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当时在丹麦的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他在西方的第一个个展，这个美术馆在哥本哈根往北一小时车程的一个寂静小镇。我跟着爸妈“逃”了将近一个月的学，在馆后的库房、关闭的展厅和馆中的儿童教育工作坊度日，他们则在忙着搭建爸爸的展览。我从未因无聊至极而发过怨言，只是坐在一把椅子里，坐在被一条分隔带从开放空间中划分出来的布展空间。透过分隔带的那些面板，我看到一个电视中放映着一段迷幻录像作品，循环不已，其中有令人意乱情迷的民谣。一连几个小时，我坐着，注视着半遮半掩的录像，还有不多的观众，他们从展厅远远的角落走来观看这件录像播放。我注视这件作品的时间大概比任何来此的观众都要久得多。我似乎无休无止地观看和聆听这件音乐录像作品，由80年代最新锐的剪辑技术打造，等待爸妈结束一天的工作，带我回到在美术馆“船库”的住处，吃晚饭。
早上，我们在美术馆开馆之前就来了，在美术馆的餐厅里吃早饭，员工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牛角面包、咖啡和茶。我们边吃边望向窗外，穿过海峡，看到在那一边的瑞典。无论我们走到何处，都能看到这一水之隔的瑞典。我总认为那是一处神秘的所在，如此的近，却无法过去踏访。我们就朝着它的方向投鹅卵石。早饭过后，爸妈和助理们就开始在关闭的隔离带后工作，我也开始到这座大馆的儿童教育中心去“坐班”，把孩子们丢在这个地方做些艺术活动，爸妈们就都可以去参观展览。在美术馆开馆之前，我总是第一个被丢在这儿，然后，直到美术馆闭馆，员工锁门，再过很久，最后一个离开。在一天的末尾，我会慢慢悠悠地走出来，经过一排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瑞士超现实以及存在主义雕塑大师，画家]的雕塑，到布展的展厅中找自己的爸妈。
在那几个星期，教育部的员工们总是变着法儿地逗我开心。其中一位在他们的小剧场里为我放映北欧的儿童片。我看过所有安徒生童话的纸偶动画片和关于一只住在冰屋里的企鹅的黏土动画片。每部片子结束，录影带放完，我都会看到那个为我放片的员工，我们一起走进馆中存放影片的小间，再挑一部来放。待到我离开时，已看完了全部的“馆藏”。
有时会有些馆外的老师来带艺术工作坊，我们可以学习用纸浆、牙签和线绳制作小型作品。有个人连着来过两天，教我们怎样制作风景的微缩模型，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连续几个星期每天都来这座美术馆的小孩，两次工作坊我都参加了。我创作了一件欧洲山峦的微缩杰作，灵感来自身边的北欧风景。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小孩都走了，我是最后留下来的，对着电脑打发时间，直到最后一位教育部的员工准备下班，关掉所有的电脑，陪着我来到爸妈身边，他们两人总是还需要两个小时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因此我又得透过分隔带去注视那部迷幻的影片，直到展厅保安把它们都关了。而后就是寂静，白日里循环不息的噪声在夜晚织成一种空洞的回响。
我继续在现代美术馆中穿行，走进最后一个展览——“爆炸！作为行动的绘画”，考察现代绘画的不同方式。从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以裸女身体为“画笔”涂绘的“克莱因蓝”，到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ack）的“行动绘画”，还有我母校校友詹宁·安东妮（Janine Antoni）的绘画，她用自己的头发混着染发剂在画廊的地板上作画。进入艺术学院之后，我喜欢自顾自地玩儿一个游戏，阅读墙上的作品说明之前，先猜猜这个艺术家是谁。我猜对了大约三分之一。
不久我就发现自己眼前“惊现”一幅巨大的画，它挂在墙上，是我太过熟悉的风格：这是我爸爸的一幅画。我远远地看着它，羞怯地不敢直视（仿佛在一瞥之中看到了某个我其实不愿意看到的人），躲躲闪闪地，先去看完展厅中所有其他的作品。我未曾想到这件作品会出现在这里，但看到它时，我也不觉得惊奇，因为我爸爸的作品中有“爆炸”，这是一种新异的绘画方式。这是一幅四米乘六米的火药画，创作于1998年，也就是十四年以前。我知道爸爸在瑞典完成过作品，但并不知这作品正在这座美术馆中展出。我感到自己可以走得很远很远，却依然无法脱离我的爸爸。他早已征服了世界，我能做的只是无心地步他的后尘，重游他到过的那些地点。成年以后，我到处游历，却只去过一个我爸爸没去过的国家——捷克。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在现当代的美术馆中流连，其中有些我在小时候去过，有些则是全新的体验，我去那里欣赏艺术史上的作品，也有些希望在探索世界的那些孤独时刻邂逅一位熟悉的艺术家。
我上高中高年级时，GAP邀请爸爸参与他们的艺术T恤创作。他设计了一件在肩膀一侧有个火药爆炸斑点的限量版T恤，还为它们的宣传活动做模特。在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这个广告风靡整个纽约城。我看到爸爸出现在地铁的站台，地铁的车厢，电话亭，还有所有的GAP专卖店。学校的同学们在上学路上，在棒球场，或在第五大道购物时见到了我的爸爸，就都来问我。那时，爸爸正在北京，作为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视觉特效总监，因此我很少能见到他在家，然而，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无处不在。在布里克街地铁站的入口，我怕迟到而跑着去赶6号线到上城上学时见到他正看着我，然后，他又出现在地铁车厢内的广告画框里，仿佛想要确保我不会在车厢里睡着而坐过站。然后，在周末，满街都是他，在电话亭旁，以及那些如今已不用了的道路装置上。
几个月之前，在2月，爸爸的回顾展在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那里距离我的学校只有三个街区。上东城的灯杆上满是美术馆的路旗，上面是他的照片，手持一枚硬纸筒，炸出一朵蘑菇云。古根海姆的展览迅速成为该馆史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展览之一，在我的学校，人人都开始谈论这位炙手可热的艺术家的女儿。与这相似的是三年后，我在上海待了一个月，白天去上汉语课，晚上去泡酒吧和夜店。那个月正逢爸爸登上国内《芭莎艺术》杂志那一期的封面，这本杂志出现在每个报摊，还借户外的广告牌大肆宣传，展示杂志的封面。每天去上课的路上，我看到爸爸在《芭莎艺术》的封面，凌晨，当我从一家酒吧逛到另一家夜店，我看到他摆着有模有样的pose，正盯着我看。我从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这是我的爸爸，他无处不在。我喜欢将他指给身边的人们看，但从不知这是否合适。我为那一期《芭莎艺术》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我很矛盾，因为我想给别人看我的文章，却又不想炫耀我的爸爸登上封面。这篇文章叫《时而欢喜时而挫折的父女关系》，开头是这样写的：“要我来写爸爸这样亲近的人，是件挺难的事儿。我和爸爸的关系不是那么简简单单。最主要的当然是敬爱和崇拜，却也偶尔会受到一些小摩擦的影响。谁家的父女关系不是这样呢？”
如今，我不仅是他的女儿，陪伴着他游历各个大洲，没完没了地出席他的展览开幕式，还是一个探访他的展览的独行旅人，在正常的开馆时间，买票入内。我不知道爸爸是否想过我会成为他的观众中的一员，来到那些收藏他作品的美术馆。
他更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卖给美术馆而不是私人藏家，这样的话，这些作品就可以一直被世界各地的公众观看，他的“遗产”也因之得以保存。当我在一个展览中看到他的绘画和装置作品时，会将它们视为他的化身，因而感到他总是在我身边，没完没了地看着我。他要确保我不会遭遇麻烦，虽说我也从未试图去招惹麻烦。我不知他是否想过以作品来注视我而弥补他不在我身边的缺憾。我必须好好的，在美术馆中看他的作品，而不是在城中藏污纳垢的地方骂骂咧咧。我总试图以某些方式去赢得我所喜爱的人的认同，正如我希望能够更加了解我成长的环境。我愿意认为他的作品中有一种专为我而备的父性品质，然而，在一天将尽之时，当我在美术馆中邂逅他的作品，我也只是一个美术馆游客，他也只是一个被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收藏作品的著名艺术家。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来美术馆是为了欣赏艺术，还是因为美术馆中有我熟悉的孤寂而能使我感到宽慰，并且，还可能因偶遇爸爸的“在场”而得到些许满足。我发现，对许多人来说，艺术欣赏是从童年培养起来的，但对我来说，艺术就是我的童年。在艺术之外，我无法了解自己，正因如此，我无法摆脱艺术。我想要在爸爸的“遗产”之外建立自己的身份，但这太困难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在寻找他。
Ⅲ
参观过斯德哥尔摩的现代美术馆几个星期之后，我重游了在Humlebak小镇的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像许多我小时候到过的地方一样，成年之后重游，我发现它比我记忆中的样子小很多。爸爸和我看了一圈展览，见了几位十四年前与他一起工作的朋友。我们又回到那个与瑞典隔海相望的海滩，像多年以前一样拿鹅卵石打水漂，再到“船库”去享用午饭。贾科梅蒂那些雕塑寸步未移，儿童工作坊也还在原处，培养着那些将会长成艺术家的小苗。
我相信美术馆是千年不变的地方。除去一些新近纳入的藏品，永久陈列几乎不变，馆址依然如故，一如往常的建筑，容纳着一如往常的无聊与孤寂。它们也依然是我不时遭遇某种熟悉感的地方。
虽然艺术史是我成长的底色，我却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艺术史家。其实我并不知道多少艺术家的名字，与艺术家同行的经历也只限于与我爸爸一起环游世界，见一些与他一同参加群展并和他同样埋头苦干的同代艺术家。直到现在，爸爸提到他的同代艺术家时还是会用中文译名，比如“劳申伯格”这样的译法，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则被称为“我的一个现在拍电影的朋友”，所以我一向搞不清这些人的英文原名是什么。在那许多的美术馆游历之时，我会记得有一些作品在一瞥之间给我留下过深深的印象，但直到我认真地开始在学院里学习艺术，才开始不时地遇见带来“似曾相识”感的作品。
去斯德哥尔摩现代美术馆之前，我到洛杉矶去看爸爸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个展，与我的表妹还有几个朋友一起作为游客买票入内。爸爸的展览一旁有个大地艺术的展览，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件四岁那年看到过的录像作品，那是一个寒冬，巴黎的某个美术馆，它令我感到坐立难安。在这件录像里，一个赤身的男人埋在泥土中，用身旁满是泥泞的碎石在自己的肚子上建造房屋，他被困于这荒芜泥沼的无尽空间。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坐在美术馆中的屏幕前，感到多么的孤独。我觉得，他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孤独，赤着身子，满身污泥，困在泥土之中，在自己的肚子上搭建一个没有人会去居住的小房子。小时候，我常常觉得双腿并不听我的驱使，因为我总是被爸妈拽着走来走去，走遍整个世界，参观美术馆，拜访他们的艺术家朋友。我就像这个在泥土中的矮胖子一样绝望。我惊愕地发现，十八年后在洛杉矶的盛夏再度观看这件作品，一切都几乎没有变。我从展墙上的说明文字得知，这件录像作品是查尔斯·西蒙（Charles Simonds）1970年的系列影片《神话集》（Mythologies）中的一部。如今，我走得更多，一个人到处游历，开着租来的汽车直奔美术馆，我已大学毕业，对怎样为人处世却依旧近乎无知，与我初看这件录像时几无二致。当需要弄清楚如何实现我的生活目标时，我的双腿依旧停不下来，就像一种病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