一睹芳容。我想理解为何有些我曾觉得极度无用和刻意的东西可以被展览并卖到那么高的价钱。所以，我创作艺术，我进艺术学院去创作更多的艺术，我付出大量时间去弄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却只发现自己完全不知想要表达什么。最终，我进了最不来钱的艺术领域——雕塑——没有创作艺术的迫切感，至少在传统意义上是如此。
我得知，从观念上讲，最成功的艺术家是那些能将自己喜爱的媒材和观念架构运用得游刃有余，有效地将过剩的想法和情绪传入自己的作品，且对作品的“展览政治学”驾轻就熟的艺术家。
我的爸爸是我认识的最沉着冷静的人。见到他时，谁都不会想到他是一个以爆炸为生的人。这家伙度过周末的方式就是穿着长袖内衣读报纸。他的成功有部分是因为他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感知而不惊扰社会的秩序和安宁。我发现最有力量的总是那些能在感情上触动观者，并能被孩子们体验的作品。关于一件艺术作品语境的学院派理解并不总是欣赏作品的最佳方式。在我还是小孩子时就非常喜爱我爸爸的作品。
在成长岁月里，我出入于各大现当代美术馆，因为我的爸爸在这些馆中做展览。后来，我上了大学，美术馆成了我研究的主题，我又自愿地与朋友们一起重游这些美术馆。每逢假期，我都会回到纽约，与同学们一起游览现代艺术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美术馆，这些同学大多想去瞧瞧时下热议的新展。我拿着爸爸的一张终身会员卡，使他们统统可以免费入内，许多家美术馆在永久收藏他的作品之后都给过他这样的“福利”。大三那年，我在罗马度过了五个月的海外学期，这是我第一次可以不受爸妈行程的羁绊，自由自在地周游欧洲，我依旧会去所有的博物馆，看那些我在成长岁月里看过的艺术家：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毕加索，还有达利。
Ⅱ
我的成长与爸爸事业的发展相伴。我是他在日本渐渐取得成功，而后转至美国，并最终获得国际性声誉的第一见证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常常没有其他同龄的孩子们的陪伴，仿佛爸爸的事业成了与我相伴的兄弟姊妹，随我到处旅行。
——《时而欢喜时而挫折的父女关系》
我决定，在去哥本哈根“报到上班”开始拍摄我爸爸最新的项目之前，先到瑞典走上一走。我强迫自己在瑞典独自地探索一切，不要有任何预设，也不要有人在某个预先决定的地点接待我。在过去的三天里，在斯德哥尔摩，我拿着一册笔记本，走完所有有现当代艺术作品的美术馆。我认认真真，看遍每个地方的每件展品，便不会太意识到自己是孤身一人。我盯着每一件作品看，坐下身来，好更久地注视墙上的画作，记下脑海中泛起的片言只语。不久前，在摄影博物馆，我坐在摄影装置展厅，看完了一部关于美国摄影师莎莉·曼（Sally Mann）的纪录片。那是一部英文片，她所谈的一切，关于艺术，关于家庭，都引发了我的共鸣，因为我也是个如饥似渴的摄影师，家庭在我的生活中也是极重要的。
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去看看现代艺术博物馆，在那个城市的现代美术馆里，我只有这一家还没有去过，而且它距我在城中心住的酒店非常近，走路就能到。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三个主展览，包括一个特别展，即小野洋子（Yoko Ono）的回顾展。走进这个展览，我看到许多屏幕和投影，播放着她数十年来的行为录像作品。在不同的屏幕里，小野洋子的年龄都不同，用她的身体，她的在场，进行着表演。她那60年代的嬉皮范儿很有活力，后来的一身黑色又很是有型，现在依然如此。我此前从未亲眼看过她的作品，但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听说过很多，所以很有兴趣。她同死去的丈夫约翰·列侬（John Lennon）合作过许多作品，我听过太多对于她作品的批评，说这些作品全是倚仗列侬的盛名，本身实在乏善可陈。穿过展厅，我发现她的作品与她的同代艺术家维托·阿孔奇（Vito Acconci）有太多相似之处。在小野洋子的一件作品中，一个男人手持摄像机跟随一个哭泣的女人走过街巷，直到将她堵在她家中的一隅。这令我想起阿孔奇的一件观念作品，在其中，他从某个地方开始，跟踪一位陌生人，没完没了地跟，直到这人走进私人居所，或是被他跟丢。我一直喜爱包含行为元素的作品，所以我很欣赏小野洋子录像作品中的想法，只是觉得它们步了阿孔奇作品的后尘。但又一想，我其实也不清楚谁先谁后。
在她的其他作品中，触动我的不是她怎样用约翰·列侬这个名人，而是怎样用自己的丈夫（他也是个表演者），将他作为现成的手段来实现和上演她自己的想法。与此相似，尽管我的爸爸是个有名的艺术家，对我的生活也自然有着极大的影响，我却非常喜欢使他成为我摄影作品的主角，因为他有无比丰富的表情，常常与那些很多人觉得有趣、我俩却都认为平平的背景反向而行。
我在这所有的作品间流连，白色的墙体，木质的地板，空空的怪响，在几步之遥，唤起一种我太过熟悉的深邃与空旷的感觉，我呼吸着这种感觉，感到这一切都因那些冰冷的雕塑、装置、基座、展厅正中皮座椅之间的虚空而显得更加空阔，这一切的着意布置为的本是减轻那种扑面而来的孤独与疲惫。我坐在漆黑的放映室，注视着循环播放的录像，沉浸在那种氛围里，仿佛回到自己七岁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