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航全行业机队规模达到2038架，其中航空运输飞机1259架。机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拥有了世界上各型先进的运输飞机。
（燕娟）
全国扫盲：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新中国建设的大小事务都离不开文字，但当时大众文化水平很低，很多人是文盲。而识字率却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尺。因此，党和政府把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来抓，在全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在扫盲运动中，各级党政组织根据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提出的“大办补习教育”“在全国进行识字运动”的口号，在广大工人、农民中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扫除文盲工作，并以此作为当时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求必须切实完成。1950年，扫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创办冬学，是以政治教育为主的季节性民众业余教育。内容以时事政策为主，文化教育为辅，宣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清匪反霸、拥军支前等。到1952年开始进入有计划的扫盲运动阶段，由季节性的学习转为经常性的学习，由政治教育为主转为以识字为重点的文化教育。
“速成识字法”的推广，掀起了新中国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旧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十分落后的。在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新中国成立前文盲竟占了人口总数的80%以上。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因为没有钱进学校读书，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成了目不识丁的“睁眼瞎”。
早在晚清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就在他的代表作《新民说》中首倡民族启蒙学说，指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他大声疾呼要求“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经强烈地谴责过当时教育的不平等，他认为：“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等之基也。”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就对军民的识字教育十分重视。中央苏区大力开展了以扫除文盲为目的的识字运动，设立消灭文盲协会，创立了夜校、半日校、业余补习学校、冬学、识字班、问字所、识字牌、识字岗等多种灵活的扫盲教育形式。1945年，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了“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首先要面向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及大批工作干部”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949年12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明确提出“要作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的伟大工作……在全国各个地区，应该着手准备识字教育的教材和组织群众中的师资，争取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新中国扫盲教育的运动序幕由此拉开。
很快，“速成识字法”的推广，掀起了新中国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方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在辅导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创造的。它的教学过程大致分为三步：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单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教、学识字课本，同时展开一定的阅读、写字、造句训练，巩固已认的汉字并进一步提高。1951年，西南军区的1.26万名干部战士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就能识字1500个以上。毛泽东因此称赞祁建华为“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也称他为“当代仓颉”。
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在扫盲学习中，涌现出许多夫妻同堂上课，父母以儿女为师，婆媳妯娌之间学习竞赛的动人事迹。
1955年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十分欣喜。他很赞赏这个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认为应当普遍推行。
毛泽东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几天后，他就扫盲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并亲自制定了每人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由此又一次发动起来。
如今60岁左右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扫盲热潮中，多少青年男女迈进速成识字班，多少家庭主妇夹着识字课本走出家门，又有多少热血青年自愿地加入扫盲教育的行列。在扫盲学习中，涌现出许多夫妻同堂上课，父母以儿女为师，婆媳妯娌之间学习竞赛的动人事迹。
扫盲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成人，他们的学习时间比较少，也比较分散。然而，相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的理解力更强，也更重视学习的实用性。因此，如何“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开展创造性的扫盲工作，成为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问题。
当时的扫盲教育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成人特点、适合新中国国情的扫盲教学组织形式。根据“速成”与“实用”的原则，教育工作者们创造了许多适合成人特色的扫盲教学方法，如“注音识字法”“单元识字教学法”“同音字教学法”等。同时，教育工作者们在冬季农闲季节，广泛开办冬学、夜校、午学、读报组、识字班……集中进行扫盲识字；在夏季农忙时节，推行“小黑板下地”“边走边唱边学习”“挑担识字”“赶牲口识字”等方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分散教学。为了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教育工作者们还采取了“小先生送字上门”“小先生带字回家”“一字运动”“自学互助”“即学即语”等教育组织形式。通过这些灵活多样、切合实际的教学组织形式，成功地解决了农事生产与文化学习的矛盾，在扫盲教育中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或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在联合国统计的40个国家中，中国在扫盲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扫盲教育成为中国政府持续不断的一项重要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到2000年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宏伟目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科教兴农”的战略对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教会读、写、算，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自身发展的要求，也难以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材”的传统封闭的扫盲教育模式也无法适应现代农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这一切都促使扫盲教育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而在改革传统的扫盲教学过程中，引入学习农村实用技术的因素，获得科技致富的本领，并增强科学文化意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贫困山区。该州把农民教育和科技扶贫相结合，在扫盲教育工作中开展多门技术培训，向农民传授西瓜、柑橘、茶叶、猕猴桃、中草药等栽培技术，以及烤烟苗床管理、大板栗嫁接、快速养猪、稻田养鱼等实用技术，使榕江县车江侗族乡成了闻名遐迩的“西瓜之乡”。福建省建阳县将口村农民詹益林一家三口主要劳动力都是文盲，别人养鸭致富，而他家养鸭子却亏本负债。1989年，他家里的三个文盲进了扫盲班，边学文化边学先进养鸭技术，后来又进入巩固班学习《庭院农业》。脱盲后的第一年，他家就还清了债务并略有节余，第二年更盖起了两层楼的砖瓦房，同时承包了外村一个小水库，年纯收入超过了1万元以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扫盲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984年至2004年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扫盲奖”中，我国共荣获了14个奖项。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被统计的40个国家中，中国在扫盲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2001年元旦，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已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兑现了1987年向国际社会作出的“2000年以前基本扫除文盲”的承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中文盲比例下降为6.72%，其中青壮年文盲的比例更降到了5%以下。
从文盲人口占80%的文盲大国变为非文盲人口占90%以上的教育大国，新中国60年的扫盲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对世界扫盲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15周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80%以上降低到8.72%以下，其中共扫除妇女文盲1.2亿，女童的入学率也大大提高。同时，由于实行了民族平等和对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的政策，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在发展中人口大国里，中国成为唯一的同时实现“文盲人口”减半和“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人人能认字、各个有文化的美好图景，正在中华大地上一步步成为现实。
（禹墨）
成渝铁路：新中国第一路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设计施工、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全长505公里，东起重庆，西至成都，横贯四川中心地带，形成了西南地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大动脉。
“成渝路不是成渝路，是反动政府的摇钱树；人民的愿望付流水，成渝路变成了人民的血泪仇。”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这样大的一个省份，竟然一条铁路也没有。究其原因，并非没有人认识到铁路的重要性，也不是中国缺乏这方面的专家人才。早在1903年，清朝政府就提出过要修筑成渝铁路。当时，帝国主义者为了掠夺四川的资源和财富，都想夺取在四川修筑铁路的权利。他们的侵略野心，激起了四川人民无比的愤恨，纷纷要求清政府允许民众集资自建川汉铁路，并于1904年设立川汉铁路公司。这个公司主要用征集粮谷的租股办法，集股达2000万元之多。
但是，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之下，竟然不顾人民的利益，强行把民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收归“国有”，然后出卖给帝国主义。这种卖国罪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于是，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后来全省参加的民众多达几十万人。清朝政府又从四面调兵进川进行镇压，酿成了保路惨案。
国民党执政后，和清政府一样也宣称要修筑成渝铁路。然而，从1936年开始，到1937年7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工，仅完成了工程量的14%，而且一寸钢轨未铺。就这样，前前后后叫嚷了14年，刮尽了人民的血汗，而铁路铺设却没有丝毫进展。
人们在一首歌谣中这样唱道：“成渝路不是成渝路，是反动政府的摇钱树；人民的愿望付流水，成渝路变成了人民的血泪仇。”
“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1949年12月31日，新中国刚成立，在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会上，搁置了半个世纪的修建成渝铁路的议案再次被提上议程。作为四川人，邓小平对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太清楚了。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铁路，共产党能不能修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单就铁路建设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刚成立的海军提出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修筑铁路，巩固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将军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的修建，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国防需要。因此，当邓小平赴京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时，毛主席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邓小平于是讲了三点。第一点，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第二点，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点，新中国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过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正是这三点理由让毛主席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