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学者将中国智慧的这种思维方式命名为“德性思维”，笔者认为这种提法值得借鉴，因此在这里做了援用。但就笔者所见，到目前为止，德性思维还不是一个特别严谨的学术概念，多数学者都是将其作为一个既有名词直接使用，而少有专门的定义或解释。启泓在其论文《德性思维：我国德育的基本任务》中曾对“德性思维”一词做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德性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理性思维，是人类认识史上连接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一种成功的思维模式。”[13]陶伯华将德性思维与理性思维、诗性思维并列，认为智慧思维三维的构架就是理性思维、德性思维、诗性思维，并认为德性思维的代表就是中国（东方）智慧思维。[14]综合以上学者的论述，笔者尝试对德性思维做出如下定义：德性思维是将伦理道德作为事物认知和价值判断出发点与标准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思维就是德性思维的典型代表。
笔者以为，媒介批评活动从最终目标上来说是一种价值认知与判断的活动。因此，相比西方理性思维，运用以德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智慧开展媒介批评活动无疑能够更加顺利地通往这项活动的最终目标，而这种德性智慧也正是笔者反复强调的在媒介批评学中需要高扬的人文精神的思维源点。
3、重直觉体悟的“象”思维。
整体思维和德性思维是中国智慧的核心特征与认知方向，而在认知特点上，中国智慧则体现出重直觉体悟的思维特征，即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观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通过静观、体认、灵感、顿悟，未经严密的逻辑程序，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总体把握，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内心体验，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这是一种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内心直觉方法，与内向性密切相关”。[15]古代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16]立像尽意，设像喻理，取象比类。想象思维通过自我体认形成心中的意向，采用意象、联想、想象来替代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论证，以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意象性思维以“象”来沟通“意”与“言”，把“象”作为连通思维和语言的纽带。这种思维方式不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注重语言所指称的抽象意义或者本体意义；不善于运用抽象语言，却擅长于形象语言，用形象的方法来表达抽象的事物。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传·系辞上》），“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基于直观经验的意象性思维还表现为类比性，如比喻、象征、联想、类推等。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中国古人经常将天、地、人、物相类比，寻找其间的联系和规律。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式修行方法就是中国智慧通过主观感悟来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思维特点的最好体现。
哲学家王树人抓住中国智慧的这种特征，将中国智慧思维方式概括为“象”思维。所谓象思维，按照王树人的表述，就是“对中国传统思维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概括，其首先体现为《周易》的‘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悟性的‘象思维’是比西方理性的概念思维更为本原性的思维，它的动态整体性和诗意的灵动性是开启一切原发创生性之源。”[17]必须承认，西方的概念思维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伟大意义不可忽视，但从概念思维出发，将概念思维绝对化进而产生异化，却是必须加以反对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就是概念思维的异化形式。这样的异化把坚持实体论主客二元思维框架，把凡是不能概念化和公式化的事物统统加以否定，从而将真、善、美也视作没有价值，从而走向了人类本性的对立面。而象思维则包含“象的流动与转化”，追求整体的生命活力，且不把整体对象化，而是在把握整体时在整体中与整体一体相通，避免了将人异化到包含人在内的整体之外，从而回归人之本真。[18]王树人进一步指出，以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思维和以概念思维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思维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不可替代、相互补充的关系。笔者以为，王树人提出的象思维这一原创性概念有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深度，能够体现中国智慧在认知方面的思维特点，对于媒介批评而言也很有方法论的意义。因为中国智慧很大程度上就是其没有固定的程序可依。那么如何把握和运用这种智慧就经常显得难以入手，在开展相关研究的时候也未免会沦向蹈空。王先生对象思维的研究为我们在进行媒介批评活动中如何运用中国智慧指出了一个可视、可达的方向。
其实在媒介批评学所从属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对于中国智慧的运用也许目前西方已经走在了我们中国人的前面。在西方引起极大争议的传媒学者麦克卢汉其实就是用语录式、寓言式的直管体验来阐述其学术观点，这和西方传统的重逻辑、重推理格格不入，而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丝丝入扣。所以其学说一经诞生，就在西方引起两极分化。褒之者将麦氏及其理论奉为圣人和圣经，贬之者则认为其人其学不够严谨、不成体系。其实这正是作为西方学者主动突破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典范。对于这种研究范式，囿于逻辑思维、理性思维藩篱的传统学术界自然难以接受。但真理总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在麦氏的声名经过几次大起大落之后，现在学界对麦氏的评价已趋于一致，认为其在理论建树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实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解读麦氏的论著，我们则不难发现他那些诸如“媒介即信息”大有跳过推理、直指本质的禅宗思维特点。笔者不拟对麦氏的论著展开深入解读，而且从麦氏的研究范围来说也很难将他归为媒介批评专家（但他的不少论著和观点确实是典型的媒介批评活动）。笔者只是以此为证，表明将中国传统思维和智慧运用到媒介批评领域是大有可为的。
4、面向现实的“形而中学”思维。
面向现实、注重实用性是中国智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人特别尊崇前人的经验。《论语》说“温故而知新”（《为政》篇），后代儒生也都莫不言必称三代。翻开中国古代的典籍可以发现“祖述尧舜”，或者大量引用“子曰诗云”是普遍现象。中国古人不仅尊崇前人的经验，也擅长总结前人的经验，从过去了解现在、并推知未来。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二十四史，又或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诸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考工记》、《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各个领域集大成式的著作，无不都是通过归纳整合编纂出的智慧宝库，是中国古人留给整个人类的丰厚遗产。中国古人认为，前人的经验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直接运用于现实。而对于那些未知的领域、尤其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事物或规律，中国古人则兴趣不大。例如对于鬼神，圣人提出应该采取“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左传》也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昭公十八年》篇）与此相反，西方人则热衷于探索各种奥秘，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事物或规律。西方人对人的灵魂就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加以研究，近世还有科学家在通过科学实验后，宣称人的灵魂经测量有21克重。[19]
现代儒家徐复观曾将中国智慧面向现实的这种思维特征概括为“形而中学”，并指出形成这种思维特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认识到：“人生价值的根源在心的地方生根，也即是在具体的人的生命上生根。具体的生命，必生活在各种现实世界之中。因此，文化根源的心，不脱离现实；由心而来的理想，必融合于现实现世生活之中。”“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观想”。[20]笔者以为，虽然徐复观先生“形而中学”的提法并不严谨，也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它很形象地点出了中国智慧面向现实的特征，因此笔者借用这个说法来作为本小节的标题。也许中国思维太关注实用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在认知和探索世界时会出现浅尝辄止的问题，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仅就面向现实、注意经验总结而言，中国的这种思维特征仍充满了智慧色彩。也正因为此，有研究徐复观“形而中学”学说的学者认为，徐复观提出该学说的价值还在于他通过提出该学说指出了“因为中西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若盲目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不仅不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会误导对中国文化的理解。”[21]笔者以为，把握中国智慧“形而中学”的特征有助于为中国媒介批评学定下面向现实而开展研究与运用的基调。运用这样的智慧思维对于解释、评价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媒介批评活动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5、和而不同的批判思维。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智慧思维方式惯于求同、缺乏批判精神，笔者则认为这种看法很失于偏颇。不可否认，中国古代不少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在思维方式上试图排除异己，要求臣民“唯上”、“唯圣”，然而这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能据此证明中国的思维方式就因此“整齐划一”。事实上中国智慧充满了求异与批判性，只是这种求异和批判性更多地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特点。中国智慧思维的主要来源之一——道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虽然这种批判经常表现为一种弱势的、侧面的批判，但却不可否认这仍然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批判思维。有学者就道家的这种批判思维对媒介批评的指导与启发价值做过专门论述。[22]而且正如道家所指出的，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这种和而不同、弱势的、侧面的批判在中国历史的很多转唳时期，却又往往会集中爆发，形成非常尖锐的批判思维，并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智慧的进步。本小节仅对中国历史中批判思维集中爆发时期的图景做简要勾勒：
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相互争鸣、相互诘难和相互批判的激烈程度，以及这种现象背后体现出的各学派之间巨大的差异性，放眼整个人类思想史，都是极其难得的批判性思维的充分体现。而即使在西汉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方思想控制的政策后，仍是“异端”迭起，中国人的批判性思维不仅没有因为这种政策的确立而被泯灭，相反却在思维受到官方的压制到一定程度后进行了反传统、反权威的集中大爆发：首先是来自异域的思想——佛教的思想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这种与中国本土原生的智慧体系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不仅没有被提倡儒术一尊的主流文化所排斥、所消灭，更不仅在民间迅速获得认同，而且在官方也逐渐得到肯定。即使是被号称独尊的儒术，其在战国时期就分化为八个学派（即所谓的“八儒”[23]），到了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其儒学思想也早已和孔子或其各派传人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了汉末和魏晋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对僵化的官方儒术的批判和攻击更是空前激烈，比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只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被寄存的一个瓶子，等儿子从瓶子里出来之后，双方的关系也就脱离了。[24]这种异端思想完全颠覆了儒家所倡导的伦理观念。类似的批判思维在当时可谓比比皆是。唐代的统治阶级素以开明著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多元共存、开放包容的策略，不仅儒、释、道三家得到并存共尊，就连祆教、景教、回教等异域宗教思想也都在神州大地上得到了广泛而通畅的传播。宋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是相当宽松，相传开国皇帝宋太祖甚至传下秘密誓碑，要求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25]因此宋代敢言的人物颇多，持有批判思想者自然为数不少。“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样的臣分君权的理念不仅见于张咏、范仲淹、文彦博等大臣之口，更是宋代政治面貌的真实写照，具有实行统治阶级内部民主的萌芽特色。[26]而最典型的批判思想家则首推王安石，他不仅明确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7]更是以此为指导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行动。元代享国很短，但统治者奉行的却是和唐、宋诸朝一样的各教并存的政策。迨至明朝，也许正是鉴于前代思想界太活跃、不易控制，官方对思想一统的要求空前强烈，然而这种国策却同样扑灭不了层出不穷的异端。不仅李贽、达观、汤显祖等人的离经叛道的思想大有市场，就连所谓的“大儒”王阳明，其倡言的“心学”也已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认可的官方思想相距甚远。而明末黄宗羲等思想家虽然仍不脱儒家身份，却更进一步提出了相当进步、甚至有近代特征的民主启蒙思想学说，这已经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清代情况较为特殊，中国在满族统治者近两百年的思想高压统治之后，又集中爆发了大批判的浪潮，但这次的浪潮已经主要是以西方的思想和智慧为主导了，所以这里不做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