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堡是十六世纪巴伐利亚一个公主的城堡，现在成了世界最大的青少年图书馆。白墙，红顶，塔楼尖尖地伸向蓝天，窗子小小地陷进厚墙里，像一个个耳朵眼儿。外面有护城河和木头吊桥，边上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教堂，墙上画着巴伐利亚式的彩绘，在大朵大朵的春雪里，它像个红泥小炉。护城河在雪堡外面的坡地上蓄了个小湖，湖里住着一对天鹅。而我住在塔楼边上的客人房里。
我房间的窗对着湖，夜里开着耳朵眼一样的窗子，就能听到天鹅的叫声，像木头车轮转动时发出来的。天鹅晚上并不怎么睡觉，常常从湖面上飞起来，这时候，宁静的坡地上就响彻了它们扑扇翅膀的声音。我不怎么习惯与天鹅在深夜相处，它们总是惊醒我。静夜里，坡地上弥漫着植物强劲的芳香，成片的蒲公英紧闭着黄色的花，摇摇欲坠。我看着天鹅在明亮的月光下飞起、落下，或是在月光璀璨的湖面上云似的浮着，发出木头轮子的叫声。
整个城堡的地下都是大地窖。一排排高大的铁书架，那里面收藏着上万本欧洲的儿童故事书，包括欧洲最早的童话书。在天鹅睡不着、我也睡不着的夜里，地窖里的那些古书应该也不会闲着吧，古书里的人们会像安徒生写的那样，从书里一一走了出来，锡兵在谈着悲伤的恋爱，爱丽斯的兔子带着老式怀表在乱跑一气，巫婆煮了毒苹果，不让小孩子到花园里玩的巨人谁也不理，他长得就像是王尔德一样，长发飘飘，有一点忧伤。而公主总是一动就要昏过去的样子，腰比芭比娃娃还要细。彼得潘带着自私的小仙女叮克铃飞在一排排带着滑轮的铁书架里，那是白天我独自去看书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两排高高的书架紧紧挨着，散发着清澈的书香。你知道一切使自己惊喜的书都唾手可得时那种心里的欢喜吗？精致的图画书，从书里渗透出孩子的细致、乐观与看世界的行情，那些人类华美的理想，像柔软的婴儿屁股，那么软、那么真实、那么不设防，只一刹那，就把世界还原成原来的样子。不知谁看出来了，其实在这一点上欧洲的许多图画书写得比哲学书好多了，它们用镜子一样的直白，从艰涩玄虚的哲学中胜出。
雪堡的地窖，是我不能忘记的地方。那样的夜里，有时我离开自己的卧室去客厅，它的窗子开在城堡的里面。从那里可以看到城堡环绕的略石小广场，越过中间开了满树粉花的樱桃树，对面的一个蓝门，就是地窖的进口。有好几次，我望着在四月的月光下灰蓝灰蓝的门，想，要是它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匹白马、一个穿细腿裤子和短披风的王子，那个去接睡美人的王子，我一定不吃惊。或许也会是夺过羽衣、化鹤而去的日本妈妈，一个美丽的小妇人。
这个世界儿童文学的最大地窖里有日本书，但没有中国书，它们被放在另一个不常用的书库里，在图书馆外面。亚洲部的根舍廖拉太太抱歉地说，要求看中国书的读者太少了，地窖里的书又太多。以后要是慕尼黑更国际化了，也许情况就会改变。她是客气而体贴的人。还有人就不耐烦了，说，我们也不能强迫读者来看中国书，小孩子来，总是选自己喜欢的书看，而且要看自己能懂的语言。他们有权这么做。
出了图书馆，沿着小溪走，岸上大树的树根，一直长到小溪里，绿色溪流经过的时候，在树根的地方打了一个漩，咕咚一声，才流过去。跟着汩汩作响的小溪走上一阵子，才能到一条开满樱桃花的小街，中国童书就收在那里的书库里。
“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书上，中国的小孩子在书上一律长着粗大的眉毛和粗大的胳膊，动作像在演希腊悲剧。混沌的颜色、糟糕的纸、没有书脊、骑马钉上生了锈，即使是在干燥的德国，没有童趣，也看不见孩子真正的生活。也有新出版的书，卡通书，小人的头是一个圆圏，很圆，小人的头发是三根直直的“一”字，还是没有童趣，也看不见孩子真正的生活。书上的彩色是改进了，可有时套不准，小人的红唇被印在脸颊上，像是被谁轻浮地亲了一口，留下来的口红印子。
被月光照耀的白桌子上，堆着我的卡片、绿色铅笔，还有我复印好的一本书，它研究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发表以来的几个世纪里，在插图中，爱丽丝形象的变化。那英国小姑娘，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严肃，慢慢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轻俏，然后是失落的神情，再后来是那地洞里满不在乎的反叛的样子，让人想起六十年代喊着“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的狂飙青年，然后，她就变得酷了。那是我准备带回中国来写文章用的资料，刚看到爱丽丝的不同的脸时，我很想为我们的孙悟空也做一本这样的书。孙悟空是我在图书馆里看到的惟一醒目的中国书。可是他的脸并没有什么变化。那天，看到我复印资料的荷兰来的施瓦茨博士，想要向我解释爱丽丝的故事，解释历史变化对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影响。我告诉她，我的学士论文是关于西方童话发展的，她睁大了眼睛。
大概他们看我们，就像我们看从东部非洲丛林里来的人吧。
有一个朋友要来看我，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怎么能到雪堡，我说：“乘七十三路车，在雪堡下车，就看到城堡了，在树林后边。能看到红色尖塔，外边有一个小湖，湖里有一对天鹅，走过小湖，就到了。”朋友的朋友在电话的那一头笑了：“怎么听上去像是一个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