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夺锦标本是他的惯技，可是日本人看起来却是件了不得的事。士官榜首例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这荣典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便又引为奇耻大辱了。日本人是气量最小的民族，无论什么事不让中国人占先，后来山东出了个围棋圣童吴清源，日本名手一个个败在他的手里，日本人便硬逼着吴改入他们的国籍，这是多么浅薄可笑的事！
浙江求是书院
前清末年，杭州出了个一门三翰林的佳话：名翰林陈豪的长子汉第字仲恕，次子敬第字叔通，先后都点了翰林。后来仲恕主持杭州有名的求是书院，蒋百里便是该院的高材生，该院即现今浙江大学的前身。
二十七年（1938年）百里奉命代理陆大校长，由长衡道出桂林的时候，忽然想到老师陈先生以高龄避难上海，靠着画竹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近况当然很清苦，便由中国银行汇了五百元接济陈先生。陈领到汇款的第三天，早起翻开报来看，看见他的得意门人病逝宜山的噩耗，就像暴雷从他的顶门劈下来的一样，他为国家培植人才，培植了这样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而后进人才从百里手中培植出来的更不知有多少，国家正在危急关头，而百里撒手以去，无论公谊或私情，陈老先生心里的难过都是不言而喻的。
我访问陈先生是三十六年（194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佳日。他年已七十四岁，精神兀自那样的饱满，在战后激流浊浪之中得见这样热情充沛的长者，我不禁引为愉快。他对百里的早期史说得很详明，从他的记忆和谈述之中脸部常泛着无限的伤感。
随后我遇见百里的老窗友钱均夫先生，他和百里同年生，也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但一点不显得苍老，有循循儒者的风度。他和百里订交于己酉岁[1]，那时彼此都只有十八岁，以文字互契而成莫逆。百里东渡求学的那年，托钱先生每逢假期到硖石代省他的老母，他俩的交情从小到老是不同恒泛的。
根据这两老给我的材料，我便能摸清百里童年时代的轮廓。我写百里先生的传记，不想刻画他成一个旧式的传记人物，用“生而歧嶷”、“具有宿慧”等等字眼来烘托他的天才。当然，人类的天才有丰有啬，而幼年生活也各自不同，不过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时代的背景和家庭的环境，凡个性之养成、思想之孕育及未来事业之发展，与其说受着天才的支配，毋宁说时代和家庭的影响力更大。
百里出生于浙江硖石镇唯一的大族。他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生下来就丁着内忧和外患的几个大关头。他的祖父光煦有很多的儿女，不幸他最爱的小儿子得病早殇，他痛心不舍，殓时在亡儿的胳膊上做了一个暗记，祝他“下世再来”。果然不久又得了个晚年子，就是百里的父亲学烺。学烺生下来后，不但相貌像亡儿，连声音、动作无一样不像，这是血统上当然有的事，但是光煦却认为明月再投怀抱，比普通人爱怜少子之情有过而无不及。
人类没有永恒的爱憎心。学烺从小患有软骨病，右臂不能舒卷自如，父亲的爱便由沸点降到零度。学烺在一家人的歧视之下，一度忿而出走，想到庙里当和尚，走到半路上被一位父执劝了回来。那位先生以行医为业，就把学烺带回家授以岐黄之术，后来把女儿嫁给了他。从此学烺往返于海宁、海盐之间，靠着行医维持小家庭的生计。
学烺染疫谢世时，百里才只十三岁。他的母亲是个知书识字的女人。根据科举时代的一般心理，都以读书做官为扬名显亲的阶梯，所以一灯荧荧之下，机杼声与书声相应和，是百里童年生活的写照图。本来有天才的人不一定就是好学的人，百里是大家庭中的不幸者，童年的一部辛酸史却养成了他坚忍耐劳和好学不倦的终身习惯，却未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儿童没有一个不爱听故事的，百里自非例外。太夫人课余向他讲述《封神榜》、《西游记》，他感到浓厚的兴趣，他的记忆力和模仿性都很强，得闲溜到镇上小茶馆里，出人不意地站在饮茶的方桌子上，滔滔不绝地向茶客们讲述姜子牙登台点将、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故事。他俨然一个“脸上都有戏”的大名伶，讲到情节紧张处，倏地小圆眼儿一瞪，小辫子一抖，把茶客们都逗得笑了起来。他后来长于演说未尝不是小时候训练成功的。
召集里弄中儿童，编为两队人马，演习行军和战斗，是他的课余游戏之一。他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大将。常常因战斗行为撞伤了某家儿童，那家儿童的家长跑出来问罪，全军便哗然溃散，而“大将”亦悄然不知去向。
十八岁的那年，他考中了秀才。做秀才就有坐蒙馆的资格，他无力继续应考，便在距镇五里的伊桥镇孙家做了塾师。他有一个族人在桐乡也做着面壁称尊的猢狲王。他因事往访，刚巧那家办丧事，族人忙得不能抽身，他在书房里候得实在太无聊，信手翻看案头的书消遣，无意中翻得一纸桐乡县令的观风卷。原来清朝习惯，新官到任后出题目考试当地的士人藉以物色人才，名曰“观风卷”。那位桐乡新县令方雨亭便是后来的民党健将方声涛的父亲。百里把题目抄下来，带回伊桥镇，写好文章如期缴卷。
这篇文章引起了方县令大大的称赏，考取超等第一名。方要面见这位才气纵横的神童，派员调查了他的地址，请他到桐城相见。在那官权极重的时代，一个县令的地位，老百姓看起来竟像一尊活佛一样，这件事马上轰动了硖石和伊桥两镇，引为无上光荣。
方和百里一接谈，才知道他做教书匠的动机是为贫。方的头脑很新，不主张循着科举的途径取功名，而以“天才不可埋没，应求实学以成国器”勉励百里，这样的话当然是百里所愿接受的。方正准备进省接洽公务，就把百里带了去，介绍他进求是书院，一切费用由他负担。
说起来很奇怪，浙江为人文荟萃之区，而清朝末年，浙江文化之启迪与民族意识之发展，却是几个福建人推动的，这几个都是当时极著政声的好官，如杭州知府林迪臣、海宁知州林孝恂（林宗孟之父）、桐乡县令方雨亭等。求是创立于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创办人就是提倡新学的林太守。林在杭州一共办了三个新学堂：（一）求是相当于大学或高中程度；（二）养正书塾等于初中或高小；（三）蚕桑职业学堂，聘有日人为教师。这三个学堂的优秀分子，由林选拔出来，资送日本留学。
凡是这三校的学生，人人必读《求己录》一书，这部书是林自己编撰的，书中搜集中国自古以来的恕道精神故事，劝学生明于责己，修身而及于家国。方与林为同乡好友。方的政绩最为人津津称道的，就是审案不须跪。他的县衙门里用了个不识字的裁缝做号房，他以为不识字的人是不会舞弊的。
谁都知道，甲午战败是中国人心转向的一大关键。此后人人都知道变法图强为不可缓，连巽懦无能的光绪帝，虽格于母后的淫威，也居然春霆乍震，破格登用新政人才了，这是维新派炙手可热的一个时期。但由于光绪求治的心太切，新人物的政治经验不足，刹那间便有戊戌政变的惨剧发生，这一幕给中国人民的刺激更深，种下了清室覆亡的远因。从表面看起来，维新运动是被西太后压下了，可是它的潜势力自朝而野，自海内而海外，其活动范围比前更为广大，造成了烈火燎原的新局势。
求是书院承新学之余绪，林、方诸人也就是戊戌新政的孤臣孽子。今天看起来也许对新政运动无好评，但时代的巨轮是向前推进着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背景，那个时代他们自不失为忧时伤国的有心人。政变后清廷视新学为洪水猛兽，办新学的人都是他们心目中的乱臣贼子，所以求是存书院之名，而不敢公然称学堂。
百里入院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秋天，是个二十岁不足血气方刚的少年。当丧权辱国的苦闷时代，统治层不但不知有所警惕，反而贿赂公行，秕政百出，只求个人的逸乐，罔顾国家的安危，驯至开倒车励行复古运动，遂如止沸扬汤，激发了澎湃一时的民族潮。此后人心厌谈改革，认为非以大刀阔斧的手段铲除那个腐恶机构，中国不会有起死回生的转机。换言之，人民已由憧憬新政而趋向革命，清廷的种种措施，不啻自掘坟墓，为千古统治层没落的一个公例。
求是的监院一职就等于现在校长的地位。前任监院陆懋勋字勉斋，戊戌年点了翰林，该职由陈仲恕补充，这人就是百里早年的恩师陈老先生。庚子年陆又回到杭州来，仍然想主持求是的事，而翰林公照例不能由知府派委，林太守乃在监院之上特设聘任总理一席安插他，这也是中国人因人设事的老作风。此后监院担任教务、文书、斋务等项，像现在各校的教务长兼秘书一样。
求是分内外两院，中英文俱佳者录入内院，共有学生三十余人。百里曾习法文，对英文为门外汉，被收入外院，外院共有学生一百余人。入院后第一试题为“殷书顽民颂”，百里仿离骚体行文，第二试题“汉晋士风不同说”，两试皆列冠军。此后百里文名大噪，有“硖石才子”之称。
求是每月收学费二元，膳费二元四角。方县令一共保送了好几名学生，一切费用都由他捐廉供给，百里是他最得意的一名。他不久由桐乡调任丽水，每次进省必到求是来，带书籍和钱供给百里。他一再游扬百里之名于林太守，所以林也知道求是有这样一个头角峥嵘的好人才。
人才和奴才所走的路线不同：奴才忠于个姓而不知人间有羞愧事，其对象为富贵利达；人才则具有崇高的人格和正义感，忠于国家及民族，所以统治层往往视之为思想不良分子，防范他惟恐不力。那时求是学生有不少偷阅禁书《东华录》及维新派刊物《新民丛报》的，他们对维新与革命两大阵线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只觉得抨击时政的文字最合他们的胃口，他们暗中组织励志社，秘密开会演说，而百里就是危险分子之一人。
一天陈召见百里于私室，低声告诫他：“你对政治的不平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不可落痕迹，最忌形诸笔墨。”
那时候杭州有崇文、敷文、紫阳、东城四座书院。百里课余应考东城，阅卷者为仁和、钱塘两县知县（今合并为杭县），陪阅者有杭州府幕高啸桐（高梦旦之兄）、林琴南诸名士。（政变后恢复八股文，而高、林都是痛恨八股的。）百里五试皆列第一，六桥三笠之间，无人不知道有硖石才子蒋方震这个人了。
求是总理陆勉斋点了翰林，而翰林公是最考究书法的。他命学生习楷书，每月至少交卷一次，由他亲自评定甲乙。百里最反对命学生做写字匠，他抄了一份求是章程，特意把“是”字都错写作“字”字，用以刺讽学校当局不求“是”而求“字”，这两字东南人读起来，音同而字不同。同学们看了都哗然大笑起来。陆总理格于众议，不得已停止习字一课，但他把这个侵犯他尊严的顽皮学生恨入骨髓。
庚子年（1900年）冬天，也就是百里入求是的几个月以后，汉口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血案。先烈唐才常运动革命，不幸事机败露，为张之洞所杀。那次运动牵涉范围颇广，很多留日学生回国来秘密参加，求是学生中亦有与之通声气的，天天伫望革命成功的好消息，不料霹雳一声，唐就义的凶耗传出来，学生中有不少为之饮泣的。百里做了一首悼唐的诗，被总理陆先生发觉。陆本来就是个不同情革命的顽固分子，况与百里有宿嫌，便想借题除他的名。监院陈先生与之力争：“依本院章程，成绩最劣的才受除名处分，而这个学生的成绩是最优的。此诗为课外感时之作，算不了一回大事，不必小题大做。”
陆陈本有郎舅之亲，为着这问题几乎闹翻了脸。陈毕竟拗不过，而且拗得过也怕将来另起风波，更于百里不利，便把这件事暗中报告林太守：“这学生在求是不能再住下去了，不如派他到日本去吧。”
后来有若干论者论百里终身不遇，我以为是不对的。不错，他一生充满着热力和活力，前者为感情之母，后者则为智慧之源，而两者都出于自发性。但一个有天才的人如果一辈子不碰见掘发他的人，也许会湮没无闻。世间热情的掘发家很少，而百里早年的求学时期就一连碰见了三个：一为爱才如命的方县令；二为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林太守；三为爱护人才无所不至的陈监院。百里学成问世后，一辈子未揽过大权，未做过什么督军、省长或什么部长、主席，这或者又是人们悲其不遇的原因。我以为一个人的遇合当视其学业之成就及其影响以为衡，百里虽未做大官，却以此躲过了人事、应酬、造孽、扮鬼脸的种种动作，得以潜心研讨学问、培植人才，迄今为世所重，怎能说他不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