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奥康纳的叙事模式训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热衷于被机制化的审美。这类机制化作者身份范例，几乎遍及当代欧美社会，是有别于宗教超验性质的自我意识，对此，奥康纳认为对一些人来说现实的收获有可能是相反的，可能是被训练和规范，因而她提到了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预言“我们必须停止用虚伪消极的态度形容权力的影响：它是有‘例外’的，它有‘压力’，它被‘审查’……事实上，权力正在膨胀。”[12]在这种预言里，“权力”将被理解成有效的力量，即使是被教育改革主义认为“自由”的“自我表达”过程——这个过程中总存在着隐约强迫——同样的，也可以把训练看成是为了制造。奥康纳十分简明的坚持认为“可能性与限制也许指向的是同一件事。”[13]她并非是早期唯一一个我想用来说明什么是“系统时代”的作家，此时的爱荷华写作工作坊已经产生了大批系统内的美国作家，但她是主要的初期将文学现代主义转译到一种机制内的作家之一。
限制信仰：地方主义者的制度
说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是文学地方主义的一个偶然现象是不确切的。在史蒂芬·威尔伯斯（Stephen Wilbers）多年的系统经历中可以看到，这是随着美国中西部意识的提升而浮现出，但更显著的则是由那些南方地方主义者所带来的意识，他们大多有着早年在北方教书学习的经历。[14]在当时还未出现一统的文化氛围以及极少接触世界文化的情况下，地方主义在爱荷华的审美体系中具有了特别的基础地位，并且对个体习作者产生了权威性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写你知道的”这个原则的特性。这种特别的“工作坊”，当首次由贝克的戏剧创作课程出现在自大的哈佛校园里时，被认为是怪异不可理喻的，但到了爱荷华大学则变得那么的契合，很大归功于当地农业经济的实践习惯。
准确地说，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确是偶然的产物，出现在文学地方主义的机制建立过程中，他们敏感的发现纽约的欧洲价值观在盛行，而后他们决心创造属于美国本土文化的产品中心。那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托马斯·沃尔夫离开了北卡罗莱纳大学，先去了剑桥，而游历纽约和欧洲。这对于一个美国作家是常规经历，大多像他这般有着宏大的目标，唯一让他无法忘记的是来自于诗人惠特曼的传统，他相信这样的“天赋”只能存在于美国这片自由天地里。进入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文学地方主义机制发现自己似乎正在与东北部的文化发生冲突，它们以美国农业社会“核心地带”自居，可以潜在的象征这个国家的本源。约翰·弗雷德里克（John Frederick）以自己的经历解释了内陆意识：他一直在爱荷华城编辑《中西部文艺》，对于内陆地区而言，一本国家级的文艺杂志可以成为地方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的象征代言，当然在国家支持多元文化时，杂志也能成为批评地方主义者的阵地，许多持纽约中心的主流人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观察，也预计在不久之后遏制对方的扩展。地方主义者真的能够被国家整体接受吗，或者我们想问的是，他们如何让这些保持真实？这让时期也正是许多关注土地流失的艺术家在南方学校展现自己的开始——期间编辑了许多杂志，包括《原住民回顾》、《流浪者回顾》和《南方回顾》等——他们在美国形成了有声望的文学分支，以至于许多美国主流作家及批评家，都热情的想帮助他们出版一些著作。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建立，对于地方主义者的增长以及防止中部地区被国家同化方面自然是个良好的象征和帮助，并且也很快摆脱了商业的影响。尽管在外人看来它的结构设计是为了让地方主义机制获得国家般的声誉，它的快速建立以及将国家影响边缘化——以自己的思路——就好像是个国际性的作家中心。爱荷华现象的成功很大部分要归功于那些地方主义者的诗人思维迅速转变为国际主义者的文学思维，因此保罗·安格尔很惊讶于许多人认为爱荷华仅仅是培养纯粹美国高等文化的动力之源——当然，某种角度说它也做到了这点。但早期工作坊仅仅为系统提供了小众的文学新人——比如玛格丽特·沃克（Margart Walker），她在四十年代学习诗歌创作并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她又回来写了小说《纪念日》（Jubilee 1966）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但从五十年代开始，威尔伯斯注意到，“安格尔为爱荷华带来了许多世界各地的作家，他们来自爱尔兰、日本、台湾、韩国、菲律宾、伊朗、加拿大、英格兰以及瑞士。”[15]1963年的安格尔，已经打算将这里打造成为国际性的写作系统，与他的妻子中国小说家聂华苓（Hauling Nieh）一起邀请各类地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国际主义的作家来爱荷华交流创作，并且出版了《全世界聚集于爱荷华》（The World Comes to Iowa 1980）小说编选集，当然，相反地是对爱荷华的尊敬是从国内走向全世界的。它对于当时的文化版图起到了复杂的重写作用，但并未想要去掩盖别的支流，它不仅成为当时混乱的各类地方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的调和指导，也因此而共同建立起了机制化与个人化的威望。正如安格尔曾解释他想实现的目标，“中部地区让我感到温暖，我也为它写了许多，但工作坊需要更卓越的奋斗，而不仅仅对地方的偏好。”[16]换言之，“偏好于地方”似乎并不能通往“更卓越”。
也许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划分。但我们至少可以清晰的看到两种地方主义的存在，中西部和南方，在二战时期以及之后一直存在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中。它们虽然都能在更大的历史性机制成长下共同被定义，但涉及到明确的意识形态时却有着对立方向。简单的说，中西部地方主义，例如安格尔，偏向于将视野往外扩展，而南方地方主义者则主张应当坚守内部来获得杰出文学，并且以排外限制的立场要求地方主义者。
在这两种不同位置的概念里，本质是源于机制。在安格尔看来机制是一种社会技术，是调动各类人才与资源实现外部任务的过程。就像奥康纳的出现，机制又成为了传统的化身，能够容纳和服务于作者更早时期的实践模式。[17]这点在大卫·霍尔曼（David Holman）看来是两种地方主义所拥有的两类虚构人物：中西部的角色们，就像一个寻找者，以旅行者的视野探索另一个世界；而那些贵族气质的南方角色们，则欣喜于自己拥有一个自然传统的生活氛围。[18]在这些相反的观察中，也许可以预料的是“中西部”将很快作为意义深长的当代地方主义存在于美国文化之中。
而同时，美国写作将依然保留有距离感及自我意识的南方传统，尤其是小说，将不会中断。[19]对已经颇具成就且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南方地方主义者而言，这是对美国教育以国家级别来接受新批评教学的最强势回应。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也是我曾经形容的细微的内部意识形态自然分化：不仅可以在爱荷华遇到，也同样体现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例如，罗伯特潘沃伦与克林斯布鲁克斯对南方的钟爱，甚至将此带去了严肃理性的耶鲁大学。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由两种地方主义联合，中西部与南部，有着相互争论与相互远离的历史性气质。
正如文本让作者更为著名，许多现象都是全国性的循环。为了理解作为机制的爱荷华，两种相对共生的地方主义，一个是扩展一个是限制，一个是技术化一个是传统化，应当被看作是一种结构的辩证的两部分，提供了互相渗透互相讽刺的镜子效应。应该说，这种相互动态也是战后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大特征，它们增长的规模甚至与多样性的文学增长是一致的，各自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同时也造成了双方的相当距离感。无疑这对于现代机制而言是正常的，并未失去体系发展的基本原则。现代机制，在大规模成长的同时也在内部形成差异，或者说各自复杂化。
在表现南部地方主义者强势推行限制方面，爱伦泰特（Allen Tate）的《新地方主义》一文（The New Provincialism 1945）是最好的证明，文中提出了许多基础性的涉及地方性、国家性与国际性的文化气质的问题，在说到二战时期的风潮时问道“二战时期南方的新文学成为了国家性的代表，它真的与战前所有风格都不同吗？美国文学是否会渐渐的趋于一致？甚至更像世界文学主流？”[20]他并未给予任何问题以明确的解答，而是给出了自己十分丰富的偏好：他认为南部文学将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保持一定距离，没有哪一方可以分享南部“连贯的传统和信念。”的确，“这些年一直在讨论地方主义的式微，但显然并不正确。这些丰富生动的地方主义，更像是国家主义的副产品”（536）。此外作者并不满意北加州大学提出的新南方改革主义的说法，即认为地方主义是一种健康多元主义者名下的美国国家主义，泰特仍然赞同传统的地方主义，像欧斯金·卡德维尔一样认为国家需要更多的选择，因而他希望出现严格的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
有着敏感问题意识的泰特，写作此论文的目的在于他所谓的“新地方主义”。这是他对文学国际主义的一个思考，他看重的是克服“少数地方主义偏好的狭隘”，引导他们“用全球化的视野，以及政治或社会学知识来‘深入’或‘融入’对待全世界的地方性族群。”这种方式是预想全世界就是个“大范围的区域联合”。但是“在如今全球化体系的趋势下这样的构想存在困扰：世界的主导力量以更大的扩张来限制地方性的政治和思想。现在更流行的宣传是说‘让我们更靠近中国’或者说‘了解你的朋友，你会更喜欢上他，也更容易打败他’”（537）。尽管泰特并没有看到南方受到了什么“有计划的”的“压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这些提出分析并不是为了让文章名字更危言耸听，而是分享那些可能发生的真实性的经验。并且文中举例说的“更靠近中国”也不是针对保罗·安格尔的某种谴责，显然这篇文章比后者的改革出现得更早。安格尔的地方主义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后地方主义”——不被束缚和限制的。相反的，泰特是希望重新划定界限。
这对于奥康纳而言也是成立的，对于她在爱荷华写作室的导师安德鲁·利特尔（Andrew Lytle），这个小说家兼终生创意写作倡导者更是如此（他建立了佛罗里达大学的写作系统），奥康纳在爱荷华第三年时准备写《智血》（Wise Blood）时便受到了他的监督。之后，南方小说家卡罗琳·高登成为了奥康纳的辅导教师，并成为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高登嫁给了自己《小说之家》的编辑，也便是那个拉丁美洲移民作家爱伦泰特，同时泰特也是利特尔的终生朋友（也是沃伦和布鲁克斯的）。这些南方知识分子们有着很相近的个人趣味——这个群体远不止上述几个人——对“限制”的特别激赏。甚至可以说他们对限制的兴趣要多于对地方主义的，同样的地方主义本身也受到了来自更强烈的信念保证——更精确的思潮——就像“限制”。
南方作家将自己定位于地方社群中，这让他们能够适宜的进入专业的熟知场景中，在真实中闲逛。
现在可以确定的说在美国文学里，“南方”系机制化了，这当然也可以用来形容作为机制的南方。但南方并不是为机制而存在，拥有更大的意义——一种地方主义或是所有地方主义中的一种，是特别的“选择”。将自己约束在“限制”的地方主义原则之中，但也能够正视它所带来的某些问题，保守的南方地方主义需要寻找一些方式来定义自己的地方气质，以此作为特别的机制而留存。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独有机制”，这是具有从属关系的机制，就像是监狱或是医院对待其成员的作用，从文学的立场来看，也许这是坏机制，机制化的过程就像是诱捕。不仅如此，它的后续效果被兰塞姆（Ransom）定义为南方文化气质中的“悲惨”部分之一：“对黑人成员的关注几乎导致了南方脱离了正常的南部地方主义。”[21]其他南部知识分子也极不情愿的承认“黑人成员”的确影响了社会对南方存在体的正确认知，从这个角度来压缩了地方主义的多层次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