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
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章士钊挽百里
保定军校校长
——自杀之一幕
袁世凯是个好弄权术的人。百里曾描绘一段有趣的活剧：
“二次革命时，全国武人划分着拥袁请缨和反袁独立的两道阵线，不拥袁也不反袁，宣布局外中立的，只有浙江的朱瑞和云南的蔡松坡。”
“二次革命失败，反袁的党人都亡命海外去了，袁电召这两个守中立的都督入京。在独裁者的赫赫武功下，他们不想进京也不成。朱将军到了北京，着了全副戎装，按照疆吏人觐大总统的礼节在承启处待召。袁命承启官走出来向他说：‘朱将军自家人，用不着朝衣朝冠的，请换便衣来见。’”
“朱想出府来换衣，又被来人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里面有现成新制的狐裘马褂备用。朱着了起来对着镜子一照，真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像照着他的体裁剪制的。朱不禁暗暗称奇，同时却又有受宠若惊之感。”
“由来人导入居仁堂，一个矮矮肥胖的老头儿也穿了狐裘马褂，其质料和色彩完全相同，这一下不由得不把朱怔住了。老头儿满脸堆着笑，请他坐下，东谈一句，西说一句，亲切如家人骨肉一样，才把朱的不安定的心理安定了下来。”
“谈到二次革命的问题，袁忽然问：‘你若是反对我，就该称兵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该协同讨伐，你宣布中立是什么意思呢？’”
“朱吓得战战兢兢不知怎样回答。袁不愿他太窘，马上把别的话岔开，而且态度还是一样的和善，像对这问题毫不在乎似的。末了说：‘你快快回任，地方治安要紧。’”
“朱出了新华宫，袁向左右扮了一个鬼脸：‘这无用的家伙，我很放心得过。’”
“隔几天朱再进府向袁辞行，这番的气象大不同，只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森森如临大敌。进了居仁堂，佩剑荷枪的兵弁憧憧往来，像到了阎罗殿上。见了活阎罗，戎衣高坐，词色颇厉，什么‘国家不可无纪律’啰，‘你要好好儿干，胡闹可不成事体’啰，一连串的训斥吓得朱汗流浃背，他穿的狐裘马褂又不能脱下来，悚然肃立，不敢仰视。”
百里的结论是说袁专耍这套戏法捉弄人，忽而使人怀其德，忽而使人畏其威，终朱之身不敢反袁，卒以称臣而见逐于浙人。可是袁的戏法有时亦不灵，蔡松坡进京的时候，袁的表演还不是那一套吗？松坡先生声色不动，你唱你的戏，与我毫不相干。袁不禁抽了一口冷气：“这小子却是个不容易对付的！”
蔡以此不能出京，受了无形的软禁。但袁深爱其才，他虽是一代枭雄，其爱才亦自有其可爱之处，比后来人忌才、害才、不用人才而用奴才的犹胜一筹。蔡也悟到古来奸雄对付人才不外两副手段，就是“不为所用必为所杀”，所以他也学会了演戏的本领，由“逛窑”、“相骂”的演变中破壁飞去。
我们分析袁的心理——因自私而发生矛盾：对政治人才，他用新人不放心，怕“革”他的“命”，所以想用旧官僚，越是前清做过督抚的越中他的意；对军事人才，小站练兵时代的旧将领他又认为太落伍了，而且这批人不见得都是他不侵不叛之臣，所以又想起用新人物，把已经腐化了的军事干部和北洋军彻底地改造一番。
他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训练军事人才以百里为唯一的能手。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当时袁已决定命机要秘书夏午诒做蔡的次长，一因夏也是湖南人，二则袁对武人之跋扈常怀戒心，想恢复以文人掌兵的清朝旧制。
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那时候虽是袁的极盛时代，却已无力约束其部将，他手下的旧军人都想把持北洋派这团体，不让异派的人夺取他们的地盘，侵犯他们的权利。蔡内调后被任为统率办事处处员，等于后来的最高国防会议委员，袁用他做陆军总长的计划，阻于人事问题未能实现。
在此之前，袁的另一计划却得实现，任命百里为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该校成立于前清末年，创办人就是百里的拜门老师荫午楼（荫昌），民国成立后，各省参加起义的军官纷纷投入该校，也有投笔从戎的爱国少年在内。校长赵理泰，一个烟容满面的旧式军人，他的军服连风纪扣子也不扣好，偶然看见他带着十个八个马弁前呼后拥地到学校来蹓跶一下，其余大半时间简直找不到他的人影儿，所聘教官和区队长都是些不能胜任的陆军速成生，以此引起了学生不满现状的心理。自他受命长校以来，炮队没有炮，马棚没有马，校坪里长满着深可没胫的荆棘和草莱，学生终于忍耐不住，向陆军部请愿撤换校长。
这位康侯先生（赵的字）原是段总长（祺瑞）的红人，段又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对学生驱校长一事认为犯上作乱，此风万不可长。本来在北洋派的心目中，这个学校是用以装饰门面的，学生的学杂费都由公家供给，每人每月还有两元的津贴费，自南方革命之士参加该校以来，段已大不怿，而他们还要闹风潮，染了乱党乖戾嚣张的恶习惯，他岂能容忍得下！开始他还想采取高压手段，愈高压学生们愈反抗，最后他便下了解散该校的决心。
就在这时候，袁的侍从武官长荫昌向袁推荐百里继任该校的校长。段自命为德国派，对留学德国的百里原是很器重的，但是用百里出自袁的授意，他的心里不由得起了一层反感。恰巧那时候蔡松坡还在云南做都督，想让百里到云南做民政长，百里谒段辞行。段想百里断不会舍熊掌而取鱼，便把袁想用他主持军校的意思透了出来，且提及本人想解散该校的内心。不料百里却不假思索地说道：“这是建军基础，万万不可解散。总长如果要我当校长，我就不去云南也好。”
段不好意思把话收回来，便颁发任命状，以为他一定办不好，不久必然知难而退的。不料该校学生一千五百人得了撤换校长的消息，马上派步马炮工辎总代表到北京欢迎新校长上任，段又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百里非官迷，这次发表校长他却当做一件大事，高兴得了不得，他庆幸自己从此可大展抱负，完成其建军救国的初步工作了。这个二十九岁的新校长，学生有与之年相若的，还有年长于他的，他的姿态和旧校长截然不同：一个白面书生，着黄呢军衣，加红缎里子的黄呢披风，腰挂长指挥刀，脚套漆黑发亮的长马靴，骑一头高大的白马，是整齐、严肃、漂亮、威武的象征。一声号令，两排站开，好像百里刚跨进了校门，这个学校已有焕然一新的新气象了。
“今天方震到校，有两点向同学们一说：一是精神上的主旨……一是学问上的主旨……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
学生对这简短的演说虽在肃立静听，一个个交头接耳，都以为说得过火点：“看你将来怎样兑现。”
百里到校的第一训为清洁和严肃。他认为这个浅近的条规，却是一国文野盛衰之所系，不清洁象征民族的衰老，不严肃代表国民散漫而无组织的心理。他下车第一事命西装成衣匠用皮尺量就各学生的体裁，为之制就新装，皮鞋、马靴和一切装备也都焕然一新，尤注意学生仪表，凡学生有帽子未戴正、纽扣未扣好、皮带未结紧的，他必令止步，亲手替他们纠正；第二事他每天巡视厨房，注意食物的营养性，与学生同桌进食；第三事规定学生相互监督的制度，以七人为一组，一人犯规，全组同罚；第四注意课程，对外国语、战术不许缺课，如遇教官请假时，他便自己代课，学生却因此希望教官多请假，好听他独特的见解和口若悬河的妙论，他所聘教官都是第一流人选，教育长张承礼（字耀亭）是他的士官同期友；第五注意课余行动，上下午必随带副官巡视操场一次，每晚必亲查宿舍一次。
他常常集合教官指示战术要领，除大体原则外，还要多多注意临时的变化，授以随机应变的技能。每逢星期六下午集合全体教官和学生举行演讲会，讲述古今中外军事名人的言行，注意军人修养，提倡精神教育。他自己签名赠各学生每人一册梁启超著的《中国之武士道》，内容都是些忠于职守和忠于国家的故事。他又仿照德日两国的成例，举行官兵大会餐，对共同生活与生活之愉快，多方予以鼓励。
三个月以后，他次第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的各种检阅。他忙得没有工夫剃须，睡眠时间也大为减少。无论从形式或精神看起来，这个学校都有显著的进步，学生觉得这个校长太好了，好得竟出于意料之外，对他的情感和信仰一天天地增加，和前任校长正是极端相反的比照。
中国人向以无为为上策，你越做得起劲，别人越看得眼红。这时候北京政府也闹穷，当局全副精神都摆在制造内战和扩张私人势力的军费上，军校虽也是军事附属机关之一，究与豢养私人的军队大有缓急轻重之别。军校因增加设备及教材、聘用理想教官、改良学生服食，预算一天天地增加上去，不能不向部里请款，部里听了要钱就头痛，劝他维持现状撙节开支，莫做极端改革的事。但是百里说：“办第一流的军校，就该不惜任何代价，将来才有莫大的收获。我不能因循敷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装饰品。”
中国官场中的人事关系比事务重得多，用人标准不在其称职与否，而系于长官个人的喜怒或恩怨，每个长官都有以耳代目的习惯，其左右说好说歹完全建筑在私人关系上，所以善于做官的人以结人缘为第一义（长官及其左右），而政绩与舆情都是渺不相干的东西。可是从另一面看，大凡实心任事的人，无论精神、物质、时间等等，对于钻门路、走内线的工作不但无暇及此，且亦不屑为之。百里请款的电报，因“朝里无人”被搁置起来。
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百里分析新旧人物相妨相忌的内幕真是洞若观火，而不知其本人亦在斗争的漩涡中。自命有世界眼光的段总长本来很器重他，因用他的动机出自袁，便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了。段手下也有新旧两派，旧派就是小站时代的老兵老将，视其地位及地盘为终身制或世袭制，而军校是培育新人才的，新人才的产生，根据新陈代谢的原则，无疑地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命运，这是他们最看不顺眼的。（他们都是以军功、资格或关系爬到这个地位的，行伍出身的将领和智识阶级出身的军校学生自然不相容，后来军官系打击北洋派果如所料。）再则百里与段无历史渊源，段手下新派如徐树铮等对他也存有妒忌的心理。
百里请款无着，便亲身到北京来向部里交涉，这自然也是得不到好结果的。百里装了一肚皮的怨气回保定来，电公府辞职，袁不准，向部里再催款，部里又不理。当晚的事后来校长室侍童史福说得很详细：
“校长由京里回来的那天是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十七日，距接事时约有半年光景（按百里于民元十二月十七日接事）。他平日性情很和蔼，那天脸上难看不理人，我看了很害怕。晚上他叫我磨墨，磨好了挥手叫我出去。门上了闩，灯光犹未熄，我疑心会有什么事发生。”
“从门缝向里面张望，他一面喝酒一面在写信。我不敢走开，却又不敢叩门进去，就在门外打着盹儿。挨到天快亮了，他开门看见我，叫我传话号兵吹集合号。我看他精神很好，以为他的一肚子气都消了。”
十八日早五点，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共二千人站在尚武堂前听校长训话。学生窃窃耳语：“校长刚从北京回来，今天郑重其事，怕莫有特殊原因。”俄然见百里着军服、佩刀踱出来，他事前喝了两瓶啤酒，把手枪暗藏在衣袋里。他用沉痛而低微的语调说道：“我到本校后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学生看见他的脸色泛着苍白，听他的话越说越奇怪，一时都摸不着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立正不动。他又接下去说道：“事情办不好应该辞职。但是中国的事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好，那儿也未必行得通。你们不许动，不要灰心，要鼓起精神来担当中华民国未来的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