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是百里童年生活及求是学生时代的一个阶段。我会过陈、钱两先生后，又承百里的侄儿慰堂先生寄给我一纸年表如下文：
光绪八年（壬午）九月初二日寅时公生。公祖光煦字生沐，博学富收藏，刻有《别下斋丛书》，名重海内。父学烺字泽久，候选国子监典籍，著有《泄怀集》二卷。世居海宁硖石镇。洪杨之役，庐毁书亡。生沐公谢世，诸父分就故基焚余老屋拮据自立，泽久公独出门从师习医以自活，转徙平湖、海盐间，岁或一返里，省视兄弟姊妹。光绪七年杨太夫人来归，逾年生公。光绪九年（癸未）公二岁。父行医海盐城，赁屋天宁寺旁，公随焉。公生而歧嶷，貌白皙，目炯炯有神。四岁（十一年乙酉）太夫人授以方字。翌年（十二年丙戌五岁）授唐诗及四子书，琅琅成诵，越宿不忘，颖悟迥异常儿。十三年（丁亥）六岁。太夫人喜阅稗官野史，暇辄为之讲解，公喜，辄以书中人自命，嬉戏模仿之。十五年（己丑）八岁。公家贫，硖石人张冷生延师课其子，公伴之读。是年世谊查芸孙先生过盐见访，惊为神童，许以次女妻之。公九岁（十六年庚寅）已毕四子书，开始读经，能作三四字对句。十七年（辛卯）十岁，毕诗经、尚书，能作应制诗及制艺之起讲。十八年（壬辰）十一岁。父命返里就读于同族家塾，塾师倪勤叔深喜之。十九年（癸巳）十二岁。读左传、礼记、周易，所作应制诗文渐臻完璧，随倪师习灵飞经，婉秀有致。二十年（甲午）十三岁。闻中日之战，刺激甚深，其一生国防思想及弃文习武之动机肇于是。岁暮父病没海盐寓次，公先期归侍汤药，衔哀扶榇归籍。时家贫甚，家难国忧椎心泣血，公奉母归居故里，仍就倪师读而刻苦有加焉。二十一年（乙未）十四岁。母病，数延医投药罔效，慕古人割股疗亲事，阴刲左臂肉煎汤进，母病良已。公裹创不慎，日就溃腐，犹隐忍侍疾，兼役汲水量米，母疑焉，逼使前，强把臂启视，则脓血渍败絮几透，始惊痛，抱公而哭，公亦哭。急为延医乃愈。二十二年（丙申）十五岁。公耻于甲午之役，于读书外留心国事，阅《普天忠愤》集，常中夜呜呜，矢为国自效。二十三年（丁酉）十六岁。读五经毕，文采斐然，里中耆宿多重之。二十四年（戊戌）十七岁。春应童子试，历州府院八考，名均列前茅，夏补郡学生员。闻康、梁法自强之说，心焉向往，乃搜求新出书报，昼夜观摩，废寝忘食。秋赴沪人新创之经济学堂，研究法文、算术及中外史地等书。不三月北京政变，学堂奉令停办，公废然返，是为公所受之第二次打击，其民族意识孕育于是时。二十五年（己亥）十八岁，春赴伊桥镇应聘为孙氏塾师。其家有经世文编，因于课余泛览之，并应附邻各县镇书院月课。清明扫墓，便道访同族塾师，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知县方雨亭观风题一纸，计列三十，文体虽仍为制艺、诗赋、策问、论说等项，而题意革新，均关实学，非博通载籍洞悉时事者不能措一词，限期一月缴卷。公录之返塾，如期脱稿，总计数十万言，托友寄缴。及冬揭晓，取超等第一。再托友将卷领出，见全卷圈点甚密，朱墨淋漓，上有眉批数十条，卷尾总批百余字，其结论则曰：“此真我中国之宝也！”按书院校士恒例，计分三等：超等十名，特等二十名，余为一等，其奖金及膏火制钱定额最高为三千文，最低为三百文。此次方令破例特定超等只公一名，给奖金及膏火银币三十元，并派员访公，促其赴桐乡相见，盖不惟重其文，且尤重其才，忧国伤时，旨趣相合也。此为公生平所得之第二次机会。二十六年十九岁（庚子）。春棹小舟赴桐乡，衣冠投刺，阍人传语去衣冠，以便衣入，方令降阶相近，笑貌温存，坚留午膳。席间纵谈天下事，公指陈得失，方大器重之，即谕以辞塾师，速入杭州知府林迪臣所办求是书院读书。课余再应林公所创之东城书院月试，比揭晓，又列冠军，凡五试不易。公名洋溢杭城，推为不世之才，志士争与结契。入秋，林方更分廉俸促公东渡求学，公遂别母行。
百里出求是后，求是还闹了一次大风潮，几乎引起了严重的文字狱。原来作文有“自拟题”的一种，一次学生拟“罪辫文”一题，文中有关“国朝”、“皇清”之处一律改用“贼清”，被旗籍学生举发，杭州驻防旗营以兵围院，将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后由陈监院奔走呼号，才决定增收旗籍学生十名藉以监视全体学生，才把兵撤退了。这就是陈告诫百里“救国不可托空谈而召实祸”的用意，老成人的用意是很深远的。
陈在求是的下落也值得一提：求是更名浙江大学时，抚台聘桐乡劳乃宣为总理，陈为监督。陈以学生仅有高中程度，反对改大学，与劳的意见不合，乃出任杭州中学校长，就是林太守所办的养正书塾所改的。
百里出洋的时候，国人负笈海外的风气尚未大开，以一个穷书生，家中仅有老母，投身到举目无亲的异乡，在族人看起来是不应该的，所以非议之声四起。幸亏太夫人勉其行，才遂了他乘风破浪的远志。
士官第一
在重文轻武的旧观念之下，士为四民之首，当兵的是市井无赖的下场头。自甲午战败继之以戊戌维新失败，顽固的西太后不但不想迎头赶上列强，反而开倒车想利用妖匪击退洋军，以此召庚子联军入京之祸，帝后狼狈出奔，留下了中国外祸痛史之一页。百里于辛丑年（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东渡，就是庚子的第二年。在时代浪花之下，他的心理和若干热血之士是一样的，三寸毛锥不能救国，投笔从戎此其时矣！
日本的武学堂，其初级有成城学校，后因中国留学生弃文习武之风大盛，又增设振武学校为军事预备学校。预备学校毕业后，入联队（团）试习名曰“入伍生”，日本人叫作“士官候补生”。试习期自半年至一年，为下等兵至下士的试习；期满后以下士资格入士官校，经一年或一年以上毕业后，仍返联队为士以上的试习，自三月至六月，期满后以少尉任用。百里入成城学校时，脑子里闪动着的不是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是国家整军经武，转弱为强的远景。
那时候日本是中国两派政治斗争的大舞台，一方有中和的以康、梁为领导的维新派，一方为激进的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双方各有刊物，前者有《清议报》鼓吹君主立宪，后者有《民报》宣传民族革命。两派都是不满现状的，而中国人素重中庸之道，易于同情温和派的政见，所以康、梁一派声势不弱。还有浮动分子一会儿被宪政的狂潮卷到东，一会儿又被民族的巨浪打到西。百里未参加任何派，常以化名向《民报》投论文。
在此时期浙江留日生只有三十五人。百里提议先组织同乡会，然后出刊物名曰“浙江潮”，草拟社章及编著方针，均由他一气呵成，且自任第一届主编，执笔之士有汪熙（字叔明，百里入士官后，继任《浙江潮》主编）、邵章、孙江东等。有一段节外生枝的故事：后来有人荐孙于袁世凯，袁预先打听了孙的来历，手持《浙江潮》一卷向孙说：“你的文章我早已看过了。”这是独裁者察察为明的旧作风，欲使人畏其威而不敢怀二心，这类作风一直维持了很久的时期。
百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倡民族主义的洋洋巨著，从18世纪的西方革命潮说到中国近代史，连载数期才载完。当时民间舆论多有痛恨西后而惋惜光绪的，这种与革命党共鸣的作品还少见，而他配合中外引古说今的笔调也是少有的。
《浙江潮》一出，各省留学生纷纷仿效，湖北人所办有《汉声》，江苏人即以“江苏”命名，湖南人有《游学汇编》，而爱国刊物之蓬勃一时，实以《浙江潮》为其嚆矢。
清朝派送留学生出洋本来具有一种尴尬的心理：即一方把他们造就出来，致国家于富强之境，而这富强是建筑在一姓尊荣之下的；一方又怕他们受革命党的“煽惑”，因而危及皇朝的安全。他们对武学生限制更严，非督抚保荐不得出国，非官费不得入士官学校。日本学校根据清廷的请求，非由中国公使签发证件不许新生入校。这许多的繁文缛节，就能够保证学生不反清排满了吗？事实上大谬不然，莫说当时的各省督抚甘为一姓家奴的就很少，同情新政存有兔死狐悲之感想的就很多，就是父兄有一颗顽固死硬的心，也不能强把它塞在子弟的心膛里，潮流是逆转不来的，防范或管制也是徒劳的。
百里在东京结识了一个中国革命史上有力的雄狮，就是湖南人蔡锷（字松坡）。他俩的岁数同，都是苦学生出身，都中过秀才，而且弃文习武的动机也相同。蔡在长沙时务学堂得名师梁启超的提携，正像百里在杭州求是书院受林、方、陈三位的爱护是一样的。蔡说“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与百里“终身不二”的国防思想正是一件东西。后来蔡受知于云贵总督李经羲，与百里受知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都成为新军干部人才，也几乎无一不相同。
这样一对志同道合的青年，很快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密友。百里因蔡的介绍得识“笔端常带魅力”的梁任公。梁与百里保持师友间的关系，而百里则终身敬之如师。百里卒业成城后，当时若无奥援，就很难跨进士官的门，而这道难关还是亏清廷视为大逆不道的梁费了很大的气力才代他打通了的。梁虽亡命海外，仍与各省大吏通，其潜势力仍不可侮。百里的思想接近革命党，情感接近梁，后来局外人有目之为研究系的，实则他并未加入研究系，且主张不尽相合。他也未加入国民党，终其身是个无党者。
百里一面求学一面不忘写作，常投稿《译书荟编》，以稿费为购书之资。这刊物也是留学界创办的，以介绍欧西学说及思想为其目的，卢骚《民约论》的第一次译文刊载于此。
留日学生一年有一度全体大会。壬寅年（1902年）终举行大会时，干事曹汝霖、章宗祥报告一年会务经过，座中有人质问：“卖国公使蔡和甫（名钧）驱逐吴敬恒（稚晖）回国，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接下去有人大呼：“曹汝霖是留学界的奸细！”曹在台上面不改色自作辩护，他的口才颇佳，很多人已相信他不是蔡公使的“第五纵队”了，但是改选干事时，有一人力阻会员投曹、章的票，他那硖石的土音后来一直到老都是改变不了的。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日俄互争中国主权，竟在中国领土上交起战来，清廷不仅无力阻止，且？然宣布中立，连抗议都不敢提，又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事。这年日本士官生提前入伍，因而该校停办一年。中国留学界迭开大会，百里与汪（精卫）、胡（汉民）以干事为大会的主持人。会议结果，推汤尔和钮永建为回国代表，向袁世凯请愿勿以东北为外国人的战场。这是维护国权的第一炮，亦即学生爱国运动的嚆矢。
说起来很可笑，清廷一闻留学生之名，便把他们当作红眉绿眼的革命党，把请愿当作闹风潮，正像后来把工人学生当作共产党的一样。而坐在北洋大臣位子上的袁呢，以出卖戊戌六君子之功，俨然是慈禧身边的一位红人。他掌握练兵大权，所谓“小站练兵”就在这个时期。他练兵是用以达个人之目的的，哪里肯浪费在国家的上头！他对清廷逢迎之不暇，哪里敢进半句逆耳的话！留学生明知袁是要不得的，当事机危迫之秋，还望他做一两件对得起国家的事，但结果毫无，空劳往返，逼得中国人心从此更浮动起来，不想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下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却未尝不是无结果中之结果。
士官校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多由士兵中挑选而来，其比较知名的，第一期有哈汉章，第二期有蒋雁行、王廷祯等。直到第三期才有大批的文学生投入，其著名之士除百里与蔡外，尚有李烈钧、张澜、许崇智、蒋尊簋等。同期的日本学生也出了几个后来叱咤风云的人物，如荒木桢夫、小矶国昭等。百里入学之年实际是甲辰年，即光绪三十年、西历1904年、士官校于日俄战事结束后重开之年。
蔡与百里及张孝准在士官校有“中国三杰”之称。那两杰都是三湘子弟，后来一个建立了再造共和的大功，虽不幸以三十六岁殒命，已成为历史上不朽人物了；另一个则用非所长，曾一度出长湘省榷政，中年死于脑溢血症，而其名不彰。百里与伯器（蒋尊簋字）同为浙江人，一习步兵一习骑兵，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人以为难兄难弟，却是同姓不宗。
百里的老友钱均夫，壬寅年（1902年）就到了日本，他是来学教育的，两人往来很密。百里入士官后，一天钱来访，远远望见一个体貌清癯的汉子在操场中铁杠子上翻筋斗，走近前一看，才知道就是以前弱不禁风的老友，正在练习器械兵操呢。百里很自负地向他说：“我每晨锻炼体格，你看我不是比以前的身体结实多了吗？”
这个步兵科学生对骑术也颇有研究，在全校有“喜骑者”之名。他对骑术有几句精论：“要做到马上无人，胯下无马，人与马浑然一体，才可以与言骑。”他向钱解释步兵与骑兵的苦乐不同：“我们步兵以行军时为最苦，除攀山越岭之外，身上还系着粮袋、水瓶和弹药，但到了站头，我们就苦尽甘来了。反之骑兵行军时最乐，到站后还得伺候马，替它擦汗，喂它草料，是他们最苦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