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在1974年11月11日对世界粮食危机作出了总结性专题报告，揭示了美国权势集团偏爱治疗类选法[1]的原因：
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谈论治疗类选法……如果美国认为因受援国未能就控制人口和改善粮食分配采取措施，而使美国认为对其援助等于打水漂，那么美国不会给予这个国家任何帮助。这个政策可能是残酷的，但是这可能是施加长期影响的唯一办法。这种治疗类选法也可能要求政治上的让步……华盛顿可能会觉得没有义务去帮助那些始终强烈反对美国的国家。正如厄尔·巴茨这样对《时代》说：“粮食是一种武器。现在粮食是我们在谈判时所用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8）
其实提供粮食并不是真正的武器，拒绝提供粮食造成的饥荒才是真正的武器。
“在罗马……”
“冷战”期间，华盛顿一直对建立国际共管的粮食储备持反对态度。世界粮食储备实质上的枯竭促成了1974年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粮食大会。1972年全世界粮食歉收状况异常严重，世界粮食储备只有2.09亿吨，相当于66天的存量。1974年世界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然而世界粮食储量却减少到2500万吨[2]，或者说37天的存量。1975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后预计粮食储备只达到27天存量。（9）
问题就出在丰收的粮食落到了少数几家贸易巨头的手中，它们都是清一色的美国公司。这就是当基辛格提出粮食就是武器的言论时，他头脑里的基本概念。
乔治·麦戈文当时是参议院人类营养委员会主席。他说道：“私营贸易商在交易中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将投资转化成利润……实际上，私人手中的储备根本不是储备。正是这种市场机制导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10）
麦戈文的这番言论并不受美国的权势集团欢迎。因此，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竞争总统时注定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粮食交易巨头们操纵着粮食供应，蓄意抬高价格。由于美国政府不要求提供精确的粮食报告，只有嘉吉和大陆谷物公司等粮食巨头了解他们到底有多少粮食储备。
詹姆斯·麦克黑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农业局局长，他曾在1974年的罗马粮食大会上呼吁建立合理的国际粮食政策。他指出：当时世界上95%的粮食储备都在六家跨国农业综合企业的控制之下，这六家公司是嘉吉谷物公司、大陆谷物公司、库克工业公司、达孚公司、邦基公司和ADM公司。这六家公司都是美国公司。（11）
华盛顿和粮食巨头之间的联系是基辛格粮食武器的核心。国际食品工作者联合会的让·皮埃尔·拉维克曾在罗马粮食大会上提到粮食行业的六大巨头，他说：“他们决定生产粮食所需的关键投入品的数量、购买农产品的数量，决定在哪里建厂、在哪里投资。商业化农业在过去十年增长迅速……与饥饿和食品短缺的增长成正比。”（12）
接下来的十多年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拉维克1974年的警告。美国准备通过私人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等手段重组全球粮食市场，为20世纪90年代的基因革命铺路。
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重塑世界农业结构的过程中扮演了无与伦比的决定性的角色。
尼克松的农业出口战略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的形成是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开始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1971年8月，尼克松取消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兑换的规定，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他放任美元随意贬值，或者说——自由浮动。这个新规定是保证美国粮食在欧洲和全世界的出口更具竞争力的战略步骤之一。
自由贸易是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政治口号。嘉吉公司、大陆谷物公司、ADM公司成为这一阵营中的新成员。
1972年威廉·皮尔斯成为尼克松的大使级贸易谈判特别副代表。他曾是总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委员会是以IBM前总裁阿尔伯特·威廉姆斯为主席的一个特殊的贸易团体，当时皮尔斯是嘉吉公司主管公共事务的副总裁。
毫不奇怪，皮尔斯做到了将威廉姆斯领导的委员会报告的最后一稿提交给总统，该报告建议美国应该给其他国家施压，以消除妨碍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农业贸易壁垒。这份报告同时还反对那些支持“低效率农民”（皮尔斯的口头禅）的政策。总之，皮尔斯做到了让威廉姆斯的报告重点讨论如何扩大美国的粮食出口问题。
几年后，嘉吉的副总裁沃尔特·B.桑德斯在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粮食与饲料协会组织的会议上说：“农业政策的基本问题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人们一直相信保护农业收入的最好办法是将其与价格联系起来……事实上收入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生产效率、收入来源的多样性、更好的营销和更大的规模，而不是单位价格。”（13）换句话说，就是家庭式经营的农民必须赶紧撤出农业，让新的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来主导农业。
这一政策的转变是在美国所标榜的“效率”的信条下进行的，这一转变在接下来的30年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嘉吉公司的皮尔斯认为美国的农业具有规模和效率、技术和资本等优势，这些优势使它成为世界粮食出口的老大。按照他的观点，像欧共体这样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的地区和国家都是在保护“低效率”。华盛顿决心打垮“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是法国战后政治稳定的脊梁。
威廉姆斯和皮尔斯的报告运用了全球安全保护伞的观点，报告指出：“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来源于美国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主要力量所承担的海外责任。”然而，在报告中他忘了提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刻意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背景。这一虚伪的观点只不过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施压，来为嘉吉等农业综合企业巨头打开市场找到的一块遮羞布，其目的就是让其他国家为美国在“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出的“牺牲”“埋单”。
皮尔斯提出的战略成为1972年尼克松“新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两年后，嘉吉公司的皮尔斯进入总统的“经济发展委员会”，协助总统制定美国的国内农业政策。在委员会中他的目标就是消除美国农业中“过剩的人力资源”，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式农业经营者破产，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后来他又回到了嘉吉公司，积极践行少数私营企业和它们赖以生存的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制度”。
尼克松执政期间采用的皮尔斯战略是披着面纱的粮食帝国主义。其观点是，欧洲、日本和其他工业化国家都应该放弃本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美国成为世界粮仓开辟道路，这才是世界资源“最合理的”应用。别的玩意儿都是“低效率”。
华盛顿可以应用英国“自由贸易”的经典论点。英国自1846年废除了《玉米法案》后开始实行“自由贸易”，在清除了针对弱小竞争者的贸易保护措施后，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和贸易强国都得到了好处。
皮尔斯的战略，更准确地说是嘉吉的战略，其目的在于制定美国今后三十年的贸易政策。这个战略在培养美国的几家大型农业化学公司通过应用转基因植物、获得掌控世界种子和农药市场的能力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皮尔斯认为，为了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农业生产国，传统的美国家庭式农业必须为农业生产的重大革命让路。家庭式农场将变成“工厂式农场”，农业也将变成“农业企业”。
威廉姆斯委员会相信：为了执行这样的“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农业必须转变为高效率的出口型产业，废除国内旨在保护农业收入的政策，转向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这个观点得到了农业综合企业的普遍支持，纽约的大型银行和投资公司也赞同这一观点，它们将新兴的农业综合企业视为华尔街股票投资的潜在“热点”。这项政策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农业政策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