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一座闻名于世的风景名城，大自然的神奇让世人惊叹，陶醉了无数来桂的游人。七十多年前，桂林天然的山洞曾是人的生命庇护所，过去走进这些岩洞的人们绝对没有现在游人们这般闲情逸致，他们是为逃命而来的。岩洞让他们躲过无数次从天而降的灾难，使生命得以延续。桂林的岩洞也给抗战时期来桂林的陶行知先生带来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想法。
抗战时期的桂林，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战略地位重要，成为日军飞机首选的轰炸城市之一。据当时的资料记载，仅在1938年12月29日这一天，来犯桂林及附近地区的敌机就有十八架次之多，投弹一百多枚，毁坏房屋成百上千栋，整个城市被炸得一片狼藉，几十里开外的天空硝烟弥漫，凄惨的场面让人目不忍睹。一天之内，桂林无家可归的难民达上万人。日寇的暴行给桂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日军对桂林的轰炸，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是第一波轰炸的开始。当时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破坏桂林的重要城市建筑、战略设施和交通要道，以此妄图摧毁桂林人民的抗战精神，但轰炸和破坏不但没有使桂林人民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了桂林人民的抗日意志。由此，在桂林这片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上，抗战救亡的宣传活动和抗日团体不断出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热潮。
1938年10月，路经桂林的陶行知先生在桂林停留了一些时日。每天在日军飞机的轰炸时，陶行知也随大多数桂林百姓在岩洞里躲警报。从躲进岩洞起直到解除空袭，前后要四五个钟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千上万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市民在岩洞内都无所事事。就是这一幕幕每天躲避日军飞机警报的情景，让陶行知先生突发了一个大胆奇想，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有过不小影响，这个大胆的奇想是什么呢？
说起陶行知的这个奇想，还得从1938年的10月30日这天说起。那是陶行知先生刚从国外回国不久，来桂林工作的第一天，这天上午的9点多钟，他正准备要去国际反侵略运动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去做演讲。本来这天的天气十分的清爽，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微微吹动的清风让人感到心情特别的好。但在抗战的那个年代，这种天气却是侵华的日军飞机绝对不会放过的绝佳机会，这也许是久居国外刚到桂林的陶先生所不曾料想到的。所以他刚从住处出门兴冲冲得走在去做报告的半道上，突然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在桂林晴朗的上空响起了，此时的陶行知虽然知道这是日军飞机要来轰炸了，可他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面对眼前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正走到雉山路漓江边附近，此时的他满脑子想着的是如何把要做的报告准备好，怎样才能吸引听众，达到最佳效果。当他看到附近居民从不同方向急忙跑进离他们最近的雉山岩山洞里时，他索性也跟着不断涌来的人流懵懵懂懂躲进了雉山岩里。
尽管他想着要去做报告，但毕竟来桂林的当天，桂林的朋友就作了交代，不能在有日军飞机轰炸时到空旷地带活动，所以他一直耐着性子不断看手表。从上午的9点多钟躲进岩洞里算起，直到最后解除空袭警报后走出山洞，已经前后大约耗费了四五个小时之久了。
他想，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个岩洞里躲警报的人应该都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如果个个都在岩洞内无所事事，这不是很浪费时间吗？他暗暗地想着：桂林有这么多的山，自然也有很多的岩洞，如果按桂林当时本地居民10万人来算，平均每人每天花费5小时来避空袭，那么整个桂林浪费掉的光阴就是每天50万个小时呀！更何况还有那么多逃难来桂林的外地人呢？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时间！
在中国这么积贫积弱的国家里，能够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人不多，中国还存在许多不识字和不懂算数的文盲！他本能地想到要如何利用这些被浪费掉的时间和这种机会。作为一个搞教育的，他想这些天然的山洞不就是天然的校舍嘛？躲避空袭的老百姓又有现成求学的时间，肯定也有许多人会有求学的愿望。而桂林本地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估摸着也有一万人以上，这是一个比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优越的条件呀！真是三美俱全，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来一次社会大教育呢？这也是帮助百姓大众扫盲，增长知识的好机会啊！
趁着这个绝好想法的得意劲儿，陶行知一回到宿舍就立马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名为《岩洞教育的建议》的文章，送交《广西日报》并于1938年12月8日这天发表了。由于建议很切实际，也能够和容易实施，所以在当时的桂林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连桂系当局得知他的这个提议后，有关部门也立即召开了一个讨论会，认为此想法可行，有助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对当时广西当局从1936年就开始实施的国民基础教育，完成广西文化扫盲的目标也是大有益处的。于是，当局立即决定设立了一个特殊教育指导委员会，并在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下设总干事和指导员。并规定每一山洞由不同的团体、学校、文化机关和热心救亡工作的知识青年与儿童分工负责。陶行知在桂林躲警报时的这个突发的奇想，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现实。而且还成了战时桂林的一种极为独特的教育模式，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效果。
陶行知在桂林倡导并开展的岩洞教育运动，首先积极响应的是新安旅行团，并在这一活动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因为新安旅行团原本就是由陶行知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的基础组建起来的，它原来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在国破家亡的烽火岁月里变成了一个救亡图存的宣传团队。团员们的年龄普遍比较小，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最大的也不过就是十六七岁，他们在开展岩洞教育时还真是很有一套，创造的多种生动活泼的宣传与教育方式，几乎把桂林所有躲避日军飞机警报的山洞都变成了人们接受教育的大课堂，也把躲避警报的百姓被动接受教育的方式转变成一种自觉与自愿的学习文化知识的教学模式。
很早以前，陶行知就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在桂林开办的“岩洞教育”，实际就是实践他的这一教育理念的具体做法。当时在陶行知的指导下，新安旅行团采取教识字、学习算术、教唱抗日歌曲、举办图片展览、放电影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把聚集在岩洞里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警报的桂林民众组织起来，以互助娱乐的方式，将难民被动逃难消耗时光的现象逐渐转变为主动求学传播文化知识、宣传抗日的方式。而且“新旅”的小战士们为了渲染学习气氛，宣传抗日政策，树立抗战信心，鼓动抗日士气，还在七星岩壁上四周用石灰水写满了“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警报就是我们的上课钟”，“岩洞就是学校”等大幅标语。每当空袭来时，新旅小战士们就分组、分批散处在各个岩洞内，组织儿童和老人识字读书，学会算术；教唱救亡歌曲。以至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拿起那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救救救，一齐救中国”的歌声久久回荡在七星岩等桂林的岩洞内。
抗战时期陶行知在桂林首创的这种独特的教育模式，就连苏联的莫斯科《消息报》记者卡尔曼来桂林时也感到特别的新颖与好奇。以至于1939年2月，卡尔曼还执意要求中国同行引荐，并专程去到七星岩参观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们开展的“岩洞教育”。在参观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这种教学方式的无与伦比，不愧是战争环境下一种相当特别，又十分奏效，既能学习知识、宣传抗战，又能团结民众的好方法。所以，一路参观，一路不时伸出大拇指，用生硬的苏联普通话夸奖道：“中国的小朋友太伟大了！”为此，他还专门把“岩洞教育”的情景和新旅小战士表演的《打倒日本升平舞》等实景摄制成新闻纪录片的形式，带到苏联等国际反侵略组织中去作反***宣传教材来使用。
另一位教育家，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先生，1939年初路过桂林经重庆去延安时，在桂林作短暂停留，小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两个月期间，当他了解到桂林“岩洞教育”这种奇特的教学方式时，也是兴高采烈，激动不已。他盛赞陶行知先生聪明过人，智慧超群，能够想出这么独到的教学高招，真是了不起得很啊！他同时亲切地对“新旅”的负责人汪达之说：“你们的工作搞得好哇！你们的‘岩洞教育’可谓太独特了，你们简直把桂林的岩洞变成了一所所民众抗战的大学校了啊！”
由于陶行知在桂林躲警报引发的独特奇想“岩洞教育”在桂林举办的相当成功，实施的也比较顺利，产生的社会影响自然也不小，这也给新安旅行团的成员们带来了无比的自豪与信心。所以，就在新旅的小朋友们开展的“岩洞教育”活动有声有色，影响到国内外许多地区的同时，他们更是信心百倍，积极创新，大胆地做出决定，在桂林还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也就是后来在桂林排演的舞剧《虎爷》剧目。
作为一个小小的儿童团体，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无设备、缺资金，无场地，要排演如此高难度的舞剧，在中国是没有见过的，新安旅行团排练上映《虎爷》舞剧可以说第一次尝试。当时即使国外，一出舞剧都需要大量经费和人力投入，排练时间长达两三年。但新旅的小战士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排练《虎爷》这部内容深刻、场面复杂的大型舞剧。著名舞蹈家吴晓邦任导演，刘式昕作曲并指挥，艺术馆的弦乐组与少年战地服务团组成管弦乐队，陈惠芝钢琴伴奏等，《救亡日报》还连载《虎爷》剧本、上映广告、特刊等，帮助小战士们克服一个个困难，争取使舞剧能早日与桂林人民见面。当舞剧在国民戏院演出时，9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场场爆满，有时还要加座，原本演出4天，应观众要求又加演一场。《虎爷》成功演出，轰动桂林城，当时还被誉为是中国文艺界的创举和奇迹呢！
演出《虎爷》时，正值深秋，孩子们衣着单薄，演出完后，夜宿舞台，幕布当被，舞台当床，实在太冷就拾几块破木板烧烤取暖。
他们当年最艰苦的时候，有时一天连一餐饭都吃不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每天辛勤演出、劳累宣传，一个个面黄肌瘦，却精神抖擞，田汉看在眼里，爱在心上，痛在心里，为使孩子们能有一餐饱饭吃，能久不久打一下牙祭，他时常想着法子找理由给李济深做寿，或请李济深看表演、审查节目等，带领新安旅行团的一大群小孩子去李济深家蹭饭吃，就是为了解决饿肚子的问题。
正是因为陶行知在桂林的一个偶然突发的奇想，既影响了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新安旅行团，成就了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们在桂林干出的一番大事业，也给桂林民众带来了求知识、学文化的欲望，教育了桂林一代人，影响了桂林乃至全国甚至国外的反***斗争。同时，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形势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今天是后方，说不定明天就是前线，当时各高校也开始大迁移，涉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在“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的战争年代，在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数万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及若干吨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大搬迁，是极其困难的。为了找到更好、更安全的落脚点，当时许多高校迁移就把桂林作为了首选。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桂林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岩洞教育”有关。正是“岩洞教育”的影响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高校迁桂，也为其他教育做出榜样。以至于广西的扫盲工作到1944年时，已经达到了5万人次之众，几乎占桂林市区本地人口一半之多。
新安旅行团部分成员在桂林西郊分校致和村。
导演《虎爷》剧目的著名导演吴晓邦（站立者）与欧阳予倩在桂林合影。
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韧而顽强地发展，它给人以希望，给中国抗战救亡以希望，给国家民族以希望，给我们这片美好的山河以无限的希望教育的战场是一个特殊战场，万千学人与老师们用生命与热血，佑护着薪火相传的文化种子、精神脊梁和民族魂魄，积攒起砥砺斗志的教育力量和文化底蕴，保证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血脉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桂林的“岩洞教育”使战争中的桂林在岩洞里重新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那时的人们似乎暂时忘记了洞外日寇侵略隆隆的轰炸声，忘记了侵略者不断逼近的脚步声。陶行知的“岩洞教育”奇想，可以说保护了一个文明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