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打开门，屋子里一股霉味，打量四周，虽缺了人气儿，屋子倒收拾得干净利落，彩色条纹的床单一个褶儿都没有，床头柜、写字台、五斗橱，还有靠东墙立着的大衣柜，一望而知都是有年头的旧货。当年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差点让人当“四旧”抄走，奶奶坐在院门口哭天抢地不让抄家的进院子，还下死劲扯着那个领头的裤腿儿不放。倒不是她知道这些旧货以后会值钱，那都是她当年的陪嫁，当家的死得早，无数难眠之夜，就靠这些旧东西陪着，久而久之，东西有了人的神气儿，是老二奶奶给它们的，反过来，也支撑着老二奶奶，烦闷的时候，摸着它们，说上几句心里话。老二不喜欢屋子里的旧东西，除了那股子难闻的味，对他，它们永远是陌生的，物件跟动物似的，只能有一个主人，既然是奶奶的，就不能是家里别人的；尽管老二比它们后到这个家，照样混不熟。他多次提出换新家具，奶奶让他甭想，让他死了这条心，然后就是一通咬牙切齿的唠叨，说老二和建平是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整天就知道算计她的东西，当初就不应该养活，该掐死他们。然后就跑到厨房里把那些锅碗瓢盆弄得叮咣乱响。老二琢磨着自己挣工资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家具换了，然后娶吴蔷，就在自己这间小屋里，哪儿也不去。想到吴蔷，老二的心里就觉得暖和极了，他觉得吴蔷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儿，换句话说，这世界上他只要吴蔷，剩下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恢复高考的事让老二有些心神不宁，心里骂：还恢复哪门子高考呢，就那么混吧。看着别人高兴成那样，自己可不痛快了。这次回城，老二不象以往，一回来就往胡同里跑，找他那些狐朋狗友瞎侃，猫自己屋里发愣，坐在窗跟前那把老式木椅上胡思乱想。奶奶的影子映在挂了窗帘的门上，乱糟糟的头发像个鸟窝似的晃来晃去，问老二中午想吃什么，榨酱面？打卤面？还是烙饼摊鸡蛋。这些都是老二奶奶自己喜欢吃的，老二喜欢吃米饭炒菜，肉片炒茄子，韭菜炒鸡蛋，扁豆炒肉丝，西葫芦炒肉片。老二不言语，不言语就是不喜欢，老二奶奶坚持问，坚持的意思就是让老二在她说的那些吃食里挑一种。问得急了，老二就说什么都不想吃，奶奶让步，去闷米饭摘豆角了。
这时候，老二坐在椅子上，捅捅半导体，翻翻抽屉，闲的难受，不象在生产队里那么高兴，懒洋洋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扭身，又躺在床上。院子里有人走动，不用看，从步子的节奏和轻重上就知道是弟弟建平。孟建平像根竹竿儿，胡同里见过老二父母的人都说建平根本不象他们生的，公母俩都又矮又矬。老二压根儿就觉得，建平长成这样就是给自己当陪衬，那竹竿儿还不使手一撅就折啊。除此之外，两人的脾气禀性爱好完全不同，别的不说，此时此刻，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却在院子里溜达，一个满怀心事郁郁寡欢，一个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建平知道哥回来了，院门一响，他就把自己的眼睛对准特意留的一道窗帘缝，看见了哥那张黢黑的脸，也不出来搭讪，装不知道，北京人的礼数在这兄弟俩身上全不适用。建平那间屋子用深色窗帘遮得是严严实实，只给自己留竹篾似的一道缝，能看见外边，外边人看不见他。鬼子在明处咱在暗处。
奶奶吆喝建平帮她做饭，让帮着摘豆角，建平没听见似的在院子里接茬儿溜达。奶奶明知道建平不会帮她，可还是高一声低一声地喊着，解闷呢。老二让建平到他屋里来一下，老二感觉到建平犹豫了一下，然后走到老二的窗跟儿底下，老二看见建平的影子映在窗帘上，仰着头，真象语文课老师交的“单立人”旁。问是不是准备高考，建平点头，单立人上边那一瞥就动了动。建平高中刚毕业，成绩优秀，正不知干什么好，高考恢复等于给他打开一条光明大道，有种欣喜若狂的劲头。兄弟俩一个屋里一个屋外，聊着，建平的声音里是一股太阳味儿，老二的声音一股湿乎乎的霉味儿。老二问建平打算考哪儿，建平说想上北大。问有把握没有。说试试看。最后建平问老二考不考。老二支吾一阵，没说出个所以然。
北屋的廊檐下，一尺高，一米见方的小饭桌摆上，三只一模一样的小板凳也放周正了，桌子上的油漆掉个净光，只在桌子腿上能见着点棕色，桌面却被擦的噌光瓦亮，木头纹儿一波一波的，漂亮。奶奶来回来去从厨房端菜端饭，每端一次，嘴里就“小兔崽子”骂一回。哥俩佛爷似的坐着不动，吃的时候，也没话，奶奶把菜里边的肉片挑出来，朝哥俩碗里送，唯恐不公平。建平就着几根扁豆几片肉，吃了一碗就撂下碗筷不吃了，老二用建平吃一碗的工夫吃了两碗，把菜汤朝碗里一攉，拌饭，胡噜胡噜，吃的直冒汗。等哥俩都吃好了，奶奶这才盛了半碗饭，慢慢吃起来。
管孟建军叫老二，并非真的排行老二，北京人说“二”另有含义。一般说这人真“二”，那就是说这人缺心眼儿，北方人说的二百五，上海人所谓十三点。老二小时候经常惹祸，能干的坏事都干过了，砸玻璃，踩漏房顶。北京的旧房顶都是一块块的灰瓦仔细码上去的，根本不抹灰，一踩，就有缝，雨一淋，没不漏水的，胡同里大部分都是私房，漏了就得自己修，为这，老二奶奶没少赔邻居钱。老二还喜欢抢小孩手里的吃食，一块馒头，一角烙饼，不光是因为肚子饿，主要觉着好玩，小孩咧着嘴回家对妈说老二抢他的吃的，就站在院门口骂老二是“有人下没人养的玩意儿”。大人聚在胡同里闲聊，说建军这孩子真够“二”的，这么着，老二的真名倒让人忘了。
长大成人以后的老二，在胡同里人看来还是“二”。其实老二变化不小，至少他不像以前无缘无故砸人家玻璃，或者动不动就往房上跑，踩坏别人家的屋瓦，他对抢吃的这类事也丧失了兴趣；自从跟吴蔷交朋友，连打架的毛病也收敛了。老二的“二”劲儿渐渐减弱，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他周围的人对此几乎无知无觉，尤其是这小半年以来，恢复高考的风越刮越紧，老二变得有些沈默，沉默中蕴涵着些微忧愁。像其他北京男人一样，老二的内心其实很软弱，拿得起却放不下，对事对物，充满宿命感，他们总把一句话挂嘴边上：“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每年每月每天，都感觉到有个人在决定着他们的命运，而那个“人”始终存在着，无论怎么样的改朝换代，这个人的力量都不会减弱。
老二吃了饭，碗一推出了院门。“十一”刚过不久，空气里泛着甜兮兮的味道，过年过节的气味，像一锅白面打的糨糊，粘乎乎的浮在半空，让人从心里腻得慌，却又唯恐溜走，巴不得它多留些日子，再难过的年都是好的，甭管富人还是穷人，也别听他口头上说怎么不喜欢过年，心里都是想着的，年节对于北京人来说，就像是“老相好”，情分在那儿，铁板订钉，甩不掉的。热衷于年节，源于北京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光宿命不成啊，日子得一天天的过，饭要一口口吃不是？
吴蔷家住在黄土坑胡同的南头，独门独院，一扇紫红色大门终年紧闭，探出墙头的是棵枣树，油绿的叶子，秋天的时候结满一树红枣，孩子们谗得直流哈喇子。吴家的院门虽然终年紧闭，但吴家的历史，胡同里的人再清楚不过，吴蔷的爷爷是北京城里一位有名的老中医，专治面部偏瘫，过世没几年。吴蔷的父亲虽也是医生，却是西医，当年吴蔷的父亲飘扬过海去留学，等他西服革履地回来，吴蔷爷爷一看他那身行头就火冒三丈，捋着下巴颏那半尺多长的灰白胡须大声质问吴蔷父亲，穿这身衣服怎么号脉，并说吴蔷父亲糟蹋他的钱。吴蔷父亲耐心解释西医跟中医不一样，不用号脉，用听诊器，说着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吴蔷爷爷是被儿子身上的外国味弄晕乎了，也就没再吱声。吴蔷父亲后来成为北京西城一家大医院的著名脑外科专家。文革前，吴家那扇紫红色大门经常有西装革履的人进出，甚至还有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文革一来，吴蔷父亲理所当然成了里通外国的叛徒特务，戴了高帽儿游行，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小将让吴蔷父亲交出与海外联系的密码，吴蔷父亲哪知道什么密码，大不了一通皮带，所受之罪不必赘述。吴蔷家的房子是吴蔷爷爷留下的家产，当年用两袋白面买下的。这是哪年头的事儿了，两袋白面买个两进的院子，吴蔷从父亲的嘴里知道这所宅子在当年只值两袋白面，就一脸的不屑，丹凤眼细眯着，腮帮子上的一对酒窝深深浅浅的。父亲是个极其温和的人，善于动手迟于动嘴，看着吴蔷的神情只是微笑。母亲也是大夫，是父亲留学的同学，标准的大家闺秀，祖上是在京城里开绸缎庄的，吴蔷母亲的皮肤异常白皙，父亲打趣母亲，说那是你们家开绸缎庄开的，皮肤都跟缎子似的。家里的保姆叫秀梅，聊天把这句话传到了胡同里，就在文革时成了吴蔷父亲和母亲的特务接头暗号，红卫兵小将们由此发挥了无穷的想象力，甚至把接头地点替吴家选绸缎庄，在此也不一一赘述。有着缎子一样皮肤的母亲用葱根儿似的手指，刮一下吴蔷的脸蛋儿，跟小孩子说不清楚价值和价格之间的麻烦事儿，两袋白面买个两进的院子，吴蔷母亲私下里也想不通。吴蔷记事时起秀梅就在吴家了，确切说，秀梅就生在吴家，秀梅的母亲自打年轻时就伺候吴蔷的爷爷，京城里有钱人家保姆也是自小家养，就像家伙事儿，用惯了不想撒手，人用惯了也一样，大户人家的佣人就是家里的一员。吴蔷的任性是秀梅惯出来的，每次吴蔷使性子，秀梅就百依百顺，要月亮的时候，顺带手还得扯俩星星。下面的两个妹妹吴萍和吴薇倒很听话。
老二在胡同里魂儿似的转悠，心里是想碰上吴蔷，才分开多一会儿功夫就想得慌，这比饥饿和干渴更难受。老二看见吴蔷家的枣树上还有好些没打干净的枣，已经不那么新鲜诱人了，枣树的叶子也是种陈旧的墨绿。中午，胡同里安静，大部分人都午睡，只有几个六七岁的孩子在树荫底下跳房子。跳房子的孩子里就有吴蔷的小妹妹吴薇，见了老二，喊声建军哥哥，然后接着跳房子。老二想问吴薇大姐在家不在，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其实吴蔷和大玲把包放下没一会儿就出门了，上学俩人就要好，这功夫准备好好玩半天。大玲先用自行车带着吴蔷，到自己上班的那家街道服装厂请假，大玲让吴蔷先坐在车后座上，然后骗腿儿骑上去，吴蔷问大玲沉不沉，大玲摇头。大玲把车骑得飞快，进服装厂大门的时候都没减速，差点撞厂长身上。厂长姓薄，又正好是个跛子，所以喊他的人都心怀鬼胎。厂长问大玲怎么这么晚才来，大玲说同学插队回来了，请半天假，陪同学玩去。薄厂长看了看大玲身后的吴蔷，满脸堆笑，说应该的。请了假，掉转头往回走的时候，吴蔷问大玲对厂长的态度怎么那么冷淡，大玲脸红了一下，说没有啊，就那样。吴蔷和大玲去逛隆福寺街。大玲把车停在钱粮胡同的西口上，跟大玲住一个院的辛大爷在胡同口修鞋，大玲让辛大爷帮忙照看一下车，车锁锈了，不好锁。辛大爷正忙着给一双攀带儿布鞋钉鞋掌儿，他问布鞋的主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是钉皮的还是钉胶皮的，小姑娘犹豫着，辛大爷出主意让小姑娘最好钉胶皮的，便宜又耐穿，皮的又贵又不禁磨。辛大爷听有人喊他，抬头先看见了吴蔷，说这丫头越长越出息了，顺口问是不是回来考大学的，又扭头跟大玲说，甭锁了，锁什么呀，就放这儿，且收不了摊儿呢。
大玲和吴蔷顺着钱粮胡同的南墙走。北面大半条胡同都被一个“高干”大院占了，一丈高的围墙上拦着带红磁珠的铁丝网，两扇红色的大门闭得是严丝合缝，门槛足有一尺多高，隔了大约十米的车库门是灰色的，灰色大门的右下边开了个一人高的小门，小门倒是经常开，有穿戴整齐的军人出入，他们都长着红扑扑的娃娃脸，脸上堆满了幸福的微笑。行人从高墙下走过时，没人敢停留，几乎东城区所有的人都知道那里面住着中央首长，一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元帅，人们不但不敢在墙下停留，就连从墙下走过时仿佛大气儿都不敢出，一方面是出于对元帅的尊敬，更多的则是对于权力的敬畏。这可是京城的传统，惧怕官宦，权力比钱财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