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来说，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确定之后，方法的重要已经越来越为学界所认同和共识。古往今来，在关于方法的来源以及作用的问题上，人们曾一度以为对事物先有认识（知识）之后才有方法，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凭借着一定的方法才对那个事物有了认识。现代科学的发展，关于方法的科学已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而方法的进步，又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建设媒介批评学体系，我们还须特别注重“方法”。黑格尔早就从哲学的意义上指出：“方法论所要指明的，即是初步理论研究的思维形式如何可以应用到当前的客体，以便产生全部科学知识。”[1]甚至连著名小说家契诃夫在谈论文学批评时也说过：“对于从事分析的人来说，如果他是学者或者批评家。方法就是才能的一半。”有时，“要紧的倒不在于他有明确的见解、信仰、世界观（目前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要紧的在于他有方法。”[2]而从西方的媒介批评发展来看，他们的每一个学派的形成，首先就在于他们的批评方法的独特。甚至可以说，西方批评学派的分野，主要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批评方法。那么，我们的中国媒介批评学，当然也需要探索一套符合中国媒介批评需要的批评方法。
第一节批评方法的意义及功能
具体到媒介批评活动，批评方法的重要意义已经从一开始就被格外重视。尤其在我国的媒介批评学建设过程当中，关于批评方法的研究始终处于关键性的地位。
一、对批评方法意义的认识
这里的核心概念是“方法”，那么，就应该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方法”。“方法”一词，在汉语言中有多种含义，如方、术、道、法、策、计、谋略、办法、路子、招数、规则等。在希腊文中，“方法”一词由“沿着”和“道路”二词合成，即有“按照某种途径”之意。作为一种专业术语，方法这个概念应该是指某种行为和工程的具体解决方式和实施步骤。而这些步骤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来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方法就是行为的方向法则，亦即符合一定要求的具有指向性的手段、程序或活动方式。
具体到媒介批评，当然也少不了科学的方法。刘建明教授在他的《媒介批评通论》一书中，就用了专门的章节阐述批评方法的意义和作用。他还特别指出：“任何批评都通过方法因子的运用才能最终确立起来，就是说，要运用思维的基本材料和组合方式来表达评价认识。这里既有逻辑的结构，又有历史的过程；既有属性的规定，又有量的表现；既有现象的归纳，又有特征的演绎；既有一种分析，又有一种综合。方法因子的组合，建立了批评的真理性和实践力度，证明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观。”[3]当然，关于方法的意义，戴元光教授在他的《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中，也从哲学的高度谈到科学方法的意义：“科学方法是正确反映研究对象客观规律的主观手段，也是客观规律的具体运用，是哲学方法最一般规律的运用。”“科学方法是实现科学认识的最有效工具。它所提供的思考步骤和操作步骤能够引导科学认识主体沿着正确的反映途径前进，并按照它提供的一定程序，去科学地认识和研究客体，有效地达到科学认识的目的。”[4]
以上两位专家的论述，实际上表达了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是强调了方法的实用性，以及方法的真理性，“任何批评都通过方法因子的运用才能最终确立起来，就是说，要运用思维的基本材料和组合方式来表达评价认识。”甚至“方法因子的组合，建立了批评的真理性和实践力度，证明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观。”第二是强调了科学方法对于达到目的的必要性甚至唯一性。“它所提供的思考步骤和操作步骤能够引导科学认识主体沿着正确的反映途径前进，并按照它提供的一定程序，去科学地认识和研究客体，有效地达到科学认识的目的。”
对于媒介批评来说，它要达到的目的是“解读新闻并评价其意义和影响”，以及“对大众传播活动作出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那么，这其中的解读也好，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也好，这样的目的只能甚至必须通过一定的科学的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达到。这也是媒介批评作为一种专业研究活动的必要的学术路径和规范。
就拿西方的批评方法来说，西方的文学批评也好，媒介批评也好，全都非常注重方法的运用，就是因为采用科学方法可以更好达到批评的目的。以叙事学方法为例，20世纪20年代，卜罗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把俄国的上千个神话归结为31种讲述方式，开启了最早的叙事学研究。70年代，美国叙事学家西摩尔·查特曼较早注意到了底本和述本的这种二元结构，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查特曼的定义是前者是“什么”，后者是“如何”。[5]现代意义的叙事学分析则致力于在故事的深层结构中寻求意识形态批评的空间。根据这样的目标，西方学者对新闻的叙事学分析主要聚焦在对其“神话建构”功能的剖析。因此，按照叙事学这种特殊方法，就具有了对于新闻批评的更深层次的关注：传媒如何建构新闻事件？它们倾向于抽取和排除哪些生活片断作为新闻故事的素材？它们如何界定新闻事件的逻辑起点，又如何讲述事件的变化和发展（运用哪些“中介”）？这是关于谁的故事？谁是事件中的英雄？谁是坏蛋？更重要的是，从谁的角度来叙述这一故事？谁将那些维持秩序的人写成英雄？谁将那些示威者报道成“暴民”？谁又将街头抗议、吸毒、同性恋一类的现象说成是“社会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为我们揭开了新闻的建构功能神秘的面纱。每天我们都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接受传媒带给我们世界上新近发生的事件的各种信息。而现代新闻事件的报道也尽量使用叙事方式使其具备故事性。各种深度报道和新闻专题将所有事件都放在叙事的位置上，将事件的介绍、起始、摘要、解决和尾声等一系列事件构成一个故事，用句子和潜藏的评价解释事件的意义。同时，一些学者深入分析了新闻故事的深层结构和影响，指出新闻记者每日都创造不同的故事，吸引我们去读报、听新闻，但同时记者每日也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字眼去描述一些老套的故事，尤其是那些法庭审判、高峰会议、总统大选、体育比赛等礼仪性新闻。用卜罗普的术语说，记者不过是改变了旧新闻故事中的可变项，而保留了故事中的常项（即故事功能）。由此看，新闻的一个深远的社会功能不是致新知，而是相反，重新加固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这也就是说，对于新闻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少新闻的内在结构和内在意识形态是相对不变的，变的只是新闻的外在结构和表现方式，因此对于新闻批评者来说，透过外在结构而理解内在结构是重要的任务。
二、方法的多样性
1.西方媒介批评方法简介与借鉴
符号学分析
西方解释学者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新闻作品的文本不是语言的简单组合，也不是由导语、主体构成的惟一形式，而是新闻事实的有机整体。新闻作品的文本，它通常通过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显性或隐性符号，或独立或结合使用来传达事实或表达涵义。符号学分析就是从以上各种符号的使用角度来分析新闻内涵的。符号学分析来自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语言是符号，而每个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表现为一种声音或图像，这特定的声音/图像能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所指则是那个被联想到的概念。两者的关系是任意确立、约定俗成的，既有可变性，又有不变性。索绪尔由此划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文化的符号系统，包括所有符号使用的选择规则和组合规则。言语则是我们日常的话语，它是上述符号和规则的具体应用。
了解索符号学基本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新闻的语言是很有帮助的。在索绪尔之后，有一批学者把符号学理论用于对新闻文本的分析，他们尤其关注新闻文本如何建构新的能指和所指，以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何参与这一建构。比如今天的新闻，视觉化倾向日益加深，电视新闻、图片新闻以及网络多媒体新闻成为我们每天所看到的新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类新闻文本的复杂讯息，用符号学分析方法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是解读社会符码——即解读“现实”的符码，如行为符码、服饰符码、语言符码等，再是解读技术符码——即传媒再现“现实”的符码，如拍摄距离符码、镜头运动符码、角色符码等，最后是解读意识形态符码——即传媒表达意识形态的符码，如种族主义符码、男权主义符码、个人主义符码等。通过这种解读方法我们可以层层剖析新闻要表达的深层内涵和复杂讯息。例如一个新闻人物的着装和手势，能传递这个人的身份和性格，摄像机机位的不同安排可以表现不同的现场状况等。通过这些，又可以分析新闻本身要传递的信息中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意义建构论，它是用符号和对符号所表示的对象的描述（声音、现象或词汇）来解释现实，媒介以此确立、延伸、替换和固定观众与别人共同使用的意义。而符号学理论则是在新闻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对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分析来深入理解新闻所要传达的意思和建构的意义，并分析媒介是如何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符号的使用表现出来的。
意识形态批评
意识形态分析，顾名思义，就是要解读出新闻文本的意识形态讯息，它不是作者在新闻作品中最直接的声音，它或者是作者的弦外之音，或者是一种背景的声音，需要仔细分析。大众媒介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始终息息相关。媒介在传播信息、传播各种意义的同时，永远无法回避作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分析是批判性很强的分析，它不只是一种声音中的声音，还是一种阶级的声音，或一种权利建制的声音。意识形态批评假设新闻文本的世界与现实的阶级社会一样，由各种阶级的声音组合而成，而这些声音并非对等的，总有一些声音处于强势地位。这种不平等反映了文本世界中的“阶级压迫”，反映了一种阶级的声音对另一种阶级的声音的打压和排斥，其结果就是，一些阶级不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意识形态批评就是要揭示文本世界中的阶级压迫。
在新闻文本批评领域，存在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批评。一是关注新闻文本如何曲解“事实”。也就是说，新闻的意识形态倾向必然要受到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但并不完全体现的是新闻工作者的意识形态。因为新闻工作者在既定的权利架构下工作，新闻报道运作过程是在这种权利架构下的产物，因此其意识形态倾向还要受到权利架构的影响。亦即新闻的意识形态还表现为所属权利架构的意识形态；二是这种权利结构性的规限和由此造成的意识形态效果。在这种结构性的规限下，传媒经常会不自觉地再现或再生产既定的权利关系。例如媒体在报导罢工、新移民、同性恋等异类团体的新闻时，不一定会有意歧视这些团体，但判断这些人为“异类团体”的时候，则可能不自觉地依据了权利体制对这些团体的定义，因而所报导的新闻可能不自觉地参与了再现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三是偏重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分析，关注统治阶层在解释其政策的合法性时，如何利用传媒的功能来争取市民社会的支持？传媒如何扮演建构意识形态的角色，例如建构社会知识、制定规范和塑造共识等等。
在美国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力度就有所增加，布什在联合国的演讲，穆斯林斋月的致辞问候等都做了电视实况转播。政府高层也对媒体的负责人施加压力，明确表示不允许播放塔利班领导人的讲话等。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的配合也是相当默契的。特别是对纽约客机失事等国内事件的报道，都采取了低调处理。媒体也能够按照政府的要求，限制播放拉登的电视声明等新闻。[6]解读这类新闻文本的时候，就可以运用意识形态分析去理解蕴涵其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
传媒不是独立的机构，它在既定的政治架构下运行，并受到层层把关人的影响，因此新闻的报道也就无法单纯的仅对新闻事实的进行客观传播，而有着更深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功能，通过意识形态分析方法我们才能深入去理解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