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元帅大院,到了铜钟胡同口,再拐俩弯儿就是人民市场(隆福大厦前身),懂必武提的字儿,神气儿!吴蔷扯一下大玲的衣袖说她快饿晕了,话音儿没落,就一屁股坐在一家院门口的石狮子上,死活不走了。大玲站在一旁看着吴蔷弯着腰的笑,她说插队的人好象都得了饿痨了,吃多少都吃不饱。吴蔷说你要是插队就知道什么叫饿了,然后就有气无力地扶着门框,最后吴蔷把嘴附在大玲的耳朵上,低声地让大玲先买点吃的东西送过来,她饿的走不动了。大玲说,哎哟,至于吗。就朝隆福寺街里那几个小吃店跑去。隆福寺街里的小吃是全北京有名的,尤其是街东口那间不足十五平米的煎灌肠店,里边的人总像闹蝗灾,人兀恙兀恙的。大玲进的是西头一间店铺,这里边的油炸豆面丸子最好,一毛钱一碗,撒在浮头的香菜碧绿,馋得人哈喇子直流。再就是豆腐脑、红豆馅炸糕和炒肝儿什么的……香味拧在一块堆,朝大玲的鼻子里灌,大玲也饿了,她像只陀螺似的在充满香味的小吃店里转着,最后用一块五毛钱为吴蔷和自己买了两只豆馅炸糕、两块驴打滚、还有褡裢火烧和硬面饽饽什么的,所有的吃食儿就用一张草纸垫着,捧在大玲手里,颤巍巍朝吴蔷走过来。大玲让吴蔷快拿,说坚持不住了,那张草纸早就被油浸透了,热炸糕还烫着大玲的手。吴蔷拿了浮头的两个硬面饽饽,然后就不知所措地看着被烫得呲牙咧嘴的大玲。恰巧,这时打院里出来一位小脚儿老太太,看见大玲和吴蔷就乐了,嘴里不知叨咕了一句什么,返身回屋,一会儿,手里掂着一个竹子编的小笸箩,走到大玲和吴蔷身边说:先用着,完了还我就得。看着大玲她们把吃食儿放在笸箩里,老太太扭扭地朝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去了。
吃完还了笸箩,大玲和吴蔷挎着胳膊沿隆福寺街朝东走。见东口那个旧书店里人头攒动,吴蔷就问大玲考不考大学,大玲犹豫了一下反问吴蔷。吴蔷说当然考了,不考怎么回城呢。大玲问老二考不考,吴蔷说他考不考你怎么不去问他,倒来问我。说完就看着大玲笑。吴蔷知道大玲喜欢老二,大玲不丑,就是皮肤黑了点,好多男孩喜欢,说大玲是黑牡丹。大玲认死理儿,单单钟情老二;老二喜欢吴蔷,吴蔷就觉出老二的份量,因为老二的后面有大玲,大玲的后面又有那么多喜欢大玲的男孩,滴里嘟噜一串,糖葫芦似的,吴蔷那种女孩的虚荣心就彻底得到了满足。看着吴蔷在笑,大玲心里一阵阵发酸,吴蔷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老二的心,在自己,那完全是梦。大玲偷偷看吴蔷,吴蔷正因为阳光太足而眯缝着眼,卷曲的眼睫毛的影子就落在脸颊上,抿嘴的时候,酒窝就显出来了,一股甜甜的女孩味大玲自愧不如。大玲在吴蔷面前总觉得自惭形秽,要说人生是一台戏的话,各种人物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那吴蔷就是小姐,大玲就是丫鬟,这辈子是变不了了,命啊。
紧挨着旧书店的就是那个满京城都有名的煎灌肠店,三米的铺面,门开在东半拉,门窗用劣质的深绿色油漆草草抹两把,小孩洗脸似的,没涂抹到的地方露着木头本色。污脏的玻璃从外边看不着里边,里边看外边也就看个大估摸,这些都碍不着灌肠的味道。灌肠的半成品是些黑乎乎的淀粉坨子,上面还有成形的手指头印儿。俩人又馋灌肠了,推门走进灌肠铺子。迎面一位尖嘴猴腮戴白帽(白帽已经脏得变成灰的了)的师傅,用一把锋利的月牙刀切灌肠,灌肠切成扬树叶儿大小的片儿,每片都是一边精薄一边两毫米左右,为的是煎的时候容易焦脆,尖嘴猴腮的师傅把那把月牙刀使得眼花缭乱,切好的灌肠一会就堆起座小山。交钱、排队取灌肠,这些事一律是大玲的,吴蔷只管坐在墙犄角的凳子上等着吃。灌肠一毛钱一盘,交了钱,大玲就站在煎灌肠的大铁铛子前排队等着拿灌肠。煎灌肠的炉子是用一个汽油桶改的,里边用灰搪了,烧的是煤球,火旺旺的,里边的煤球一个个就像金蛋子。排在大玲前边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浑身油渍麻花邋里邋遢,左手牵个三四岁的男孩,男孩的左手拽个五六岁的女孩,女孩正起劲地嘬着自己的手指头。邋遢女人不耐烦地东瞅瞅西看看,顺手打女孩叼着的手指头。大玲心里腻歪,不想看她,可又忍不住。大玲听姥姥说过,女人生了孩子当了妈就都另一个样了,就不象当闺女时候那么要好了,就是个老娘们。眼前的邋遢女人好象是对姥姥的话的一种印证,自己以后就有可能变成眼前的女人,想到这个,大玲心里别扭。这时听见邋遢女人说要五盘灌肠,还非让人家给她那五盘灌肠每盘多加一勺蒜汁儿,不给加就粗声大嗓地吼。
等大玲端了两盘灌肠走到吴蔷身边,吴蔷悄声问大玲认识不认识邋遢女人。大玲摇头,吴蔷把嘴对着大玲的耳朵说,怎么会不知道呢,住在七条里胡同的寡妇。蒜汁儿咸了,灌肠的味道大减,吴蔷皱着眉头,大玲说,不想吃就算了,吴蔷就把剩下的倒在墙角的泔水缸里,大玲凑合着吃了一多半,说:没原先好了,还不如买点回去自己煎呢。完全说:现在哪找大油去,花生油煎出来的更不行了。俩人出了灌肠店还接茬说邋遢女人的事。大玲想起来,邋遢女人叫玉花儿,男孩外号叫脏猴儿,女孩叫小玉儿,孩子没有父亲,孩子是跟谁生的不知道。吴蔷撇嘴道,不可能,跟谁生的孩子自己会不知道?大玲说,也许真的不知道,听姥姥说她的男人很多,靠男人养活。吴蔷和大玲对“一个女人有很多男人”没什么概念,吴蔷坚持认为男人再多也应该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大玲说:废话,今天是他明天又是他,你让她怎么分得清。吴蔷笑起来,小声对大玲说:好象你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似的。立马,两人都羞红了脸。走进胡同,大玲突然停住脚猛一拍脑袋,车忘推了,还在钱粮胡同口辛大爷那儿。大玲要去推车,被吴蔷拦住了,辛大爷会给你推回来的。大玲就让吴蔷去她家玩,吴蔷又怕秀梅告她妈,大玲说你不会给她两毛钱。吴蔷说,什么呀,秀梅根本不是那种人。两人走到胡同里,下午两点多的胡同空得像条饥肠,小孩子虽然不睡午觉,却还是让大人们领回家像圈小鸡儿似的圈起来。大玲牵着吴蔷的手朝自己家院子走,路过老二家门口,俩女孩一阵紧张,紧张得有根有据,老二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门里闪出来。再看老二,也紧张,紧张里藏着着急,从吃过中午饭满世界找不着吴蔷就是这种心情,直到此刻活生生地见到了,心情才缓和下来,就剩下点紧张,这能从他两只脚不停地颠蹬上看出来。老二还是故做镇定,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假装漫不经心,问俩人去哪玩了,大半天就没见人影儿。吴蔷忸怩着红着脸不说话,身体麻花似的拧着;大玲不能不说话,她明白自己在这三个人中间的位置,她跟吴蔷是好朋友,而吴蔷是老二恋着的人,自己喜欢老二,这种罗圈关系里边,自己处在最不利的地位,但她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现状,她连漠视甚至嫉恨都没有,不是没有,是不能有,像抑制对于老二的感情似的抑制着漠视和嫉恨,她知道,那种可怕的感情一旦产生,她不仅失去吴蔷,连老二也就彻底失去了。保持现状,自己至少可以活在一种感情的幻觉里,大玲觉得自己就像是吴蔷身旁的一棵草,老二爱的雨露虽是沐浴吴蔷的,但小草也沾了光。大玲那时侯不知道“卑微”这个词,再加上年龄毕竟太小,年龄小想事情就简单,只要能看到老二一切就全有了。
大玲的脸也红了,跟吴蔷的脸红有所不同,大玲的脸红几乎可以被忽略,一是因为大玲的肤色黑,脸红与不红,旁人看不出来,只是自己感到脸发烧罢了;二是虽然脸红发烧,却没人注意,她是为老二红的脸,但老二只关注吴蔷,至于大玲无关紧要。大玲说:我们逛隆福寺了,还吃了小吃。大玲的话一点用都没有,老二象压根儿没听见,俩眼直勾勾看着吴蔷。大玲一直不敢看老二,把自己很热的两道目光辣辣地搭在吴蔷的身上。吴蔷脸红是显而易见的,吴蔷肤色白皙,针尖儿大小的痦子、痣什么的都一清二楚,更甭提脸红了。吴蔷脸一红,简直就是桃花盛开,不但颜色好看,香味都能闻的着,着迷的不光老二,连大玲都发呆。大玲邀老二一起去她家玩,老二点头,三个人鱼贯着朝大玲家走。大玲家门前一边一棵老槐树,每棵都得两人合抱。大玲的姥姥说的邪乎,她嫁过来的时候树就这么粗,有人问,那长这么多年等于白长?不是长得慢吗。甭管怎么说,树的确是有年头了,洗脸盆大小的树节疤,一个挨一个像是泥巴捏成糊上去的。这是两棵洋槐,树叶又圆又小,浅绿,五月开一树槐花儿,香得噎人,槐花里边的芯能吃,放在舌尖上品,甜的。北京马路边上种的都是国槐,树叶深绿,开极小的绿花,最不招人待见的是容易生肉虫子,北京人叫“吊死鬼儿”,从树枝上当啷下来,走路或者骑车,不小心弄身上,胆小的吓出一身冷汗。离槐树十多米远就能觉着它的荫凉了,每次从外面回家,大玲都要把头仰起来看树顶,看树顶上的天,有时候看见树顶上落着鸟,又看见鸟在枝条上跳来跳去,就想着,什么时候自己能变成一只鸟,自由自在地飞。
树根把地面拱起半米高,树皮厚得不能再厚了,一条一条裂着,上面总会有斧子印儿,总有闲人,看着不顺眼,用斧子砍,无济于事的,只落下几道印儿,树就是树,不会跟人计较。大门槛儿踩成了一个凹兜,关上大门,多肥的猫都能顺利通行。门扇上的油漆掉光了,零星剩下几块,翘着,好像用手一扣就能扣掉似的。门洞有三米长两米宽,一到晚上就黑咕隆咚,起先门洞两边各一个条凳,两米长一尺宽,厚度也足足够一尺,完全就是一整棵大树据巴据巴放那的,大玲记得自己小时候爱跟伙伴围着条凳玩,就有淘气的猛不丁推倒条凳,砸了谁家孩子的脚,孩子抱着小脚丫坐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后来条凳不知不觉就没了,一大早起来,离大门住的最近的老刘头儿见条凳没了,问院里其它的人,条凳怎么没了。其它人异口同声问老刘头,你离门最近,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然后就聚在一起议论感叹,怎么就没听见,那么大两条凳子,怎么就能没点动静呢。说的是,偷那干吗呢,值不了几个钱,就是少了个歇乏的,不开眼。条凳一没,门洞里有段时间空荡荡的,好在不久北京人取暖就由煤球改蜂窝煤了,有几家人把蜂窝煤放在门道里,填了大家伙心里的空缺,那俩条凳才彻底从四合院人的心里没了。
大玲走在前头,拉着吴蔷的手,吴蔷身后紧跟着老二,俩女孩的气息直朝老二鼻孔里钻,老二有点晕头转向,两次踩了吴蔷的脚后跟儿,吴蔷不敢言语,她不知道老二是不是成心的,要是成心的,自己一叫,那不就辜负了老二。影壁前头也不清静,东院刘家倚着搭了个小棚堆破烂儿,往右走是个二十米左右的小跨院,院子当中又是一棵老槐树,比大门口那两棵还要粗壮,树干长到两米多分成两叉,整个大树像是一条倒挂着的巨大的裤子。大玲跟这些树们朝夕相处,熟悉到视而不见的程度,她从容地从树旁边走过,一绺眼神都不朝树身上扔,这些树在她的生活里似有似无,可有可无,不管怎么着它们都守候在那儿了,没日没夜的用精气神儿滋润着她和院儿里的人,院儿里人那种平淡和坦然就是由树来的。出跨院正对着三间北房住着大玲姥姥,大玲姥姥有一双标准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真正婀娜多姿。大玲姥姥话多,只要把眼睛睁开,嘴里的话就象水龙头里的水哗哗往外流,直把一座四四方方的院子灌得满满的。大玲的小姨、小姨父和表妹李小月住三间东房,俗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尤其东房,西晒把人晒个贼死,所以小姨父的脸总象猴屁股,没时没晌红个没完,小姨父叫李常青,就是《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的那个常青,大玲背地里叫小姨父红常青。大玲住了西边三间,那是沾了父母的光,大玲的母亲是小姨的大姐,小姨和大玲母亲之间还有两个女孩,早嫁出去了。父亲是在大玲十岁时死的,大玲十五岁母亲改嫁给一个香港房地产商,大玲坚决不跟母亲走,在这之前大玲是从课本上知道有香港这个地方的,从地图上看,离北京太远了,遥远就陌生,陌生就害怕。而且那家伙说话及其滑稽可笑,那时候北京人还没把粤语和鸟叫联系起来,主要原因是大家都在为温饱而战,一个人要是吃不太饱穿不太暖是没什么想象力的。大玲只觉得这人说话费劲,听不懂,要母亲翻译,有时母亲也不懂,大家便一块不言语了。母亲走的时候没拿什么东西,只提了一个很小的灰色人造革提包,一步三回头,眼睛里噙着泪。大玲躲在姥姥屋里死活不出来,谁劝都不出来,小姨吓唬说,你这次不见就再也见不着你妈了。那也不出来。最后都去胡同口送大玲妈了,大玲只是扒着窗缝看了一眼妈的背影,因为伤心而颤抖的背影,这背影牢牢地刻在大玲的心里,并随着年龄的增大日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