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桂林，这座美丽的千年古城，在抗战时期曾遭受过日军侵略飞机的无数次野蛮轰炸，当时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破坏桂林的城市、战略设施和交通枢纽，以此妄图摧毁桂林人民的抗战精神，但轰炸和破坏并没有使桂林人民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了桂林人民的抗日意志，在桂林这片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上，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抗战救亡的宣传活动，逐渐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怒潮。
说起日寇对桂林的轰炸，可以用惨无人道来形容。当年住在桂林王城附近，还是年轻小伙的植恒钦回忆说：“（1939年）4月8日中午，我们正准备进午餐，突然传来紧急警报‘呜！呜！’叫声，我和山弟迅即跑到赵建勋老师家，抱起赵的两个孩子往外跑，我们已经来不及去七星岩了，只好迅即跑进中山公园，我们跑到独秀峰岩洞口休息片刻，赵老师也扶其夫人来到了。洞内漆黑，积水尺余深，并发出恶臭，许多人没有进洞，都蹲在山脚边和池塘边的树根下。我们刚进入洞中，一阵轰隆巨响，地动山摇，一股强大的气浪冲进洞中，把我们推倒，顷刻间巨石崩落，洞口堵塞了，洞中顿时墨黑。我们在里面神智紧张，待了很长时间，估计已解除警报，十多个青年用尽力气才把一些石块推开，人们从石缝中勉强爬出来。出洞一看，四处屋宇崩塌，烈火燃烧，尸首遍地，血肉横飞，令人惨不忍睹。首先看见的是山脚边石凳上坐着一对穿戴团级军装的夫妇，两人的头和夫人的一条手臂不见了，团长仍然搂着夫人坐在那里。山边、池塘边到处都躺着残缺不全的尸首，有的没有了头，有的只见下身，有具尸体下身在岸上，肚肠却拖向池塘，树上还挂着许多手、脚。中山纪念亭崩塌了，下面压着血肉模糊的尸首。在中山公园内死难的同胞有一百多，伤者随处可见，一片呻吟。”
抗战时期的音乐家张曙。
夏衍来桂林后，也忍不住用他写戏剧的笔尖描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桂林惨景：“这个以山水秀丽出名的都市随处都是瓦砾焦炭、炸弹坑，散乱的电话线，烤干枯了的街道树，和一种从这些断瓦残垣焦土死树中间散发出来的异样肃杀的空气，桂林受了重大的伤，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最繁盛的市区已经化成焦土了。但是，焦土还保持着泼辣的生命，这焦土上还有着千万个不怕轰炸的人，还有这千万颗不肯屈服的心！”
也许是日军飞机轰炸桂林，给桂林城造成了巨大损失，给桂林人们带来了无情的灾难，以至于侵华日军认为轰炸的战略目的达到了，所以在1938年12月25日这天的日本前线广播中，播音员还特地吹嘘他们的军事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在桂林的上空创造了一个“伟大”奇迹，他们摧毁了一个“能让中国亿万人沉睡的心灵苏醒的伟大歌手”。
这位日本人说到的“伟大歌手”是谁呢？他就是著名音乐家张曙。张曙这位年轻的音乐家，曾和聂耳被周恩来称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两员猛将”。
张曙这个1909年9月18日生在安徽著名风景区黄山南麓的歙县人，是一个音乐奇才。1927年，年仅18岁的他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1928年3月再考入南国艺术学院，9月入国立音乐学院师范科专业学习。在校期间，他曾因多次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进步活动，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成为在国民党军警部门挂号的异己分子。成长中的生活磨炼和理想中的社会与现实的差距，让他做出了最坚定的选择。在1933年这年，24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聂耳、吕骥等一道从事进步音乐运动。在抗战爆发后，张曙成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重要的组织者和成就突出的音乐家。“八一三”抗战后，他由上海到来武汉，并选择在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艺宣传处工作。
1938年9月，武汉保卫战即将打响，所有在武汉城内的机关、人员必须全部撤离，眼看死守武汉无望，沦陷是迟早的事。在周恩来的统一部署下，9月30日张曙一家也随撤退的人流一起南下。在他们离开武汉到长沙工作仅一个月不到，11月12日长沙大火，张曙同夫人再次带着最小的孩子达真一家5口，随周恩来、郭沫若安排一部分三厅人员撤往桂林，于12月16日抵达达桂林，并寄居在文昌门内杉湖畔的周舜卿家。他来到桂仅一星期，还来不及多看一眼桂林的美景，就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中。
桂林的抗日宣传，开始时仍旧延续在武汉时的做法，大规模的喊口号游行运动，上千上万的人一同高唱抗日歌曲，目的是造成宣传的声势，振奋人们的精神，尤其中国人几千年独来独往的社会性格，以及普通百姓太过麻木的特性，更需要游行、大合唱这种极具鼓舞性的活动推进。当然，大合唱，上街游行，都需要有内容、有形式。而万人高歌合唱的形式，在当时应该是最具感染力的，所以创作有震撼力、有感染力的歌曲、口号、诗词，就成了这个时期的头等大事。这样，张曙不等周恩来、郭沫若安排工作，分配具体任务，首先行动起来，先后创作了《我们要报仇》、《负伤战士歌》等多首富有强烈感染力的歌曲。
尤其是《负伤战士歌》，是他殉难前的12月23日晚上写下的一生中最后一首战歌，成为他在桂林的千古绝唱。《负伤战士歌》不仅抒发了一个音乐家的真挚感情和浓烈的爱国热情，并将歌曲的内涵化作炎黄子孙的誓言与决心，成为抗日战士前赴后继的伟大力量。
1938年12月16日，张曙一到桂林，看到敌机轰炸的惨景，立刻就有了创作的冲动，并在第二天就创作出充满愤怒的歌曲《我们要报仇》，积极参与并发起组织“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让嘹亮的抗日歌声响彻桂林全城。
1938年12月24日的早上，桂林阳光明媚，祥和安宁。张曙带着连夜创作的《负伤战士歌》，急匆匆地赶到第三厅位于桂西路桂林中学驻地，向音乐家林路等人征求意见。林路等人对新歌给予了极好的评价，认为歌词很有感染力，很符合伤兵战士的心情。这让张曙兴奋不已，他急忙赶回家中，并就个别地方认为更贴近伤员心态和心情的歌词再修改一下。中午时分，妻子周畸正准备午饭，突然听到急切的日机空袭警报声。周畸叫张曙“快走”。张曙不听劝告和催促，他创作的欲望正强烈，情绪依然处于兴奋之中，觉得这个时候打断思路实在可惜，所以他依然埋头修改新作。他不耐烦地对妻子说：“你先走吧，我不走了，大大（小女儿达真）发烧，外面风大，不要出去了。我带着她吧。”妻子周畸只好无奈地摇摇头说：“飞机来了，你就带着大大到后院的防空洞里躲一躲。”张曙像往常那样淡定地说：“你们走吧，我知道的。”妻子周畸带着另外两个女儿到七星岩躲避空袭去了，张曙则带着生病的小女儿大大在家里继续写作。
来犯桂林的日机，有时只选择政府机关、繁华地段、桥梁的地方轰炸，有时又只转悠几圈就飞走了。本来杉湖边的文昌门也算是南边比较偏僻的地方了，可是恰好这一天日机的空袭却猛烈异常，文昌门一带几乎被炸成一片看不到边的火海，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就连杉湖里都落满了房屋建筑的木块、衣物和家私。
周夫人从七星岩远处一看这种情形，傻眼了，那一带炸得最惨的地方，不正是他们住的地方吗？看到日军飞机走后，不等警报解除便急忙往家里跑。可是一到城墙边一看，他们的家已经找不到位置了，所有的建筑都被炸毁了。当他们定下神来，确定住房的方位，拼命地掀开炸毁的门板、瓦砾、木块，只见张曙紧紧地抱着女儿倒在了血泊之中。
桂林文化界为张曙举行葬礼时抗宣一队和演剧九队队员展示的“用血腥的战斗作我们的回答”的横幅。
到桂林仅8天的张曙，就这样牺牲了。《负伤战士歌》还在他创作中，竟然成了他的泣血绝唱。
一位还未满30岁的伟大音乐家，被日本人称为“能唤醒亿万人心灵的伟大歌手”就这样倒下了。一个刚刚掀起一片巨浪，带动一波抗日音乐潮流的巨人，就这样消失了。
在张曙殉难的当天下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救亡日报社、演剧队的战友们一齐赶到文昌门，在林路、周钢鸣、常任侠等的协助下，摸黑把张曙和他女儿的遗体殓入棺中。12月26日下午3时，在桂林中学文庙门前，三厅厅长郭沫若与三厅在桂全体人员、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和演剧队的代表三百多人为张曙举行葬礼，郭沫若不仅主持葬仪，还挥泪进献挽联：
“一片血模糊，辨不出哪是父亲，哪是女儿；父女共捐躯，剩有管弦传革命。
连年战艰苦，端只为救我国家，救我民族；国民齐努力，誓完抗建慰忠魂。”
另外两副挽联则是：“黄自死于病，聂耳死于海，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辈肩头，风云继起！
《抗敌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奸胆，豪杰其兴！”
演剧九队和抗宣一队分别扶着“血债要用血来还！”“用血腥的战斗做我们的回答”的横标，当天下午在林路、叶浅予、常任侠和演剧九队队员的护送下，把张曙父女的遗体安葬在南门外的将军桥附近的凉水井。郭沫若还亲自为张曙父女题写碑文，墓碑正文是“音乐家张曙父女之墓”，墓碑背面是“中华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廿四日敌机轰炸桂林张曙同志及其幼女同时遇难”。
1939年3月12日下午，桂林音乐界为怀念和追悼敬爱的战友，在抗宣一队驻地举行了桂林音乐界追悼张曙大会，同时还举行了张曙遗作演奏。
各救亡团体及音乐界知名人士演唱了张曙遗作《壮丁上前线》、《赶豺狼》、《负伤战士歌》等歌曲。在张曙逝世一周年这天，桂林音乐界9个团体在乐群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演唱了32首抗战歌曲。《救亡日报》还出版了“音乐家张曙殉难周年纪念特刊”。正如周恩来1940年9月3日在重庆文化界追悼张曙纪念会上所说的，张曙歌曲所带来的力量是“永远永远不能磨灭的”。
一个张曙倒下去，千万个张曙站起来。张曙牺牲后，先后来到桂林从事音乐抗战的有满谦子、吴伯超、陆华柏、廖行健、任光、林路、李凌、舒模、赵沨、刘式昕、马思聪、贺绿汀等几十位著名音乐家，他们以广西音乐会、广西省立艺术馆音乐部、新音乐桂林分社、桂林音乐联谊会等音乐团体为骨干，带领和推动了桂林抗战救亡群众歌咏活动的进行。
1939年1月8日，抗敌歌咏团举行的“万人火炬公唱大会”是桂林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桂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音乐运动。
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这是一个大合唱的年代，每首歌都传达出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坚决抗战的心声。
抗战音乐活动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重要部分，桂林音乐活动的主潮是歌咏。在很短的时间里，《每月新歌选》、《音乐阵线》、《新音乐》、《音乐知识》等刊物先后出版，不断提供新歌曲；各个歌咏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群众歌会此起彼伏，有声有色。据统计，抗战期间在桂林举行的音乐演出达到近300场次。抗战歌声响彻桂林，传向全国。
世事从天难定，主宰还需人自己。1940年田汉特约孟超、章杀岩一同为张曙扫墓，墓却不知不觉被搬到了离凉水井一里远的山头，墓碑断成两截，一截是“音乐家张”，另一截是“曙父女之墓”。1942年12月24日，也就是张曙殉难四周年纪念的前一天，田汉会同孟超、巨赞法师、林路、李凌、安蛾等带领新音乐社和演剧四、五队的同志们一起去给张曙扫墓，周令钊画了遗像，大家在张曙墓前的草地上举行了野祭仪式。
1956年田汉再次到桂林，找到张曙墓后，在中央文化部、中国音协以及广西省市党委的共同重视下，把张曙父女的遗骨迁至普陀山北麓风景秀丽的灵剑溪畔重葬。郭沫若重写碑文：“音乐家张曙同志之墓”，孙慎代表中国音乐家协会参加迁葬仪式，张曙的夫人周畸也从北京赶来参加。郭沫若早年题刻的原碑同时安放在墓的右侧。1979年5月30日，文化部，全国音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文联、音协，广西艺术学院及桂林市文化局在桂林联合举行了纪念张曙的活动，并重刻了1963年10月7日郭沫若题写的碑文。30日晚上，在漓江剧院隆重举行音乐家张曙诞辰70周年纪念会，全国人大常委、中国音协主席吕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讽，中央乐团团长李凌和张曙的爱人周畸、女儿曙云以及五位学生专程从北京到桂林参加纪念活动。
历史不会老去。积淀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曙墓不会湮灭，它将时时提醒和警醒人们该怎样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