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对我的环境沉默起来。任凭我周围的人花言巧语，软硬兼施，我自岿然不动。我尝到了沉默的乐趣。我漠视我的环境，主要是我周围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有滑稽剧的效果。首先是大姑，拖着一条瘸腿在院子里走遛儿（大姑身体的恢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透着焦急，她不时地往我的屋子里观望。看也白看，我的窗户都用厚厚的窗帘遮着，我从窗缝向外观看，像是看一出戏，尽管这出戏的主角是我。
然后是大姑夫。他与大姑的表现形式不同，这恐怕是性格和性别决定的。他假装扫院子，朝我这边偷窥；借晾晒被子，多次进出屋子，然后似乎漫不经心地再朝我这边看一眼。
表哥旦旦不掩饰他的坐立不安，他生来不会掩饰什么，此刻他正杈着腿站在他的屋门口抽烟。他的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鼻孔里的烟雾持续不断，嘴里的哈气和烟雾混合在一起喷吐出来的时候，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
小姑找来张文正做说客，张文正站在我的屋外一言不发，像个木头人。小姑埋怨他，他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人就争吵起来。
余利、梁雨和老总都像轰炸机似的天天来。他们就像我操纵的机器，在我的身旁团团转，我摆手，他们就停下来；我躺在床上，他们就伏着身子像看棺材里的遗体似的看我。
我感觉到我周围的人因为我而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夜以继日或日以继夜地，用他们健康人的意志左右我这个病人的意志。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健康人和病人之间的对立和抵触是永远无法调和的，除非你从一个健康人变为一个病人；而当你真正得了一种疾病的时候（我指的不是那种类似感冒、好了以后不留痕迹的病），你就永远地成为了一个病人，永远地与健康二字无缘了。
我沉默下来的时候，同时我就失去了自由。比如，我上厕所的时候，会看到大姑父的身影在窗前晃动，他是在监视我；我一旦走出院门就更麻烦了，表哥会马上从后面跟上来，在离我大约一米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随行。他们怕我去自杀？我隐藏着这个疑问，其实无须问，事情明摆着，一个身患绝症、生活不幸的女人如果走上自杀之路，没人觉得奇怪。
然而我没想到自杀，我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地步，只是我周围人的行为举止给了我自杀的提示。这是我第一次拒绝自杀的想法，因为是被迫的。
电话是一律不接的，无论电话铃响多久，但我不拔掉电话线，我要让我周围的环境保持正常状态。有的电话打到大姑的房间里，大姑父喊我接电话，徒劳！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响起了日本的一部恐怖片《午夜凶铃》。当然这个联想并没有能唤起我丝毫的恐怖感觉，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比癌细胞更可怕了；它只是引起了我残存的好奇心。我拿起了听筒，也就拣起了我最后的爱情。
由于四周非常安静，话筒里的声音显得十分清晰，一个好听的男中音，他说他是张同。
我想了想说，我没有一个叫张同的朋友，可能是打错电话了。那边说：严格地讲不是你的什么朋友，是你的大夫，妇科大夫。
我想起了X医院那个文质彬彬的妇科大夫张同。我笑了（多少天以来的第一次笑），我说您电话里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所以没听出来，再加上咱们统共只见过两面，不够熟悉。
张同说：以后会熟悉的。我问他怎么知道以后会熟悉的。他也笑了，他说我迟早要做他的病人的。我说我还没想好去不去治病，怎么做你的病人。
他说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很累，有时间再聊，明天他在病房等我，商量住院的事情。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话筒愣愣地站了好长时间，我猜不透张同这个电话是不是家里人让他打的，家里谁让他打的？是小姑，还是小姑托张文正让张同打的？张同的做法完全不是一个中国医生的传统做法，中国医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大爷，女的就是奶奶，只有你求他（她）的份，岂有他（她）给病人打电话求你来治病的道理。也许张同是个例外？是个货真价实的医术加人道主义的典范？
不管怎么说，那天晚上我有点失眠，确切地说，自从知道自己得癌症以来第一次为癌以外的事情睡不着觉，张同那种敏捷中带有的细腻，以及一种不易觉察的神经质让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夜里十二点刚做完手术，然后还能有精力给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她来看病，道理上讲不通，尤其在我身处的国度。
最终我睡着了，当然有梦，像所有的不幸的女人一样做的都是噩梦，我的噩梦里有张同，他是那些面目狰狞的一群当中的一员，他的手里拿着的是一把放大了无数倍的手术刀，正仔细地剔一只山羊。经他剔过的山羊骨头光滑透亮，像一件件艺术品。
早上整八点醒来，回味那个梦，最终觉得张同进入我的梦决不是什么偶然，这跟他给我留下的美好的印象有关，当然不能忽略那个“致命”的电话。我收拾东西，找出几条内裤（其实是多余的，我在医院的日子里几乎用不着那东西了），我拿着几只乳罩犹豫着带不带，最后挑了两只华歌尔的放在包里。带了两件贴身穿的保暖内衣内裤，然后就是书，也许此去就回不来了。其实说穿了，死活就是个“去来”的问题，就像你今天出门，你说你不回来了，别人不会在意；你死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也不会在意。至于你是沉重地出门还是轻松的出门，全由你选择。
书本对于世界上的某些人来说不可忽略，一如化装品对于女人。我是个既喜欢化妆品，又喜欢书的女人，现在，化装品是没什么用了，书还是能伴随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我站在书柜前挑来选去，犹豫不决，我喜欢的书太多了，单是这些书，人生就够让我留恋的。最后我选了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书虽然很薄，但能仔细玩味，是一本十分经读的书。
我拿着包走出院门的时候碰上了表哥，他很诧异地看着我问去哪。我说声出门，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北京胡同里的九、十点钟是最安静和悠闲的，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只有几个戴红袖标的“小脚儿侦缉队”围拢在一起谈论哪个早市的菜便宜哪个贵。我冲她们笑，算打招呼。她们也冲我笑，很不自然，我走过她们身边，感觉到她们对我的排斥。她们一定知道了我患癌症的事情，癌细胞又一次地让我感觉到孤独，这种孤独是被迫的，是老天爷专门为我准备的，我无法拒绝。
刚要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一辆桑塔那2000在我身边停下来，是我的一位在国税局当司机的中学同学。他问我是不是去上班，要送我一程，我说不用，你还是快去接领导吧。他说今天不用接领导，领导出国了，玩去了。我钻进车门，闻到车里一股幽迷的香味，整天在这种气息里生活的人迟早会烂掉的。我不能将我想的说出来，虽然已经离坟墓不远了，但我还是摆脱不了“虚伪”的诱惑，确切地说，“虚伪”是一种责任，就像人活着必须承担的那些责任一样，比如生了孩子就有了抚养的责任。如果你不尽虚伪的责任，你就会被社会排斥和抛弃。所以你只要活着，哪怕一天你都要虚伪，虚伪到底。
我让我的同学，沿着东四南大街一直往南开，到米市大街我让他把车停下来。他看了看路边上那个“基督教学会”的牌子问我在这上班？我说是，有时间来玩。他让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我说我没有手机。他将信将疑地开车走了。
我径直朝X医院的住院楼走。乘电梯到了三楼找张同，刚出电梯就看见张文正和小姑笑眯眯地迎着我走过来。小姑接过我手里的包，张文正又掏出手绢擦汗，然后说：
“张同上午有一台手术，大约十点结束，他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等他。”
张同的办公室紧挨着一个杂务间，一个灰头土脸的清洁工正拿着一把墩布拖地。张文正拿钥匙开了门，我们走进去关上门，听见墩布刺啦刺啦的蹭门的声音。办公室里一堆一堆的医书，靠西北角的那张窄小低矮的行军床上也齐齐地码放着书，床便显得越发地窄小。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办公桌前的椅子，这样的椅子只有老北京人的家里才能见得到，木质的圈形靠背，椅子面儿上按照屁股的形状凹下去。这把椅子在这间屋子里很扎眼，我正正琢磨这把椅子，门被推开了，张同走进来，他看见我们。表情很平淡，只同张文正握了一下手，然后就坐在那把木质靠背椅上，面带矜持的微笑看着我说：
“有病就要接受医生的治疗，这是天经地义的。”
然后转头堆张文正说：“张大夫你去忙吧，我会照顾好我的病人的。”
张文正走后，张同马上站起来带着我和小姑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将要做的事情。去病房开单子做一切住院检查，他问我那次开的那个住院单还在不在。我说丢了，张同笑，我看见他的牙齿闪了一下。
他站在病房护士站的宽大厚实的台子上为我开单子，从他敏捷的笔尖下流出一行行漂亮的草书，他将一摞单子交给小姑，说声，去交费吧。然后示意我跟他走。我跟在他的身后，我们的周围是那些歪歪扭扭的病人，以及匆匆忙忙的大夫、护士，他们尊敬地与张同打招呼：
“张大夫好。”
“张主任好。”
“今天您没上手术？”
“您好，忙着呐……”
我紧走两步，同他并肩而行，我问他是不是需要手术。他简短地答：是。我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手术完了是不是需要化疗。他点头。我问他化疗完了会怎么样。他将脚步放慢了，似乎在思索什么，然后反问我：是指病情还是其他的。我说都包括。
“……这种病的五年的成活率是百分之三十……”
说完这句话，又加快了脚步。他告诉我当好病人的秘诀：那就是相信自己是幸运的。说完这句话张同又笑了，那神情好象不是面对一个癌症患者，而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他的轻松感染了我，确切地说是传染了我，不光是那份在这万般的匆忙中分外显眼的轻松，还有他的优雅，他的敏捷和细腻，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让别人的粗俗变得刺眼，他就像是一只打磨得光滑剔透的水晶球，在这个忙碌和肮脏的世界上奕奕生辉。
医院的神秘感有一部分是地形造成的，各种功能的房间、不同的科室，让每一个医院以外的人都会产生神秘和新奇的感觉。就在我随着张同七拐八拐没完没了地在走廊里鱼一样的游走的时候，似乎我以往的生活经验，我的可怜的自信乃至我的自尊都遗失在那些散发着神秘气息的犄角旮旯里了。医院本身足以瓦解一个人健康的精神世界，你的精神是建立在你的肉体之上的，医院首先瓦解了你的肉体（你在做各种的检查的时候，肉体的神圣感已经被那些冷冰冰的器械彻底解除了），你的精神还能存在吗？
这时候张同停下来，指着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大夫对我说：
“这是于捷，于大夫，我和于大夫共同完成对你的治疗。”
停了一下，又补充说于大夫是医学院的博士。于捷的个子很高，眼睛深而大，一望而知是个单纯的男人。我说很荣幸，能做二位的病人。他们都笑了，然后就像商量好了似的转身朝不远的一间检查室走，见我还愣在原地，于捷招呼我让我跟上他们。
检查室里有一张妇科用的检查床，于捷冲着我做了一个上去的手势，同时重复那句妇科大夫的经典用语：“脱掉一条裤腿儿。”
我无法不犹豫，面对两个男人暴露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种本能的羞涩。我回头望着他们，只见张同和于捷都已戴好了透明塑胶手套，站在离我大约两米远的地方目光平和地望着我，显然，他们只将我当作了病人，无性别的病人，而在他们的眼里我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模型，实施他们医术的模型。我第一次为我的身体感到悲哀，它已经失去了血和肉的真实感觉，在医院里，在大夫的目光中，它的生命力、活力，都已烟消云散。
我听见张同低声说：“双侧，10个大小，感觉到吗？”
我感觉到了，感觉到于捷的手指很长很软，它们温柔地碰触着我的身体。我不敢看于捷的眼睛，没有勇气与他对视，我是个有邪念的女人，这种姿势和方式，没法不让我产生与治病无关的想法。我想起了昆德拉笔下的那个托马斯大夫，他与那些女病人的纠缠。中国的男大夫的心理素质非同寻常，至少我面前的两位大夫是这样的。
就在我劈着大腿，接受检查的时候，一个固执的想法趁机溜进了我的脑子：这些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妇科男大夫，面对女人的身体，除了看病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呢？
后来，我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将这个我想了很久的、在我心里已经快要烂掉的问题问了张同。这时候我已经在X医院混了将近一年了，出出进进不下四、五次，接受化疗药物治疗，头发早就掉光了，靠着不断变化形状和色彩的时装帽子伪装度日。我问这个出现已久的、有些阴毒的问题的时候是在建国饭店那家豪华的西餐厅里，我们去的早，五点不到。我们没有立即点菜，而是各自要了一杯饮料，我要的是鲜橙汁，张同要了一瓶矿泉水。我提出那个真正称得上是深思熟虑的问题的时候，张同刚刚将那瓶矿泉水的瓶盖儿拧开，听到我那样问并不感到惊奇，相反可说是神情自若，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将矿泉水倒进侍者送来的那个漂亮的高脚杯里，喝了一口，然后声调平稳地说了下面一番话，无异于一份妇科男大夫的宣言书：
“……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有七情六欲。当我穿上白衣，我就进入了一个特殊的角色，由一个普通男人变为一名医生，这时，我会忘掉我的性别，或者说，我成了一个中性人，我身上的那件白衣，就像一身魔服，挡住了所有世俗的邪念，或者说，它就像一副盔甲，是我精神世界里的盔甲，让我专心地面对我的病人。而对于女性的生殖系统，我只将它看作一个器官而已……”
我听见于捷轻声说，下来吧。
在我穿衣服的时候，确切地说是提裤子的时候，张同和于捷都背过身去，当然他们说着一些关于我的病情的话。我感觉到男人做妇科大夫比女人更为适宜，他们或许可以对妻子女儿发脾气，然而对于病人却需要百分之百的温柔。
就在我心里正为中国的男妇科大夫大唱赞歌的时候，一位美若天仙的护士小姐神色慌乱地推门进来，走到张同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张同听罢，让于捷处理我的事情，就跟那位天仙走了。
我问于捷怎么回事。于捷是个典型的大男孩儿，他将眼睛睁圆了看着我，我能从他的眼睛看到他的心里，但你再想找他的灵魂就难了，天天跟女人的生殖器打交道，灵魂呢，早已不是男人的灵魂了吧。
没什么事，不过是一位病人的丈夫打了我们的大夫。男大夫？当然，女大夫谁打，没理由打女大夫。我问为什么打那位男大夫。于捷将眼睛睁得比刚才还要大，他说你们这些搞意识形态的对什么都好奇，然后就转过身收拾那些用过的器具诸如阴道扩张器什么的。我说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不意识形态的事儿，主要是你们这种职业太能激起人的好奇心了。我坚持问他那位大夫为什么挨打。
“说是他的手碰了病人的阴蒂。”
我问是成心碰的还是无意的。
“那谁知道，谁让那玩意儿就长在那儿呢，可能也就是顺带手的事儿。”
我笑了。于捷的口气轻松自然，就像在麦当劳里谈论一场足球赛。医院跟屠宰场的区别就是，医院是把坏器官弄好，而屠宰场则是将好器官拆开；但结果都与金钱有关。
我已经穿戴整齐，恢复了那个有人的尊严的女人。站在离于捷两米远的地方，抱着胳膊，将癌瘤的事放在一边，我说：
“你可真幽默，拿什么幽默不好，那可是我们的女人的绝对隐私啊，你让我作何感想。”
于捷已经将一切都收拾停当，听我这么说连忙道歉：
“对不起，我忘记你是女人了。”
我大笑道：“刚才你们张主任在你怎么不如此表现呢，虚伪。”
“张主任？”于捷天真地眨眨眼睛，又说：
“张主任是彻头彻尾的女人生殖器拜物教者。我跟他不一样，我没他那么虔诚，我整天的同这东西打交道，我不这么幽默怎么幽默？”
于捷说着看了一下表，叫一声“糟糕！”他让我自己去病房等，现在应该有空床了，他说同一个病人约好了有台门诊手术，说完匆匆忙忙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