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冲动、善变和焦躁等群体特性。任何刺激因素，都能控制群体，并因其产生的反应随时出现改变/群体向来随性而为/种族的影响。（2）群体极易轻信，并为暗示所摆布/错把幻觉当现实/幻觉对任何群体中的个体都是一致的/一旦进入某个群体，便不再存在有教养的人与无教养的人的说法/用实例说明群体中，个人易受幻觉的控制/所谓的史学剧作，事实上价值甚微。（3）夸张与单纯，不容怀疑与不确定这些群体情绪的特点/易走极端的群体感情。（4）偏执、专横与保守的群体感情及其产生原因/对强权唯命是从的群体特点/短暂的革命本能阻止不了其自身的极端保守/仇视一切进度与改变的本能。（5）群体道德，既能高于个人，也能低于个人/说明与实例/对利益的担忧不能左右群体/具备净化功能的群体道德。
在对群体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大致说明之后，我们开始对这些特点的细节部分进行研究。
让我们先明确一点，冲动、焦躁、无理性、无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这些群体特点，我们经常能在诸如妇女、儿童和野蛮人，这些低级进化状态的生命中看到。不过，这一点我只打算一笔带过，本书并不包括对它的论证。这一结论，对那些熟知原始人心理的人来说毫无价值，同时，也不能说服那些对此毫无了解的人们。
好了，现在我们继续对能从大部分群体中发现的各种不同特点展开探讨吧。
（1）群体具有的冲动、易变和急躁等特征
关于群体的基本特点，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全由无意识动机控制。我们聪明的大脑，并非是影响群体行为的主要原因，而是来自脊椎神经。因此，群体与原始人极为相似。单从表现来说，所有这些不被大脑控制、只听从自身接受的刺激因素的行动都是非常完美。必须清楚地知道，这些刺激因素，在时刻变化，并控制着群体。因此，我们把群体称为刺激因素的奴隶。尽管同群体中的个人一样，孤立的个人也会受到来自刺激因素的影响，但不同的是，一旦影响出现，聪明的大脑就会立刻提醒他，不能上冲动的当，从而警示自己克服冲动的控制。通过心理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这样叙述：唯有孤立的个人拥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是不具备这一能力的。
我们依据各类会使群体产生兴奋的原因，把那些控制他们的冲动分为豪迈、残酷、勇猛和懦弱等很多种。每一种冲动都极为强烈，因此，想控制它们，即使是为了保护个人生命的利益，也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刺激使群体总是处于下风，从而直接导致群体多变性的出现。因此，群体可以在最血腥的狂热和最极端的英雄主义与大气之间转换自如。这一秒如凶手般残忍无情，下一秒却突然如英雄般充满正气。群体，为达成某种信仰从来都不计后果，不惜流血牺牲，哪怕是在起义中牺牲。我们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便能更深层次地了解群体在这方面所能做的事情，这是因为就在前不久，一位名叫布朗热的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号召起数以万计的人听令于他，从而远近闻名。那些追随他的信徒们，为完成他的事业不惜搭上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群体完全不懂得事前做打算。行为被身边各种刺激因素控制着，一旦出现最矛盾的情感刺激，便会瞬间一触即发。他们犹如落叶，任由狂风将自己吹往任意一个角落。关于他们感情的多变性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对革命群体进行研究时，以具体事例来为大家做出解释。
群体的易变性，使他们变得不易驯服，尤其当他们掌握着公共权力时，表现更加明显。民主，在各种必需的规则与制度等无形的制约消失时，也会同时濒临崩溃。另外，那些在个人看来极度疯狂的、来自群体的愿望，虽时时出现，却从未能长时间坚持。因此，结论不言自明：群体完全没有做出长远安排和考虑的能力。
群体如同野蛮人般冲动而多变，绝不承认任何横跨在愿望与实现愿望之间的困难，而且他们那壮观的数量，给人一种所向无敌的感觉，因而更不屑去理会这些困难。“不可能”三个字，已从群体中的个人的词典里被剔除。一个孤立的个人，即使面对最强烈的诱惑，也能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出像烧毁宫殿或抢劫商店这种疯狂的事情，因此在压制诱惑方面，他可以控制得很好。但一旦他融入一个群体，并感受到那股强大的力量时，便会萌发烧杀抢掠的想法，并被这种诱惑牢牢地控制着。此时任何意外的绊脚石，都会被他无情地毁灭。所以说，这种由人类机体所产生的强烈而迅猛的激情引发的群情愤慨，正是群体愿望遭遇阻碍时反应出来的正常状态。
人类的所有情感，均来自于我们种族独具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对群体的焦躁、冲动和多变性，包括我们研究的所有的大众感情，都有极大的影响。虽然，每个群体，大致来说，都具有焦躁与冲动的特点，但每个群体的表现程度上又全然不同。比如，把英国人群体和拉丁民族群体放在一起比较，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近期发生在法国历史中的一系列事件，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就在25年前，一场可怕的战争（1870年，由于一份具有挑战性质的“埃姆斯电报”被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公布于众，从而导致了普法战争的爆发。）仅仅因为一封令某位大使蒙受耻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世的事件，而引发众怒，接着一发不可收拾。但事实是这封电报甚至没有得到证实。同样的事情，若干年后再次被重演，虽只是一封关于谅山的失败的电文，但这无关紧要的失败，却再次撩起人群的怒火，疯狂地打垮了当时的政府（1885年中法战争，法国战败总理茹费理下台）。但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英国远征喀土穆的惨败；不同的是，此次失败并未在英国民众中引起多大反响，大臣也没有因此解职。各地群体，多少都会有些娘娘腔，这种习性最重的当属拉丁族裔群体。一个人一旦得到这个群体的信任，命运便会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行为，就像在悬崖边漫步，稍有不慎，就会失足堕入深渊。
（2）群体容易受到暗示和轻信
易受暗示，是我们在给群体下定义时提到的一个普遍特征，并对暗示的传染性在每一个人类群体中所能达到的程度也做出了说明。这也正是群体能快速向某个方向转变的原因。一个群体，因其始终处于渴望受到关注的状态，易受到暗示的心理便能很好理解。提议一旦吸引群体中的人们，那么，人与人之间彼此传染的过程，很快便会成为事实。
这些被暗示影响的想法，一进入大脑，就会很快让群体中的个人付诸行动。哪怕需要付出生命或者去杀人放火，他们也在所不惜。刺激因素是决定群体所有行为的关键，群体中的个人，完全不同于孤立的个人，极有可能做出与所受暗示相反的动作。
这样，群体自始至终徘徊在无意识的领域里，对所有暗示唯命是从，表现出一种生物特有的、抛弃一切理性影响的激情。这时候，除了极度轻信，再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群体中，任何在孤立的个人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请牢记这一点。
从那些经历过巴黎围困的群体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出关于群体轻信的众多事例。比如，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不会发生将顶楼上的一线烛光当作向围攻者发出的信号这类事情。因为那么一点微弱的烛光在数里之外是根本不可能被看到的。
那些轻易能够成为群体中互相传播的神话，不单单是因为群体中的个人容易极度轻信，也和人们热爱添油加醋改变原本平凡的故事再进行谣传这个特点密切相关。任何一件事，一旦发生在群体面前，即使再简单不过，也会很快变得面目全非。因为，群体习惯用形象来思维，形象本身又很容易引发一连串与事实风马牛不相及的其他形象。这种状态，只要我们回想一下那些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情不自禁地联想，就很好理解了。理性地想，这些事情其实是毫无关联的。但群体根本不会这样想，他们习惯性地将想象出来的幻觉与事实混合在一起。群体也缺乏区分主观与客观的能力，他们总是把幻觉当成现实，即使幻觉与事实有着天壤之别。
群体总是千方百计地扭曲自己亲眼所见的事情，群体中的成员，在同一件事情上，所有人都产生相同的理解这一点，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一旦被相互传染，最终会被曲解，这是可以预见的；而最后的结果必定是，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对真相进行歪曲，那么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便由此开始了。当圣乔治画像，还挂在耶路撒冷的墙上时，所有十字军官兵中，某一个人首先感觉到了画像的存在，接着经过暗示与相互传染，奇迹出现了，每个官兵面前便都出现了画像，并逐渐被所有人承认了。
集体幻觉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并且已经具有一切被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这一现象，是千万人亲眼所见并全体认同的真实存在的现象。
想反驳前面的言论，根本不需要考虑群体成员的智力品质。这种品质，在群体中可有可无。学识渊博的人和白痴，一旦变成群体中的一员，便毫无区别，全都丧失了原本的自我辨识能力。
这样说似乎没有道理。我们必须研究足够多的历史事件，用事实说话，才能消除人们对此的怀疑，否则，写再多的书，也是白费工夫。
我决定用实例来向读者证明，我说的这些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些随机抽出的实例都是能够被许多实例引用的。
下面，我将举出一个最典型的实例，一个集体幻觉使群体变成牺牲品的实例。最博学与最无知的都是这些群体里的个人。写了《海流》一书的海军上尉，朱利安·菲利克斯，曾在书中偶然提起过这件事，《科学杂志》也曾对此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在外海游弋，试图寻找在一场风暴中与它失散的巡洋舰“波索”。这是个晴朗的白天，执勤兵突然发现了船只遇难的信号。然后，全体船员官兵，都确切地在信号发出的方向看到了在遇难船只的后面还拖着一只满载了人的木筏。
事实上这不过是集体幻觉。接着，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全力打救那些遇难者。就在目标即将靠近时，“听到许多混乱的哀号声”和“能看到一大群显然还活着的人正伸着手”等现象出现在了船上官兵的脑海中。然而，当营救船只到达目标时，他们眼前不过只是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此时，船上的人才肯承认，这些很明显只是从海岸附近漂过来的树枝，并非等待营救的人们。只有在确定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无容身之地。
在这个实例中，我们能非常明白地看出之前已经说明过的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这里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等待解救的群体，二是值勤者受到了海上有遇难船只信号的暗示。无疑，经过相互传染，当时在船上的所有官兵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暗示。
我们总能在群体中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歪曲事情真相，用没有关联的幻觉代替事实。人数并不是群体组成的必需要素。就算只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照样可以形成群体，群体的一切特点，与他们是否博学无关，都能从他们的专长之外表现出来。在群体特点的影响下，他们自身原本具有的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等特点全都消失不见了。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举了一个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联的奇妙例子。最近的《心理学年鉴》里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召集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华莱士先生在内的许多优秀的观察家，并请这些优秀的观察家认真审查物体，然后按自己的意愿给物体做上标记。达维先生当场在观察家们面前对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全过程进行了演示，要求他们记录下自己所观察到的精神现象。报告结果出奇一致——这种现象只能通过超乎自然的手段才能获得。最后，达维先生解释，这一精神现象的出现只是简单的骗术而已。“我们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到，神奇的其实并不是骗术自身，而是不了解事实的目击者提供的虚假报告，达维先生研究得出的这一特点令人惊异。”《心理学年鉴》中描述如下，“很明显，无数其他目击者总能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假设他们认为自己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出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并不能单从骗术这一点来解释这唯一的结论。达维先生发明了十分简单的方法，人们对他竟然采用这些方法大吃一惊。但是这些貌似简单的方法却使他拥有了控制群体大脑的能力，他坚信，他能使人们看到自己曾经无法看到的事情。”这一事件的真相如同催眠师对被催眠者进行控制一样。显然，这种能力，对于那些思维严谨、对任何事都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同样有用，所以，为什么普通群体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也就一目了然了。
我还可以举出无数这样的例子。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相信大家都看到报纸上关于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事件的报道了吧。有五六个目击者非常确定地表示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在完全一致的证词的证明下，预审法官毫不怀疑地签署了死亡证明。但是，在孩子的葬礼上，人们却被一个偶然事件惊呆了，那个被认定已经死亡的人事实上仍然活着，并且看起来和溺亡的人完全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和之前我们讨论的实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轻信了自己的幻觉，并影响了其他目击者。
之所以发生这类事情，起点通常都是由某个人头脑中一些模糊的记忆产生幻觉进而成为暗示的，这一最初的幻觉一旦得到肯定，便迅速开始相互传染。假如第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那么即使他发现自己已经辨认出了尸体，但只要别人发表不同观点时，他便会轻易地认同其他多数人所谓的正确观点（尽管事实上是错误的），并不自觉地否定自己原本正确的观点。这种认同感正是形成一个肯定过程的核心，它使人们丧失个人的理解力与一切判断力。此时人们所看到的，不再是个体本身，不过是一种出现在他自己脑海里的幻象而已。最可笑的是报纸在这件事的后续报道中说，孩子的母亲居然也认错了自己孩子的尸体。这就是说，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找到了我前面提到的两种暗示。
虽然另一个孩子即刻认出了这个孩子，但结果是错的。于是，又一轮胡乱辨认的过程便开始了。就在尸体被全体同学辨认过后第二天，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妇女突然跑来哭喊：“我的神啊，他是我的孩子啊！”
她来到尸体旁边，看了看孩子的衣服，又看了看孩子额头上那道伤疤。“错不了，”这个妇女说，“去年7月我就开始四处找他了。当时以为他一定是被坏人拐走杀害了。”
女人姓夏凡德雷，在福尔街当看门人。很快，人们又叫来了她的表弟。一问，他也肯定地说：“是小费利贝，没错。”然后又有好几个同住一条街上的熟人也纷纷确认了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其实，后来几个认出这个死去孩子的同学，依据的仅仅是孩子胸前佩戴的徽章而已。
毫无疑问，邻居、表弟、同学以及母亲全都搞错了。过了一个半月，终于证实了那个不幸的孩子的真正身份。他来自波尔多，在当地遇害之后，被凶手运到了巴黎。
这则消息于1895年4月21日由《闪电报》报道。
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种误传，通常极易发生在妇女和儿童之间。因为他们便是我们提到的最无主见的人。当然，有一点很明确，这样的目击者尤其儿童，他们所提供的证词是不能当作呈堂证供的。人们常说童言无忌。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一个稍微有一点心理学修养的人，都会很清楚地知道，撒谎其实是儿童的天性。不过，很显然这种谎言也是极其无辜的。因此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是扔铜板的办法，也比孩子的证词来得更可信。
好了，让我们继续讨论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吧。结论就是，群体的集体观察是极可能犯错的，很多时候，它所表述的是在传染过程中对其他人造成影响的个人幻觉。群体的证词根本不可信，这一点已经有无数事实向我们证明过了。发生在25年前的色当战役，数千人参与了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可当那些矛盾至极的目击者证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根本没有人能够确定究竟谁才是这场战役的统领。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近作中证明了一些关于滑铁卢战役最为重要的事件，直到现在仍有人正在犯着严重的、即使已经被好几百人证实过的事实错误。[4]
群体证词的价值经事实证明后，其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得到无数证人全体认同的、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毫无疑问才是能够作为支持事实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不过答案可以从我们所了解的群体心理学知识中找到，当然，我们需要重写讨论逻辑的文章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参与观察人数众多的事件，也必定是受到最严重怀疑的事件。假如一件事被数千个目击者同时证实，也就意味着真相其实已经与公认的描述大相径庭了。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部史学著作，都不过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不过是在没有根据地描述一些基本上是错误的所谓的事实，并将其与一些无用的思考结果混为一谈。假如没有那些历史留下来的文学、艺术等巨作，那么我们便无法了解以往时代的真相。所以我们认为写这种东西纯粹是浪费时间。后人所记录的比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等伟大人物的生平，这些人在人类历史上都不可否认地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但我们所知的这些记录能保证句句属实吗？谁又能肯定它们不是编造出来的子虚乌有的故事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在意他们的真实生平。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些伟人究竟以何种形象出现在大众神话中。那些打动群体心灵的总是已经被人们神化过的英雄而并非实际存在的真实英雄。
遗憾的是，时光流逝，书中清楚记载的神话，其本身却毫无稳定性可言，尤其是因为种族的关系，它们被群体的想象力肆意地改变着。《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和天主教中著名的修女圣德肋撒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上帝，差距极大；而中国人极其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信奉的佛祖也无甚关联。有关英雄的神话不会一成不变，群体的想象力非常易变，我们无须等待太久，便能使英雄离我们而去。这样的转变很可能只需数年。我们身处的时代，就能清楚地看到，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有关那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伟人之一的神话已经数次被改写了。在波旁家族统治时期，拿破仑被描述成卑贱者的朋友，一位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在当时的诗人看来，他必将长存于山野乡民们的记忆之中。但才过去短短30年，残暴的暴君形象已彻底颠覆了他曾经儒雅安详的英雄形象。因为自己的野心，拿破仑不仅篡夺权力并摧毁自由，更让300万人死于非命。这个神话在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变化。几千年后，未来的博学者们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时，也许会像当代人怀疑释迦牟尼一样，深切怀疑这位英雄是否真实存在于历史中。未来的博学者们，在拿破仑身上，看到的只不过是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或一个美丽的神话罢了。人们对于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早已不足为奇，我确信，他们比今天的我们，会更了解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会清晰地发现，除了神话，历史已不具备更多保存记忆的能力。
（3）群体情绪具有的夸张与单纯的特点
无论感情好坏，极其简单与极其夸张，都是群体感情表达的最突出的特点。在这方面，身处群体中的个人，连同许多其他方面，与原始人极其相似。每一件发生在群体中的事情，他都不会用自己的思维去区分，无视中间的过渡状态，而仅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并且，任何一种感情，一经流露，再加上暗示与传染飞速传播，也进一步强化了群体情绪的夸张性，使这种感情所褒扬的目标的力量大增。
群体简单夸张的情绪导致的唯一后果，是我们当前的群体，完全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与女人一样，极度容易歇斯底里。任何怀疑一旦出口，瞬间便可能变成言之凿凿的证据。相比之下，无论是哪种厌恶或极左想法等负面情绪，在一个孤立的个人身上，绝不会爆发像群体中的个人那样的盛怒，而最多不过获取不到任何力量。
随着责任感的消亡，群体感情的疯狂尤其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得到进一步强化。那种因群体人数优势带来的所谓优越感，使群体表现有异于孤立的个人，想当然以为自己绝不会受到惩罚。这一点，人数越多，就越肯定。白痴、弱智和心胸狭窄之人，在群体当中，极易感受到一种残酷、短暂却猛烈的力量，从而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卑微无能。
很不幸，这种群体流露出来的夸张性，正来源于原始人本能的隔代遗传，使他们的劣根性表现无遗。人处于孤立环境时，因害怕受罚只能将这些劣根性隐藏起来。这些恐惧感，在他们加入一个群体之后，便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任何卑劣的行径都极易在群体中发生。
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群体所具有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或至高的品行。他们身上的这些品质，在特定时候，比孤立的个人表现得更为突出。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会在讨论群体道德时，再进行研究。
因为群体夸张情感这个特点，若想打动它就只有用极端感情。任何一名想成功说服群体的演说家，少不了在对群体的演说中极尽夸张之能事。说理的方式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些演说家们面对聚集的公众时常常会用到技巧。
除此以外，群体夸张的情感，在对待自己的英雄时，也极其相似。因此能认定，所有从那些英雄身上表现出来的伟大气质，全都被群体夸大过。早前便已有人指正过，观众总是希望舞台上的英雄们具备高于现实的勇气和美德。
早已有人正确意识到了，从剧场这一特殊的角度观察事物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否认这一角度的存在，但是它的原则与常识同它的逻辑方面却几乎没有关联。当然只要具备特殊才华，品味低俗的艺术同样也能打动观众。谁也做不到只通过阅读剧本便成功打动观众。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这部戏最后能否取得成功他们本身也毫无信心，因为，只有当他们将自己成功转换成观众时，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也就是许多不被各个剧院经理欣赏的剧本总能在偶然获得的演出机会中大获成功的原因。[5]
种族因素正好可以证明这种现象的绝对性影响。就这种现象我还可以做出更为广泛的解释。一部歌剧，在一个国家极为成功，但在另一个国家却反响平平，甚至无法继续下去，这都是因为它的影响力不足以作用于另一些公众。
我之前已经很详尽地说明了关于只作用于感情的群体的夸张倾向，对智力不起任何的作用这一点。一位博学的官员塔尔德先生也证实了，个人一旦加入群体，他的智力便几乎降低为零这一观点。在对群体犯罪进行研究时，我们知道，群体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程度。
（4）群体感情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对待感情都是简单而极端的，表现在他们对任何意见、想法和信念，要么奉为真理一概听之，要么当作谬论全盘否定。他们从不对个人做出理性说明，单纯用暗示的办法诱导群体中的个人。大家都知道一点，那就是宗教信仰极度的偏执和专横对人民思想意识的控制。
群体既深知自己的强大，又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有着盲目自信，因此造成了来自群体自身的理想和偏执极其专横的性质。对个人来说，矛盾可以接受，也可以进行讨论；但在群体是绝无可能的。演说者们在公众集会上，一旦有任何有悖于公众意向的言行举止，便会立刻被公众驱逐。这种驱逐，会使演说者很快落荒而逃。而且，现场若无维护治安的人员对群情激奋的公众加以劝阻平息的话，反驳者的遭遇将会更惨。
无疑，专横和偏执是所有群体的共性，不过表现强度又各有不同。对此，主宰人们感情与思想的种族观念，会一再表现出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丁民族这个群体将专横和偏执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正是这两种共性，摧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具有的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在看待独立问题上，有着非常独特的见地，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他们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并坚持任何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都必须立刻放弃自己的信念。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各拉丁民族，每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对自由的理解始终如一的原因。
群体极易产生专横和偏执这种明确的感情，群体中一旦出现对这种情绪煽风点火的人，他们便随时能够行动起来。他们屈从于强权，却对仁慈极其严苛。对他们来说，仁慈等同于软弱可欺。只有残酷压榨他们的暴君才能使他们生出同情心并屈服，对仁慈的君主却完全相反。他们视这种人为偶像。虽然，对那些已经丧失权力的专制者，他们也是横加摧残，但这仅仅发生在他们本身也是平头百姓的时候。恺撒才是群体喜欢的英雄。他们会永远被他的权势所吸引、被他的威力所震慑，也只有他的利剑才能征服他们。
群体屈服于强权的淫威，却肆意打击软弱可欺者。当强权乘虚而入、群体又恰好被极端情绪左右时，群体则会表现得极为反复无常，时而嚣张，时而卑微。
但是，假如你以为占据群体主导地位的是群体的革命本能的话，那么很明显，你对于他们的心理根本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具有的暴力倾向，是让你产生这种错误理解的原因。该如何解释它们爆发出来的反叛和破坏行为总是稍纵即逝呢？这主要是因为无意识因素强势地控制着群体，使他们极易屈服于世俗的等级制，并变得十分保守。如果任其堕落，他们很快便会感到厌倦和混乱，听从本能变成奴才。在波拿巴向所有人炫耀了他的铁腕后，他成功地将自由踏在了脚下，并同时迎来了那些最难驯服的雅各宾党人最热烈的欢呼。
若想更好地理解历史，特别是民众的革命，必须考虑群体强烈的保守本能。群体可能会在某一时期，萌发改朝换代的念头，并不惜以暴乱来取得这种变革的胜利；但是种族对等级制度的需求，仍然能在这些旧制度中被找到，也就是说他们一定能让种族服从。事实上能被群体多变性影响的，都不过是一些流于表面的事情。他们很大程度上有着如同原始人般牢不可破的保守本能。对一切传统绝对迷恋与推崇；又对一切可能改变他们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无意识的恐惧。如果蒸汽机和铁路以及纺织机这些发明是在当今出现的话，以现在民主派拥有的权力，若不付出革命与流血的代价，是无法实现的。不过让我们庆幸的是，在工业革命和伟大的科学发明出现之后，群体已经真正开始掌握权力，使文明得以进步。
（5）群体的道德
假如“道德”是指压抑自己的欲望，努力尊重社会习俗，那么，就群体易冲动、多变这些特征来看，他们是不具备道德的。不过，如道德也包括特定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舍身忘我、敢于牺牲和渴望平等这些品质的话，那么，可以说，在道德方面，群体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但那些总盯住群体犯罪行为的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却在长时间目睹发生这种行为后，得出了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劣的结论。
群体犯罪行为屡见不鲜。那些来自原始时代的根深蒂固的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是导致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作为孤立的个人深知在生活中要满足这种本能的危险性，因此当加入一个对各种破坏行为均无须负责任的群体时，他便开始将这种本能暴露无遗。而在生活中，由于并不能将这种本能发泄在同类身上，便转向动物。这也就解释了群体热衷于捕猎的根源。面对手无寸铁的牺牲者，群体经常会用懦弱的残忍来对付他们。这种残忍，在哲学家眼中，跟数十人用猎犬围捕并杀死一只无辜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是非常相似的。
群体具备一些孤立的个人所无法企及的极致行为能力：既能肆意做各种坏事，烧杀抢掠；也能随时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的名义，往往能轻松给群体中的个人造成很深的影响，并使他义无反顾。这样的事例，我们能很容易地从历史上找到，比如1793年的志愿者和十字军远征。只有群体才能做出这种充满大无畏精神和抛弃名利的事件。为了那些自己不甚了解的信仰、观念和若干言论，群体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事例数不胜数。那些对示威乐此不疲的人群，很可能只是因为一个命令，而并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让生活更容易点。私人利益可以驱使个体的一切行为，却很少成为群体行为的驱动力。这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群体的智慧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支配群体的不是私人利益——在战争中，他们心甘情愿地被屠杀，如同受了猎人催眠的小鸟，奋不顾身地飞向死亡。
当一群无恶不作的强盗形成一个群体时，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也能够因为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分子，而暂时表现出严格的道德纪律。泰纳提醒人们一个事实，很有注意的必要，在“九月惨案”[6]中，那些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占有那些来自受害者身上的钱包和钻石，但事实上他们却把所有这些宝贝都放在了会议桌上。在1848年革命期间，那些占领了杜伊勒利宫的群众完全没有触碰那些令人心动的、每一件都能抵他们数日生活费的物品，毅然选择视而不见。
对个人来说，群体的这种道德净化作用，自然不可能如常规般一成不变，但却是能被我们轻易看到的常态。此种情况，不一定要在我之前所提的那种严重的环境下才能看到。如前所说，剧院里的观众们总是期望剧本中的英雄有超常的品质。这种情况在平时也不少见，不管群体成员素质如何恶劣，他们在每次集会中，都会表现得一本正经。即使是那些粗鲁放荡的人，一碰到某些场合，也能突然变得彬彬有礼，虽然这种场合相比那些他们所习惯的环境，伤害并不会更多。
群体虽然具有放纵以及素质低劣的本能，但也不时地标榜一些所谓的崇高道德行为。假如我们把淡泊名利、唯命是从和为理想敢于牺牲，这些不管是真正的还是虚幻的东西，都归为美德的话，那我们不能否认，群体是确实具有这种美德的，即使是苏珊，这个最聪明的哲学家也无法达到他们的水平。对于群体那些不善思考、易受无意识因素控制的特性，我们不必太过计较，至少他们也会无意识地实践这些美德。不得不承认，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开始懂得思考如何满足一己私利的话，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文明便无法发展了，恐怕人类历史也将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