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郁达夫就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创造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多言，郁达夫可谓是该社中的大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与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阿Q正传》，分庭抗礼。三面大旗各有立意，别擅胜场。《女神》如狂歌猛进的口号，反对封建，宣扬民主。《阿Q正传》则针砭入里，刺痛国民的愚昧；《沉沦》则直面年轻人的思想生活，道出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困惑，迷茫和无奈，其感伤、郁悒，甚至病态的文风，让舆论哗然，一时间赞佩的，詈骂的，评价不一。
《沉沦》中的主人公留学日本，不甘沉沦，但在事业与爱情都追求不到的时候，他无可奈何且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在彷徨失措中，他来到酒馆妓院，毁掉了自己纯洁的情操。事情过后又自悔自伤，感到前途迷惘，绝望中投海自杀。主人公在自杀前，悲愤地对着当时的社会环境大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关于《沉沦》，郭沫若评价：“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实在是暴风雨式的闪击。”茅盾评价：“主人公是可爱的，应受人同情的。”陈西滢评价：“主人公可以说是现代青年的代表，我们谁都认识他。”周作人也肯定“《沉沦》是艺术品，其中的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
郁达夫与日本渊源颇深：他早年在日本成名，日本文学界对其清丽的文风颇为推崇；卢沟桥事变后，郁达夫在南洋大力宣传抗日；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他却被日本宪兵杀害。才子短暂一生，在民国天空中划过了一条璀璨的印记。
当一个社交达人
完美自我营销
在民国的诸多文人当中，胡适可谓是脾气最好、朋友最广的一位。他应邀在北大当教授时，正逢白话革命兴起，作为先锋干将的胡适先生，俨然青年导师。即便名满天下，他依旧平易近人，每个周末都会在家中接见各路访客，梁实秋曾回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可以去找胡适，也都可以满载而归。穷苦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引门路；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几句俗话。”
胡适宽容大度的社交风格迅速给自己积累了良好的声誉，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不到一年时间，北京城开始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叫做“我的朋友适之先生”。真正的朋友们很是诧异，免不了问他：“适之你怎么回事，交朋友也有个分寸吧。”胡适只是淡然笑笑。甚至有人以“适之先生的朋友”自居，行招摇撞骗之事，胡适闻之也不与之计较，道：“朋友就朋友吧，拿你当朋友，总比拿你当敌人好。”
也许胡适先生“交朋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自我营销，但是事实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街头卖芝麻饼的小贩，也曾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热情回信，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赞扬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这位小贩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
倘若您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国，大可以去北京城找胡适先生聊聊，要是时间对路，没准在他家还能遇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胡适比毛泽东大两岁，是北大新派教授，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毛泽东也经常旁听胡适的讲课，成了胡适的一名旁听生。后来，经北大教授杨昌济（杨开慧之父）的介绍，毛泽东还专门拜访过胡适，向他请教并讨论新文化新思潮等问题。
胡适的名气还传到了紫禁城之内，小皇帝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非常感兴趣。在民国成立之初，国民政府和清廷皇室达成了协议：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外，其余全部属于“宫禁”范围。溥仪仍称皇帝，用宣统年号，在宫内过着小朝廷的帝王生活，至于“优待”到何日为止，并无期限！
溥仪一直呆在宫中，听说身边的太监都自诩是胡适的朋友，更是心生好奇。小皇帝猜测：莫非胡适便是传说中的陈近南一类？平生不识陈近南，纵是英雄也枉然？
溥仪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紫禁城装上电话后，他就给胡适拨了一个，那是1922年5月17日，双方对话大致如下：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做为反帝反封的新文化领军人物，清廷遗老们显然将其视作“大逆不道，无君无父”，胡适的大名，还真跟天地会陈近南有一比。宫里老臣们听说皇上私下约见危险人物胡适之，都气急败坏，“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左派”人士则群起而攻之，痛斥胡适想当“帝师”，是“民国叛徒”，其中鲁迅先生骂得最凶。
其实，胡适是豁达的，且看他的日记“5月17日，今天清宫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即阳历5月30日）去看他。”
为了慎重起见，胡适先去拜会了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5月24日，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指隆裕皇太后等人）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皇帝要交胡适这个朋友，胡适自然不会拒绝，5月30日，胡适如期进宫见了溥仪，日记记录如下：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让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
……他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他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这次会见，胡适对这个被关在深宫，渴望自由的年轻人产生了些许同情，为此他作了一首诗《有感》：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本来只是想交个朋友，顺便推广他的白话文理念，无论对方身份如何。可此事还是让社会舆论大哗，不少文人对胡适大加鞭挞，仿佛胡适出卖了民国。胡适迫于无奈，在第十二期《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宣统与胡适》，文中除如实介绍了与溥仪见面的情况及个人感受外，还对当时的社会心态进行了批评，文中说：
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可算得一个少年的人（胡适时年31岁）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到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公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大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头号证婚人
交游广阔的胡适还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跟人当月老。时间一长，胡适专门备了一本“鸳鸯谱”，凡是由他牵线做媒，或请他当主婚人的夫妇，都要在上面签名。其中有赵元任夫妇、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蒋梦麟夫妇等等。
关于赵元任和杨步伟的婚礼，被称为民国新式婚姻第一例，双方均抗拒包办婚姻，属于自由恋爱。结婚时，只有婚，没有礼。胡适是证婚人，回忆道：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赵元任妻子杨步伟），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杨步伟）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二人的婚礼。
赵元任夫妇成亲后，亲友们才收到了他们寄出了通知：“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士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民国十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此结婚方式触怒了双方的许多亲友，胡适跟着被骂，胡夫人江冬秀更是严厉教训丈夫少惹这种孟浪之事。赵元任夫妇携手60年，堪称佳偶，1946年，二人银婚纪念日（25周年）时，证婚人胡适不能亲临祝贺，寄贺诗《贺银婚》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沈从文在北大教书时，爱上了校花张兆和，天天给张写情书。张烦了，向校长胡适告状，胡适淡淡一笑，干脆做起了媒，终于成就了一段姻缘。
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的时候，劝胡适去劝导陆母。陆母提出两个要求：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素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二要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这两项都很难办，但胡适最终还是办妥了，徐志摩感激不尽。
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成亲时，也约请胡适证婚。千家驹曾是胡适的学生，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一点不摆架子，很有人情味。”举行婚礼时，胡适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胡适热衷于当月老，但也有推掉的时候，老友蒋梦麟的两次婚姻，胡适就抱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1936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与原配离异，拟娶莫逆之交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女士。说实在，蒋与原配并无相同语言，好友意外去世，他对陶曾谷照顾有加，二人难免情愫暗生。在文化界看来，二人结合也是佳话，但中国人传统观念是朋友妻不可欺，蒋梦麟为了减轻压力，请老好人胡适证婚。胡适夫人江冬秀极力反对，将丈夫关在房里，胡适无奈之下只好从后窗跳出，逃出去为蒋陶二人证婚。
孰料1958年陶曾谷去世后，已经75岁的蒋梦麟又发展了一次黄昏恋，要迎娶小自己二十岁的徐贤乐，依旧请胡适证婚。这次胡适极力反对，甚至劝老友放弃，两人闹得很不愉快。后来证明胡适的眼光没错，蒋梦麟第三次结婚后不久便离了，因为双方性格实在不合。
胡适一直很忙，他的两本鸿篇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均影响巨大，却只有上半部，黄侃曾讽刺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陈衡哲则为之惋惜：“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话幽默而真实。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证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