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注重心理学的运用。虽然心理学也是从近代西方才开始开展独立和系统研究的学科，但中国古代对心理学的实际运用则早已非常成熟。这一点在说服智慧上体现得更是突出，比如中国人在说服别人时非常注重察言观色、揣情量权，尽量让对方感受到说服者的言辞是出于为对方考虑，起码是站在客观的立场。通过心理上的引导，从而在说服活动中达到“胜人之口”，更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的境界。
（三）说服技巧丰富高超。中国古人的说服技巧可谓变幻多端、高超绝伦，令人叹为观止。仅《战国策》中就有譬喻、比兴、夸张、递进、对比、反说、以退为进、二难推理，甚至采取偷换论题、混淆概念、以偏概全等诡辩手法。这些技巧已经不局限于形象思维，而将逻辑思维也运用得炉火纯青。灵活运用这些技巧，中国式的说服活动收到了无往不利的效果。在进行媒介批评活动的时候，有意识地运用中国式的说服智慧，对于丰富媒介批评的技巧、提升媒介批评的效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4、艺术性的表达智慧。
批评需要文字和语言的表达，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表达是需要高度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智慧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上所述，中国的思维特征就决定了这种智慧相比西方的理性思维更擅长在艺术、文学、美学等领域有所发挥。中国在文学上的成就已毋庸多言；就批评学而言，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独立的媒介批评学科，但与之相关的学科，如文学批评学、历史批评学、美学批评学等等，却极为发达。将独具中国特色的表达智慧运用于媒介批评，自然比西方惯用的枯干的学理式表达要更有魅力。针对有学者指出的运用中国智慧在表达上固然将更富有艺术性，但会欠缺严密的逻辑性的看法，笔者认为这也是失于片面的。上文已经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更注重形象性，而相对不重视逻辑性，但不能说中国智慧缺乏逻辑性。先秦诸子中的墨子、荀子，在逻辑思维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其他诸子的论著也无不结构严谨、行文缜密。后世文章大家如贾谊、韩愈、陆贽、欧阳修、苏洵、王安石、黄宗羲、章太炎、鲁迅等等，也都继承了这种注重逻辑的思维特征。当然，总体来说中国的传统智慧更多的还是表现在跳跃性思维、直觉性思维。《庄子》等典籍屡屡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或譬喻阐述让人回味不已的哲理；禅宗的公案经常用一些看似无厘头的言语或行动让人得到启发或彻悟；李白、苏轼等大文豪更是擅长超逻辑思维的代表。这种超逻辑的表达表面上看起来忽略了逻辑性，其实背后却环环相扣、无懈可击，可以说是比普通的逻辑推理具有更高层级，而且通过运用这种智慧常常能够得出非同寻常的观点和看法。中国的这种表达智慧可以借用苏轼的话来概括：“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将这种表达智慧有意识地运用于中国媒介批评学，自然能够让这门学科（学派）呈现出魅力独特的中国气度与风貌。
综上所述，中国智慧对媒介批评有着不可估量且无可替代的价值。要想使媒介批评学更好地在中国发展和壮大，而且，要想真正实现传播学体系中国化的原创性建设，就非常有必要从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入手和起步。而要真正科学化地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媒介批评学体系，就必须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智慧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智慧之源泉。有人曾经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难以构建严谨而缜密的学术范式与体系，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误判。而之所以在我们的国人甚至是思想文化界产生这样的认识和偏见，主要是因为长久以来西方的思想方法一度被认为是最符合科学精神的方法。因而很长时间在我国文化界处于主导地位，以至我们传统的中国智慧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必须指出，我们强调研究、运用中国智慧，并不代表我们轻视、排斥西方智慧，并不是要在媒介批评活动中抑此扬彼或者抑彼扬此，而是为了将隐藏在媒介批评活动背后的智慧规律显现出来，从而更好地指导媒介批评研究与实践。我们相信，只要重续中国智慧之脉、高扬中国智慧思维方式，是完全可以构建出以追求“真、善、美”和人文精神为终极目标的中国本土化的媒介批评学的。
注释
[1]郝雨.原创，从建设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起步[J].当代传播，2011年第2期.
[2]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新华字典（第10版）[M].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
[4]《夏商周年表》，由李学勤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11月9日对外公布。
[5]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64—1920）提出的。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人类精神文明密集地出现了各种重大突破，是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在北纬30度上下的地区（即北纬25度至35度之间的地区），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在以色列有犹太教的众先知；在印度有释迦牟尼；在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这些精神导师提出的思想最终使这些地区的文化、文明趋向成熟和定型。这些文化、文明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却往往彼此相通或呼应。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这些文化、文明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而其它许多没有这个阶段时间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最终都走向式微乃至灭绝。详参《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雅斯贝尔斯，华夏出版社，1989年。
[6]《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本文所引的经典、史籍以及文学作品等名著、名篇均采自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除特别需要，不另注明版本。特此说明）
[7]春秋战国时代相对于华夏地区而言的少数民族到今天早已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此外，学界有以为墨家来自印度的说法，但未有确证，也非学界主流观点（近代学者胡怀琛先生在1928年撰《墨子为印度人辩》一文，认为：“‘墨’为‘貊’之转音，‘翟’即为‘狄’之异文，墨翟即‘貊狄’或‘蛮狄’”。“‘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称‘墨’，因外国人而称‘狄’”。结论是墨子其实是一个黑色的外国人，似乎是印度人；近代高僧太虚法师也曾撰《墨子学辨序》一文，指出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也成为墨子是印度人旁证）。
[8]《汉书·董仲舒传》
[9]儒家“仁者乐山”（《论语·雍也》）；道家“上善若水”（《道德经》第八章）。儒家乐山，道家乐水，正是仁者与智者旨趣不同的外在表现。
[10]李鸿章：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
[11]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1-2.
[12]《易传·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易传·系辞上》：“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荀子》：“天地与人相参”，“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故最为天下贵也。”（本文所引用、参考的中国古代典籍除注明版本的以外，均引自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特此说明。下同）
[13]启泓.德性思维：我国德育的基本任务[J].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第5期，总第90期，21.
[14]陶伯华.智慧思维学精要[J].云南省思维科学学会会议论文（收入《中国思维科学研究论文选2011年专辑》）.
[15]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43.
[16]《易传·系辞》中关于“观物取象”的学说主要有：《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具矣。”《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17]王树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J].学术月刊，2006年1月，51.
[18]王树人对“象思维”的有关论述可以参阅其《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中国象思维与西方概念思维之比较》、《中国哲学与文化之根——“象”与“象思维”引论》等论文，以及王树人与喻柏林合著的《传统智慧再发现》（上卷）一书。
[19]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邓肯·麦克道高博士（Dr.Duncan MacDougall）曾于1907年4月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灵魂是物质的假说并用实验证明灵魂物质的存在》的论文。作者为了验证灵魂是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质，特别设计了一种安装在灵敏度很高的秤上的床，并让快死的人躺上面，然后精确测量这个人在死亡瞬间体重的变化。实验发现，人在死亡的瞬间确实减轻了很小的重量，作者认为这就是灵魂的重量，并宣称经其测量，这个重量应为3/4安士，也即约21克。这个说法在西方相当有影响力。
[20]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版改名自序[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9.
[21]程志华，孙宁.形而中学乃中国的人文精神[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月，1.
[22]李红.老子思想与媒介批评[J].国际新闻界，2011年4月.
[23]《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24]《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25]宋叶梦得《避暑漫抄》：“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26]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6期.
[27]《宋史·王安石列传》：“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
[28]王树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J].学术月刊，2006年1月，54.
[29]《智囊》，明冯梦龙编著，是一部从先秦到明代智慧故事的总集，全书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二十八卷。涵盖了中国古人的种种智慧韬略，其中“语智”部专门纪录、评述古人的论辩、说服智慧。现有凤凰出版社《智囊全集》（2009年4月）等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