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舞》
据说周公依据周国原来的制度,参照殷礼,制礼作乐,通过这一重大举措,对上古氏族祭祀乐舞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不但树立了周朝的权威,也表达了对祖先的敬畏之心。他提倡制礼作乐,并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做。所谓“制礼”,即制订各种典章制度,几乎涉及了敬奉神灵、政治、经济、军事、刑法、人们的言谈举止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行为规矩到祭祀祖先,从婚丧嫁娶到日常用语,“礼”作为一种“规矩”无所不在。具体地说,“礼”主要又分五类:第一,“吉礼”,是祭祀和敬奉邦国鬼神的礼仪。第二,“凶礼”,是哀忧患、丧亡殡葬的礼仪。第三,“宾礼”,是关于朝聘盟会的礼仪。第四,“军礼”,关于兴师动众的礼仪。第五,“嘉礼”,即婚姻宴饮的礼仪。所谓“作乐”,主要就是指每逢礼仪,就要用“乐”来配合。西周人所说的“乐”,即音乐和舞蹈,特指配合着不同的礼仪而采用的不同音乐和舞蹈动作。礼仪用来区别贵贱,判断是非;乐舞用来缓和上下,整合人心。周代的礼乐制度,是政治和艺术教养的结合,讲求礼乐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以便充分起到巩固统治,调和人心的作用。
制礼作乐在实际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乐舞的大整理,形成了周代祭祀乐舞《六代舞》。
《六代舞》,又称《六乐》、《六舞》或《六大舞》,是周代统治者用于祭祀的六个乐舞。传说是周文王的弟弟周公旦率领文臣乐工在前朝乐舞基础上修订编成。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六代舞》即黄帝的《云门》、尧帝的《咸池》(亦称“大咸”“大章”)舜帝的《大韶》(亦称《大磬》)、禹帝的《大夏》和商汤的《大濩》与周武王的《大武》。据说以文德得天下的帝王就用“文舞”祭祀;以武功得天下者享受“武舞”。因此,前四个属“文舞”;后两个属“武舞”。
《六代舞》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六代舞》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乐舞典范,实际上综合了许多文化成果。周代建立了庞大的乐舞机构“大司乐”。在举行大祭时,由大司乐率领贵族子弟跳《六代舞》,不同的场合演奏不同的乐舞。每一个乐舞都有明确的功能,分别用作祭祀天地、四方山川和祖先。据《周礼》记载:舞《云门》时“奏黄钟、歌大吕”,用以祀天神;舞《咸池》时“奏太簇、歌应钟”,用以祭山川;舞《大韶》时“奏姑洗、歌南吕”以祭四望;舞《大夏》时“奏宾、歌函钟”,祭祀山川;舞《大濩》时“奏夷则、歌小吕”,用以享妣;舞《大武》时“奏无射、歌夹钟”,用以享先祖。表演这六个舞蹈的都是王室和贵族的子弟,乐舞人数更有严格的规定,体现了周礼的等级制本质。
《云门大卷》
西周雅乐舞以黄帝的《云门大卷》为开首之乐,用以祭祀天神。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大致记述了《云门大卷》的来历。周代将其列为“大舞”之一,足见其重要程度。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原各族之共同祖先,文德武功兼备。虽然传说中黄帝因为阪泉之野的大战而战胜蚩尤得以服天下,但他更是文德昭彰,所以,《淮南子·览冥训》记载:“昔者黄帝治天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百宫正而无私,……道不拾遗,市不豫贾,……”传说中的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缙云氏,一般认为这是把中国北方许多氏族的称谓融合于一身的结果。相传黄帝曾经为了同炎帝作战而训练熊、罴、貅、虎、貔、貙等六种野兽。据专家考证,这些野兽当为六个部落的图腾。黄帝统一了各部落,才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后人尊其为始祖神,也与他“统一”大业有关。周代将《云门大卷》作为“制礼作乐”的祭祀天神之舞,说明了黄帝在周代已经不仅是民间传说里的统一之王,而且已经上升为“神”之代表,这是有深刻含义的。
《大章》
作为周代的祭祀性乐舞,《大章》祭祀的对象是“地示”,即地神。《大章》原本是唐尧时代的纪功性乐舞,据传其内容原为祭祀上帝,并由尧的臣子质所创作,《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糜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至于为什么原本祭祀上帝的乐舞在周代转而祭祀地神,周人的想法很难考证了。周代《六代舞》中也有把这一乐舞称为《大咸》的。《周礼·春官宗伯下·大司乐》中记载,祭祀唐尧的乐舞《咸池》,原本祭祀的是黄帝。到了唐尧时代,如果有所“增修”,就在基本保持原名的基础上改叫做《大咸》。如果“乐体”没有什么变化,就把原名改掉,叫做《大章》。据此可以看出,周代将《大章》列入《六代舞》,大约是更多地保留了唐尧时代乐舞的面貌。
《大韶》
我们已经说过,《大韶》是传说中祭奠帝舜的乐舞。舜是古代的贤明君主,《尚书·舜典》记载他曾经巡行四方,咨询四岳,善选贤人。正由于此,周代以此舞祭“四望”(即四方,一说指名山大川,或指日月星海)。传说舜命夔以乐舞教育贵族子弟,使其“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既是帝舜的文德,又被后人提炼为中和之德,大约《大韶》的乐舞也具有“中和”为美的特点。对此,史籍中多有记载。如《尚书·尧典》记载《韶》时用“八音克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用器乐音律之间的配合,达到人神沟通、协调的作用。《路史·后纪》称:“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如南风至。”
《大韶》经过周代的确立,又经历代传衍,最终成为“文舞”的代表。除去享受了皇家王朝统治者的尊敬之外,还受到民间的喜爱。湖南湘潭的韶山,流传着古时舜帝曾在此演奏过《韶》乐,以致凤凰飞翔,麒麟欢舞,地方之名由此得来并沿用至今。广东韶关附近有一块巨石,名曰“韶石”,传说就是当年舜帝曾经巡游此地,曾在此演出过《韶》乐。如果联想到《大韶》的举行往往是“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情形,似乎这《大韶》之乐与石制的乐器有关,也许石头也是乐舞表演时的神圣“道具”吧?
《大韶》不仅有隆重的祭祀意义,在长期发展中也逐渐丰满,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相对有机统一,具有很高艺术欣赏价值。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曾经游历卫、郑、徐等国。到达鲁国时,自然要求观赏周代乐舞。他对《韶》是极力推崇,“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叹为观止。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曾经在欣赏《韶》乐之后“三月不知肉味”,称其为“尽善尽美”。
《大夏》
周代把原本歌颂禹的乐舞《大夏》用来祭祀山川,大约是因为禹是古代以治理洪水而传颂后世。《尚书·大禹谟》称禹“克勤于邦,克伦于家”,“敬承尧舜,外布文德”。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歌颂大禹的乐舞原名《夏龠》,到了周代主要用《大夏》之名,反映了周人尊重自然之神力的态度,更从制订乐舞的角度反映了周人善于从江山一统的宏阔规模中寻找王朝基业的精神追求。《大夏》乐舞的被确立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反映。
《大武》
这一简称为《武》的乐舞,自周代起就被列为《六代舞》之一,可见周人把自己的功业与传说中的祖先们相提并论,气魄是很大的,也很自信。舞蹈历史学家认为:与《六代舞》前五个舞不同的是,《大武》是周代自己创作的乐舞,高度赞扬了周武王联合进步力量灭纣安良的伟大功绩,赞美周武王的文治武功。
《大武》是周代乐舞的标志性成果,这一为了纪念周武王克商而创造出来的乐舞,据历史记载其创作者是周公。舞蹈的内容表现了周武王克商的功绩。据孔子所见,演出情形是这样的:
乐舞开始,先奏响一段鼓声,舞队手执兵器,屹立戒备,接着,徐缓、绵长的歌声唱起,表现出决战的心情。然后,舞蹈展开了战斗场景,共分为六段。第一段舞蹈队由北面上场,描写出兵的情形;第二段表现除灭商朝;第三段继续向南进军;第四段表现平定了南方的边疆部落;第五段舞队分列,表示周、召二公的英明统治;第六段舞队再次整齐集合,表达对周武王的崇敬。
舞蹈史学家孙景琛认为:“从这段描述看来,这个舞蹈的动作、队形变化都是表现着具体的情节的。据孔子的分析,所表现的就是‘武王之事’‘太公之志’。当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夸耀,显示自己的武力强盛,以此来威慑诸侯和人民,所以主张仁义的孔子对这个舞蹈的评价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赞美这个舞的艺术表现,但是对它的内容则是表示有保留。”(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
《大武》也叫《武》。《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庄王的话:“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六日:‘绥万邦,屡丰年。’”其舞蹈分为以上六段,同时配以歌章。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歌辞已经难以追踪。其中的《武》《赉》《桓》,被保存在《诗经·周颂》中。如《赉》的最后一句是“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又如《桓》的首句是“绥万邦,屡丰年”。《武》之诗共有七句:“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这一诗章的大意是:“伟大的武王啊!建立了无可比拟的丰功伟绩。文德洋洋的文王,为后人开创了基业。武王继承文王的遗志,战胜殷商,遏制了杀戮,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功业。”
武王克商,是当时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商纣王曾经以70万兵抗拒周人。结果是武王以师尚父为先锋,依靠巴师的锐勇,驾车冲入纣王之阵,“歌舞以凌殷人”。《大武》就是为歌颂这一伟大的胜利而制作的。也许是受了宏阔历史气魄的影响,也是为了真实地表现出战争的残酷和壮烈,《大武》被处理得非常有个性:“发扬蹈厉”,“威盛于中国”。
周代用《大武》祭祀祖先,有很深的用意,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天子”概念的确立。自西周开始,统治者已经将自己的争战称霸之“伟业”说成是受“天帝”之命,人间的英雄开始在赞美声中上升为领受了“天命”的人。这就是“天子”。他有超越常人的天赋和才能,能够代普通人与天神沟通,因此应该得到黎民百姓的崇拜。既然西周的统治者已经是“天子”,他当然也就不需要和常人一样朝拜神灵,而是既可以领导众人祭祀祖先上苍,又可以代“天”受礼。如我们前文所述,其具体表演方式,恰恰是将战场的成功再现出来,受到人们的尊敬。
周代的乐舞教育及“六小舞”
西周的《六代舞》体现了周人乐舞制度的核心是“礼”。它鲜明地体现了西周政治制度和血族制度的原则精神。礼不但在政治、思想、文化等等方面得到尊重和体现,还通过教育的手段灌输给贵族的青年子弟们,使西周形成了以尊礼为目标的礼乐教育体系。学习的内容,除礼仪射御之外,舞蹈方面有“大舞”“小舞”等;音乐方面有歌唱和乐器演奏;此外还有有关乐舞的理论知识,舞蹈教育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礼乐教育的对象,是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学习从13岁开始,到20余岁达到成熟,而学习的阶段划分则按照年龄大小安排的:13岁开始,主要学习内容是“小舞”、音乐和朗诵诗,偏重于学“文”;15岁主要学《象舞》、射箭和驾车等,偏重于习武;20岁的时候,主要学习“大舞”及各项祭祀礼仪。这些内容假定各用3年学完,到22岁“礼成”,大约经过10年左右的磨炼。
周代用六个“小舞”作为乐舞教育的“教材”,即《帗舞》、《人舞》、《皇舞》、《羽舞》、《旄舞》、《干舞》。
六小舞的名称是对照着六大舞(即“六代舞”)而命名的。正像“大舞”一样,“小舞”也是祭祀性乐舞。关于这六个“小舞”的具体表演形式、祭祀对象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后代的儒家学者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帗舞》
传说是祭祀后稷的乐舞,其根源是黄帝部落祭祀云图腾的乐舞。舞者手持“帔”而舞。“帗”,一种说法是五彩缯,用丝绸长条组织起来挑在竿上的道具,但也有说是用鸟羽制成。
《人舞》
传说是祭祀宗庙或星辰,徒于而舞,不用道具,而以手袖为“威仪”。有一种说法是它原本可能来自模仿鸟兽动作的手势。河南浚县出土的周代女舞人,两袖垂落,两手略抬,似乎正在祷告,神态很是肃穆。另外一件周代玉舞人,是双人造型,长袖飞扬,身姿有了明显的曲线,或许已经在手袖的“威仪”之外加入了娱神的观念。这两件舞人形象虽然不能肯定就是《人舞》的记录,却可以给我们一些周代袖舞的印象。
《皇舞》
是一个求雨的乐舞。传说源自上古先民们蒙着鸟羽祈求神灵降雨。殷商时期已经有求雨性的“舞”。据说学习和表演该舞时要身披五彩羽,如凤凰之色,头戴羽毛制作的帽子,衣服上缀着翡翠色的羽饰。这样看起来,它该是一个很好看的乐舞,证明周人继承了殷商的祭雨仪式,甚至更加笃信起来。
《羽舞》
舞者持白色鸟羽而舞,祭祀的是四方。其源起当与殷商的求雨之舞有一定关系。另有一说是舞时执雉尾,即五彩鸟羽。
《旄舞》
是用于辟雍(周代的大学)的祭祀礼仪。舞者执牦牛尾而舞。有舞蹈史学家认为,该舞所用的“道具”另有可能是用牛尾装饰的舞具而非真正的牛尾。《旄舞》的来由一说是“葛天氏之乐”,即“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之乐舞。殷商时代有《隶舞》,也持牛尾,用来祈雨、祈神、祭祖先。周代《旄舞》当与此有渊源关系吧?
《干舞》
舞者持盾牌作舞,用以祭山川。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性质的乐舞,还有《舞勺》《舞象》。《周礼·乐师》之注中记载:“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内则》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舞勺》与祭祀舜帝的《大韶》一字同音。它们之间有关系吗?清代的一幅《舞勺舞象图》证实了这一点。在那一幅图上,有两个童子生动起舞。其中一人手握“龠”,顿步踏节,姿态生动。恰切地说明了舞勺是一种持“龠”而舞的文舞。而舞象者手持一把类似戈的武器,偏头抬腿,似躲又停的样子,与手持乐器的“舞勺者”形成了姿态上的呼应。这说明,《舞勺》《舞象》是周代分别用于教育13岁和15岁以上贵族少年子弟的文舞、武舞。
《舞象》
周代一个比较重要的祭祀舞蹈。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乐,第一个出场的乐舞叫《象箭》,据考证就是《舞象》。因为“箾”是一种舞竿,与《舞象》所持道具是一样的。眺《舞象》的目的是什么?历来传说不一。一种说法是《舞象》源自周文王的乐舞,有的说是周公诛武庚后所作,也有人说它和《大武》是同一乐舞。
关于《舞象》的内容,说法也很多。一种说法是表现武王伐纣之事,另有说是商人善于驱使大象作战,但是聪明的周公还是打败了商人,《舞象》便是借此宣扬自己的武功。不过这后一种说法是把《舞象》之“象”与历史传说作了文字上的比照。如果根据文武二舞来区分的话,《舞象》的道具是武器,而且表演时没有关于《舞象》是模仿“驱象作战”之动作姿态的记录。来源尽管说法不一,但它是一种象征武功的武舞,这在文献记载上却是一致的说法。
如前所述,“礼乐”是西周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规定了“乐”的种种表现形式和内容,“乐”必须配合“礼”之内在等级制度,这些都特别体现在对乐舞祭祀对象和所用乐队人数上。例如,“六小舞”的祭祀对象按照《周礼·地官》所记是:“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凡小祭祀,则不兴舞。”周代的宫廷祭祀,在人数上的规定带有鲜明的等级制度烙印。例如在乐队的使用方面,规定天子用四面乐队,称作“宫悬”。诸侯用三面乐队,叫做“轩悬”。大夫用两面乐队曰“判悬”。士用一面乐队叫“特悬”。在舞队使用方面,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土用“两佾”。一般来说,每一佾为一队列,是八人。天子之舞队就是六十四人。
“六大舞”“六小舞”犹如一个完整的乐舞体系,开创了中国古代舞蹈史上继承与发展的篇章。在继承方面,周代是它前代乐舞的集大成者;在发展方面,周代是乐舞制度的发明者。另外,自周代开始,中国舞蹈史“文以昭德”“武以象功”的文舞武舞两大乐舞分类也已经完成。特别是用纪功性乐舞来完成祭祀天神和人神的任务,用乐舞来象征、体现、说明、表彰统治者的功劳,礼配合乐,乐辅助礼,礼乐结合,这一切对于后来的中国舞蹈特别是雅乐体系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色彩斑斓的战国舞蹈
西周末年,周幽王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残酷剥削国人,四处用兵,国人哀怨。他宠爱褒姒,生活淫逸,为博褒姒一笑,不惜以烽火戏弄诸侯,失信于天下;又在王位问题上废嫡立庶,被申侯召联合犬戎族攻杀于郦山之下。西周灭亡,春秋和战国的时代开始,史称东周。
春秋时代是政治多元化的时代,也是西周分封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周代诸侯大国此时发展趋于缓慢,而异姓诸侯则势力崛起,形成春秋争霸、争战纷乱的雄阔历史场面。西周初分封“八百诸侯”,春秋时并为一百七十余大小侯国。一些小国又成为大国的附庸,大国争强称霸,形成了春秋时期五个大国争强的情形,史称“春秋五霸”。历史学家们常常说“春秋无义战”,可见春秋纷争情况之复杂。据《春秋》一书记载,242年之间列国间的战争483次,朝聘会盟450次。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由此,周王室的权势被大大削弱,“礼崩乐坏”成为历史大趋势,王朝没有权威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春秋末年,社会变化剧烈。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氏、魏氏、赵氏除灭知氏而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公元前481年齐国的田常杀死齐简公,田氏取代吕氏而取得了齐国权力。渐渐地,整个华夏地区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史称战国。
东周时期,不但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动荡变化极多的时代,也是经济和文化发展速度加快而非常精彩的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礼制、军制、刑法等,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西周王朝的集中权利被列国瓜分,从春秋到战国时代,在700余年间形成了“诸侯争霸”“儒道问世”“合纵连横”“百家争鸣”“诸子立说”“士阶层崛起”等等历史场面。东周列国的乐舞艺术在这等多变而多姿的社会政治、军事和宫廷日常生活里,扮演了多重角色,其中有些为中国舞蹈史留下了色彩斑斓的册页。
两周时期,随着封建制度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出现了庶民阶层。农业、手工业都获得了发展,人们的商品意识增强了,社会生活中言论的自由和思想的平等成为时代潮流。这一切,为民间歌舞活动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周代除去在归纳前人乐舞的基础上创建了《六代舞》等礼乐制度外,就已经制订了“采诗”制度,即采集民间诗歌、音乐、舞蹈之“风”。因为,周代的统治者已经注意到“诗风”“乐风”“舞风”里有民情和民声。观察民间隐情,了解民怨和民生,是巩固自己统治的好办法。另一方面,统治者的“采诗”也为充实宫廷乐舞开辟了新的来源。因此,“天子省风以作乐”,自周代起就成为一种带有制度性的措施,并为历代朝廷所仿效。
《诗经》是我国的文学瑰宝,第一部诗歌总集。从汉代开始学者将它奉为经典,而此前被称作“诗”“诗三百”。它所收入的诗歌305篇,时间跨度正是西周初年(约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约前6世纪)。《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而所谓“风”,就是乐调,又叫“国风”,收录的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土风歌谣。由于那时的民间歌谣大都是载歌载舞,歌词和舞蹈紧密相连,所以“国风”中的很多歌诗都可以看作是周代民间乐舞的记录。《诗经·王风·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左执簧,
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
君子陶陶,左执,
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
诗歌的大意是君子喜气洋洋,左手执着芦笙,右手招我走出住房,多么快乐逍遥;君子欢乐陶陶,左手执着羽毛,右手招我同游,多么快乐逍遥!芦笙、羽毛,都是当时流行的乐舞道具。这是一首表现爱情欢乐的诗歌,也十分生动地表现了民间舞蹈的美妙。
采于今天的河南淮阳一带的《诗经·陈风·宛丘》唱道: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
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
无冬无夏,值其鹭。
这歌的大意是:宛丘之上,姑娘轻盈地跳起舞,虽然有情却没有希望;宛丘之下,咚咚地敲着鼓,虽然没有冬夏但手执鹭羽也很是酣畅。嘣嘣地击打着缶,虽然没有冬夏但挥起鹭羽跳着舞也很欢畅。这也是一种有乐器伴奏、手执道具的民间歌舞活动。歌中颇有对于爱情难得的慨叹之意,却在无休止的歌舞中寻求到了某种解脱。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一个击鼓舞人纹陶片上,用纤细的纹线刻划了一个细腰长裙、侧身击鼓的女舞者,其舞姿非常富于动感,而旁侧的小树似乎暗示了舞蹈与自然的某种联系,而场面中那种自然发生的抒情气氛,也多少使人联想到《诗经》的美丽词句。
以民间歌舞为节日的主要活动,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举动。《诗经·郑风·溱洧》,写的就是类似活动。据历史记载,当时郑国的溱、洧两条河畔,每年三月三日都举行“禊”的活动。人们以祭祀为主,但是原本隆重严肃的举措在长期发展中已经转变为兼有娱神和娱人功能的节日庆祝,春天的气候里万物复苏,男女青年聚会,歌舞相邀,爱意表达,何等畅快!
圣人孔子虽然对带着淫荡味道的“郑卫之音”很反感,但自己却并不反对真正抒发感情的歌舞。《诗经》,是诗歌,也是舞歌,所以古人有“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诗经》中所记载的两周民间歌舞活动,相当繁盛,而《诗经》恰恰传为孔子所整理。传说中的孔子还能认识人们一般不懂得的歌舞。有一次,齐侯看见一只脚的鸟落在庭前跳舞,非常疑惑,就去求教孔子。孔子说,那是《商羊舞》。“商羊”是传说中一种鸟,它只有一只脚,一旦出现,天将下大雨。齐侯听了,赶紧准备防涝,结果在各个诸侯国中惟独齐国躲过了这场灾难。传说中春秋时就有孩子们表演的《商羊舞》,两个人牵起手来,互相勾着抬起一只脚,用一只脚在地上跳,嘴中还唱着:“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从舞蹈的动作上看,大概是一种模仿鸟的舞蹈,或许是从远古时人们的祈雨之舞演变而来。
当然,两周时期的乐舞,无论其内容是记述战事、抒发爱情还是描写宴乐,都多少带有宗教的意味,兼有娱神和娱人的双重作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木雕漆绘乐舞鸳鸯盒”,有一短矮形象在敲击建鼓,似乎扮装成动物,而另一舞者则是典型的巫师形象。另一幅图上,暗红色的漆画上有动物装扮的巫师正敲击编钟,整个气氛肃穆庄严,而画面线条中透露出质朴和怪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