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1945年9月初旬，立法院院长戴传贤曾邀何应钦及父亲等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的方针。父亲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须先收热、察。万一必须大军出关，亦只宜先驻沈阳，俟包（头）、绥（远）解围，锦（州）、承（德）肃清，再收长（春）、哈（尔滨），否则军械补给、士兵寒衣，均生困难。[9]父亲从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东北、华北的接收，东北的补给线过长，国军的力量，同时占领东北、华北，力有不逮；部队入东北，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故应先巩固华北，步步为营，再作北上打算。父亲曾任军训部部长八年，对国军部队的实力，了若指掌。父亲的看法，与魏德曼不谋而合。魏德曼亦认为独国军没有力量同时占领华北又北上接收东北。他向蒋中正建议，政府应立即派遣军政精英人员，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先巩固其地政权。他并向蒋氏建议，将东北问题国际化，邀请美、英、法、苏，与中国暂时共管东北，以监控苏联在东北单独行动。[10]蒋氏亦深知东北国际形势的复杂，曾认真考虑过魏德曼的建议。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11]
蒋氏在此检讨认为国军应先集中平津，也就是父亲当年的建议。
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1945年8月31日，国际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联合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规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划东北为九省，先后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此外并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当初国民政府委曲求全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即希冀以外交谈判与苏联交涉接收东北，而蒋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足见国民政府对中苏谈判，寄望之殷。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抵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并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 Y.Malinovsky）展开一连串崎岖曲折的谈判。中国方面，谈判重点在于苏联撤兵日程以及中国部队进驻东北的问题。中国要求部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港上岸。但苏联坚称大连乃自由港，中国军队不得使用，而营口、葫芦岛等港，苏联则称情况不明，无法保证国军安全。后国军部队运抵葫芦岛港口，果遭共军射击，只得改向秦皇岛登陆。至于撤军日期，苏联也一再更改，有意拖延。苏联阻挠中国接收，主要原因是在撤军前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经济特权。
10月底，斯大林准备与蒋中正直接商谈，邀蒋经国先往。12月25日，蒋经国以蒋中正主席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两次会晤。斯大林提出的谈判重点为坚决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要求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独立政策，如将美国势力排出，由中苏合办东北工业三十年，可命中共服从蒋主席的领导。斯大林并提议与蒋中正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会晤。蒋中正对斯大林反复无常心生疑惧，又怕中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之计，没有接受邀请。
中苏谈判胶着，而共军趁机源源上道进入东北，国民政府鉴于外交接收失败，而派往接收的行政人员，又处处受到共军威胁，乃决定下令国军部队硬行闯关，开始军事接收。国共军事冲突，在关外日渐扩大。
自1945年末至1946年初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前后抵达东北的国军部队如下列次序：
1945年11月，十三军，军长石觉。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1946年1月，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同年2月，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3月，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4月至5月，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5月，九十三军，军长卢濬泉。
此外，尚有青年军的二〇七师，师长罗又伦。
“四平街会战”之前，国军出关共七个军，约二十八万人，由美军协助，从越南、缅甸以及中国西南边域，海空运到东北。
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便将司令部指挥所设在秦皇岛，指挥国军部队进占东北。由于共军捷足先登，南满的中小城市多被占领，国军入东北，是一站一站硬打进去的。十三军及五十二军先抵秦皇岛，因十三军乃全部美械装备，火力强大，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杜聿明指挥这两个军，自11月中旬从山海关沿北宁铁路北上，11月26日，进据南满重镇锦州。其间林彪部队远道跋涉，十分疲劳，一时战斗力尚未恢复，而共军的装备远不如国军，且打且退。国军初入东北，尚称顺利。韩先楚也承认，国民党军“最初进攻的兵力，虽然不过两个军，但战斗能力却优于我军”。[12]
国军攻占锦州之后，继续往北扩展，占领北镇、黑山、义县等地，同时往热河方向锦承铁路西进，攻进北票、朝阳。1946年1月，国军已占领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广大地区。2月，十三军八十九师，向法库冒进，与共军新四军三师激战于秀水河子，八十九师折损一团人，是国军出关后，第一次受挫。但同时国军第六军等其他五个军，已陆续进入东北，国军势力大增，关外国共战争，乃转剧烈。
苏联向国民政府索取东北经济利益不得逞，国民党内由CC派主导的反苏运动在各大城市爆发，中苏关系恶化，国际上美国领头向苏联施展压力。1946年3月11日起，苏联乃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于是国共部队便积极展开争夺东北各大小城市。3月13日，国军五十二军进驻沈阳，随即配合新一军、新六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继续进军，从3月下旬至4月初，占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南满重要城市。而共军早已深入北满，又得苏军撤退时之暗助，纷纷进占北满以及中长铁路上之大小城镇，3月18日，共军进占四平街，4月18日进占长春，一周后，又占领哈尔滨，其他如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亦多落入共军手中。国共两军，南北对峙，关外大战，一触即发，而双方下一个攻防的目标，即为位于沈阳及长春之间中长路上之重镇四平街。于是历时一月，从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关外第一次主力战“四平街会战”由此开展。
马歇尔调停
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于1945年12月24日抵华，调停国共内战，至1947年1月8日，调停失败离华，其间年余，亦正是东北国共之争，国军由初期军事优势开始逆转，成为劣势之时。1946年四、五月间，东北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大胜，马歇尔不断向蒋中正施压，敦促东北国军停止追击。其后，蒋中正6月6日下第二次停战令，遂让林彪溃败之军，得以喘息，日后整军反扑，击败国军。第二次停战，对东北战局，影响至巨。
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是中美关系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件事情。国民党固然归咎马歇尔处处掣肘，遂令国军坐失良机。国共斗争失败，国民党责怪美国援助不力，马歇尔被列为罪魁祸首。而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充分施展“会议战术”，边谈边打，瓦解国军士气，谈判桌上占尽上风，但对马歇尔亦不领情，谴责他偏袒国民党，给国民党美援，替国民党运输军队。最后马歇尔弄得两面不是人，铩羽而归。朝鲜战争兴起，美国国会追究“谁失去中国”的责任，马歇尔又被当箭靶，受到猛烈攻击。这位二次大战杰出的美国将领，大概万没料到，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竟变成他一生辉煌事业的“滑铁卢”。
美国杜鲁门政府派遣马歇尔至中国调处国共内战，其实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首先是美国政府及马歇尔本人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知有偏差。美国传统重欧轻亚的政策，低估了中国战略的重要性。认为美国不值为中国一战，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即是绝不出兵干预中国内战。马歇尔本人亦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天然资源及工业基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变为头等军事强国。”[13]因此，他认为即使中共得胜执政，中国对美国暂时亦不会构成威胁。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始尝到中共人海战术的厉害，损失重大，美国才第一次警觉到中共这个对手，不好相与。
由于认知偏差，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当然便有了严重缺失。马歇尔奉命使华，主要任务是强迫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组织联合政府，以政治协商谈判，消弭国共军事冲突。然而对于国共斗争史稍有研究的人，便知道这两党绝无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马歇尔组织联合政府头一宗要务是欲将中共军队国家化，将中共部队编入国军建制，这无异要中共缴械，是与虎谋皮。日本甫投降，共军总司令朱德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共军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地区，军事夺权，是中共的既定政策。至于谈判，毛泽东说得最清楚不过：“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马歇尔调停初期，中共军事还未占上风，所以愿以谈判争取时间。谈判桌上的周恩来，与东北战场上的共军统帅林彪遥相呼应，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交相运用，在马歇尔的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只有被牵着鼻子走的份。马歇尔赴华调停，手中有一张王牌：美援。马氏动辄以切断美援威胁国民党就范，使之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当国民党屡次不听话的时候，1946年10月起为时八个月，马氏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华，让国军吃足苦头。但共军却不依赖美援，所以马歇尔对中共并无拘束力，这乃是他调停失败的症结所在。魏德迈对马歇尔赴华调停的任务，一开始就不看好，他对他的上司有这样的批评：
“马歇尔主要是一介军人，他对国际斗争之复杂性所知有限……尤有进者，马氏奉命抵华之时，早已身心俱疲，对当时情况无法做出正确评估。”[14]
魏德曼的话说得很重，但颇中肯，马歇尔的确对当时中国情况缺乏深刻了解。1946年4月，马歇尔回美述职后重返中国，21日竟向蒋中正呈递备忘录，宣称拟以美国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15]当年蒋中正与史迪威翻脸，主要原因之一即为史氏拟以美国装备供给共军抗日。事实上，4月18日，东北共军违反停战协定打入长春，马歇尔竟会在此时对蒋中正提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建议。马歇尔对国共之间的心结心病如此缺乏认识，他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次“四平街会战”
“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四平街是当时辽北省的省会，人口八万，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之交点，为东北交通枢纽，工业及军事之重镇。其东北郊山峦重叠，西南郊河流纵横，形势险要，又因其位处中长路上沈阳与长春之间，是南北满通衢的咽喉，历来为战略上必争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