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司机是苏黎世人，名字叫Rolf Gutknecht，四十出头，略微秃顶，西装革履，一身典型的西方窗口行业的体面打扮。Rolf Gutknecht从苏黎世接到我们，忙前跑后帮助我们搬运行李、开门上车，很有职业风范。大家随即驱车奔赴达沃斯。一路上随意聊天，没想到这一聊，却聊出了我们的第一个意外：我们的司机并非常人，他不过是趁休假期间兼职赚外快，他是苏黎世警察局主管车辆调度的警官。“就是想一种不同的体验，just for fun”，Rolf来自德语区，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向我解释：“我们这儿很多人这样，我每年休假都要做一个星期的出租车司机。”
到达沃斯后，我赶紧把这条新闻告诉先抵达的新华社同行，人家一脸的同感，还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新闻：“你那只是一名警察，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是个大老板，在苏黎世和日内瓦各开着一家公司。”“一点也看不出来，还毕恭毕敬地为我们开车门。”原来这位“司机”也是趁休假出来兼职赚外快！大家议论着，感叹着。
原来每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用车量激增，出租车公司没有那么多司机，就想出了临时聘用社会志愿人士的招数，主要从有固定职业的人群中寻找。对于出租车公司而言，固定的职业意味着司机的信誉和安全，把车子交给人家放心；对于愿意兼职的人而言，独特体验加意外收入，也是不亦乐乎。
出租车公司和兼职司机各有奔头，大家各取所需，心旷神怡。但是，“真想不到，能放下架子来做出租车司机”，几乎每一个听说此事的中国同胞都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国情不同，处事迥异”啊，我以为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当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从达沃斯奔赴维也纳的飞机上了。并不是无端地感叹，是因为我们乘坐的NiKi航空公司的飞机着实又给了我一个惊异！感慨是由一只苍蝇引发的。苍蝇，在中国人的眼中，总是和肮脏、嘈杂、晦气等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我经过登机找座位的忙乱坐定后，一抬眼，却发现一只硕大无比的苍蝇正在冲着我龇牙咧嘴地乐：我才猛然发现这架舒适整洁的空中客车其运营公司NiKi的标志，居然是一只黑头苍蝇。在整个飞行期间，这只苍蝇一直“嘤嘤嗡嗡”地伴随着我们——在航空安全知识手册上、在DVD的宣传片里，甚至在飞机驾驶舱外面都用简洁的笔画描着一只硕大的苍蝇，驾驶舱的窗口，则正好位于这只苍蝇大大的复眼里。反差！我们形容飞机的词汇不少，比如“银鹰”、“铁鸟”等等，在我的印象里，还从来没有从中文读物里看到用苍蝇来形容飞机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大概一般同胞都认为：飞机，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无论如何不应该和饱含贬义的“苍蝇”挂钩吧？
我以为这就是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势。因为我们从来不把苍蝇和现代、高科技等事物联系，所以在中国不会有哪家航空公司拿苍蝇来做自己事业的标志。但是就像我们惊诧于警察跑出租、老板开车门以及苍蝇成宠物等“西洋景观”一样，西洋人对于这些事情的当而然之的程度，并不弱于我们的奇怪程度。这就是文化差异啊！一谈到文化，似乎总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但是却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统称为文化，其实是对暂时无知的巧妙逃避。文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当我到达维也纳时，似乎有了感觉。
从“习惯”说起。在德国的机场，一般备有供客人推拉行李的小推车，每辆车都备有投币装置，客人只需塞入一欧元的硬币，就可以解开铁链，推车走人。对于国人而言，一欧元相当于十元人民币，其实也不少啊。如果需要花十块钱就仅仅为了片刻的省力，恐怕不少人宁愿选择自己受点罪，自己挣这一欧元了。但是在德国不用担心，你只要用完车后把小推车放到指定的存放点，一欧元会自动从投币装置中物归原主的。就这样在德国待了一阵之后，我已经习惯于随身携带一欧元的硬币，以供随时开启小推车搬运行李之需。这是一种新近养成的习惯。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新习惯，居然使我在维也纳遭遇了一次不期而遇的“文化震荡”。
到了维也纳机场（我没有想起来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我还是按照习惯掏出两枚硬币，为同事和自己各解开了一辆小推车。使用完毕后，我四处寻找小推车存放点，但是四顾茫茫。就在我寻寻觅觅的时候，司机似乎看出什么来，他嘟嘟囔囔的似乎要我放下车就走人。“No，中国人怎能这么没素质？乱拿乱放？关键的是，还有两欧元钱哪！”我还是坚持四处寻觅。这时候却从旁边窜出来一个人，把我的两辆小推车轻轻一推就合并了同类项，接着就大模大样地要推走。“咳，抢劫啊？”我正要奋起反击，同事说话了：“别追了，维也纳就这样，不退钱的。他们是机场的工人，你的硬币归他们了。”于是我居然大大地诧异起来，“我的天，奥地利怎么这样啊？”“没办法，这就是人家的规矩，习惯了就好。”
习惯什么呢？我大略知道，奥地利的经济比德国还要萧条，就业压力还要严重。这是否就是习惯后面的文化呢？但是瑞士可是少数肥得流油的国家啊，又作何解释？
马克思说，如果拿破仑的情妇的鼻子矮一点，无法讨这位皇帝的喜欢，也许历史就要重写了。恐怕今天的法国还会多一个拿破仑皇室。
超市小推车和传统政治思维——小器物上的大制度
（2006年6月11日 06：13：12）
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供顾客放置货物的钢架小推车，这种带有转轮的便民小推车，推拿方便，而且装物容量大，很受顾客欢迎。但是几乎令所有国内大超市头痛的是：顾客用完之后往往随处堆放，很少有人自觉物归原处。因此一些超市总要在醒目的地方提醒顾客用完小推车后放回原处，但是收效甚微，所以国内的超市一般设有专人负责整理小推车的码放。
而和国内这种混乱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柏林的超市，既没有提醒人们物归原处的醒目标语，更没有专门管理小推车的服务员，但是超市里的小推车总是码放得井井有条，而且顾客用完小推车之后，即使把车推出商店很远的地方，也会不辞劳苦特地把小推车放回原处。每每看到这种场景，总是忍不住赞扬德国人民的公德意识和超出国人一等的市民素质。
我初次逛柏林超市的时候，也忍不住就国内和柏林的不同表象进行比较，在感叹柏林人的公德意识高超之余，却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柏林超市小推车上的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装置，也许可以解释德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自觉性。
在小推车扶手的右边角上，拴着一条15厘米长短的小钢链，平时这些小推车就是用这些小钢链一个串一个放得整整齐齐的。此外，也就是在小推车扶手的右边角上，还有一个投掷硬币的装置，顾客如果想使用这些小推车，就必须在投币孔里塞进1欧元（相当于12元人民币），这样原本锁定的钢链才会脱开，顾客才能推走小车。有意思的是，这1欧元并不是顾客使用小推车的代价。顾客在用完车后，把车放回原处并锁好，这1欧元又会自动弹出，物归原主。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把车放回原处，就会损失1欧元。
这个小设置足以使人感叹：原来在德国人高度公德意识的表象里面，还有一套精巧的经济强制手段。
那么这样的措施为什么没有被国人借鉴呢？我以为其中根本不存在技术门槛的问题，问题恐怕还得引申到西方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传统的差异上面。在政治制度的设计理念上，西方人对人性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他们深信人性是恶的，没有制度的约束就会表现出坏的一面，所以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设计就在于防止人们作恶。大的如法治理念、三权分立，小的像超市小推车上面的这个设置，无不影射出西方对“人性恶”这一个命题的执著。仅就小推车而言，如果引申设计者的初衷，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设计者是相信光顾超市的顾客各个都是懒汉，没有一定的强制手段，他们也会随处堆放，所以才想出了“1钢链+1投币器+1欧元”的强制措施。而正是这个微小的制度设计，才有力地促成了柏林超市里人们自觉遵守用车规则的良好结果。“恶意的设计结出了美丽的花朵。”
中国的政治是根植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传统之上的。“圣人治国”、“贤良当道”、“青天断案”等等一直是中国人民翘首期盼的理想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往往对掌权者给予充分的信任，一项制度的设计，由于出于对政治人物的崇高道德修养的信任，往往对防范政治人物的堕落没有太多的考量，而且很少在监督机制、预防机制方面下工夫。所以千百年来，历代封建朝廷反贪污反腐败，却总是闹个“贪官越反越多”，官员们“前腐后继”的热闹景象，典型的“有好心没好报”。遗憾的是，这种“性本善”的制度设计理念，却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比国内超市的乱放小推车问题，一般商场首先想到的是诉诸人们的道德自觉性，比如在超市贴出的“物归原处光荣，乱放可耻”等标语，指望人们在标语的提示下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其骨子里仍是相信“性本善”的传统思维。就其技术层面而言，在小推车上也搞一个“1钢链+1投币器+1欧元”的工程，其实并不难。而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做？恐怕主要就在于相信个人道德自律、忽视防范制度建设的行政传统已经深入骨髓，它阻碍了人们的思维向度，使人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从建立有效的防范制度入手来解决问题。所以有人说得好，传统的力量往往并不在于引导你去做什么事情，而在于阻止你从另外的角度思考问题。
细节的价值
（2006年6月29日 07：30：46）
在柏林总是被市政建设的一些细节所打动。有两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初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恐怕最犯愁的就是按图索骥了。按照在国内的经验，居民的楼号和门牌号往往是被标写在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再加上路灯昏暗，所以我一般不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去找寻一个新的地址，因为那样往往要耽误很多时间最后恐怕也找不到。到柏林后，鉴于这种经验，我一般也尽量避免夜间外出。但是刚到第八天，我却恰恰需要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去一个新结交的朋友家里。按照朋友的指点，我很快就找到了她所居住的那条街道，然后是找寻楼号、门牌号。我发现朋友所住的大楼下面亮着一个一个的小灯箱，上面写着一个一个的数字，灯箱是黄色的，在夜幕中非常显眼。难道这些数字就是楼号？本来准备好大费周折的我，一时间还不敢相信事情居然会这样顺利。我试着走到和朋友楼号相同的那个单元，不料却发现了更加令我吃惊的事情。这就是朋友所在的那个单元楼，而且在门口各自的门铃按钮上面，还分别写着各位住户的大名。这样我几乎不费周折就找到了朋友的家。在跟朋友聊天时，我不断地感慨这种市政建设的细心和周到。
另一个发现就是，在柏林，几乎所有的机动车，无论是前后挡风玻璃还是所有的车门玻璃，都看不到任何标贴物。这和国内是大不相同的。在国内，一辆车的挡风玻璃，尤其是前挡风玻璃，总是会被充分利用的：运营证明、年检证明、养路费缴纳证明，等等，各种证明贴得满满的，甚至有不少已经影响到司机的视野了。难道德国的司机就不用缴纳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德国的管理之程序化和细致化恐怕并不亚于中国。但是德国不允许把这些东西贴在玻璃上，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怕影响司机的视野进而埋下交通隐患。于是在必要的时候，警察宁愿花上一个小时检查各种证件，也不会要求司机把这些东西贴在玻璃上。
这两个细节也许并没有太重大的意义，但是细细体味其中反射的不同市政管理理念，却又觉得这种差别其实有着巨大的高下之分。在国内，从楼牌号的设置来讲，既然楼层的编号是市政管理当局设置的，所以不管如何隐蔽、外来者如何不易找寻，反正管理当局是一清二楚的，也就是并不会给市政当局的管理带来不方便。此外，从机动车的缴费证件贴放来看，尽管司机本人对自己的缴费情况一清二楚，但是不同的监管当局（因为车是流动的，乙地的监管当局对在甲地缴费的车的情况往往就不清楚）却不是弄得很明白，这样把各种缴费证明贴在挡风玻璃上，各地的监管当局对车辆的情况就一目了然，而用不着挨个检查了。比较而言，前者应当显化的却隐蔽着，一个应当隐蔽的却显化了，这一正一反的表象，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方便了当局的管理，至于市民是否方便，似乎并不是考虑的重点。
我们常说办事、创设制度应当人性化，很显然，这些东西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纸面，而应当落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到过西欧的国人多数会感叹人家的文明程度高，我想，恐怕这就是一个个细节的价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