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综合企业和嘉吉、ADM等国际贸易巨头为美国农业政策设置了优先顺序。美国农业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被一个简单的格言所取代：对嘉吉和粮食出口贸易公司有利的政策就是“对美国农业有利”的政策。家庭式农业经营者和他们的领头人——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一起在这一轮重新洗牌中迷失了方向。
1971年8月，通过使美元贬值和推行新经济政策，尼克松迈出了实施新出口政策的第一步。正如美国粮食与饲料协会主席所描述的那样：“新经济政策由于美元贬值赋予了美国农业以优势地位，这至关重要。”（14）
皮尔斯进一步提出，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放弃在小麦、大米和其他粮食以及牛肉等方面的自给自足，集中精力生产水果、蔗糖和蔬菜。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进口更多的“高效率”的美国粮食等商品，这些商品自然而然是由嘉吉定价和运输，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出口蔬菜和水果来支付所需的费用。这就为今后三十年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控制——控制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铺平了道路。
皮尔斯和嘉吉公司十分清楚，当一个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放松粮食进口管制，为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产品敞开大门的时候，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家J.W.史密斯这样描述这种状况：
位于广阔田野上的高度机械化的农场可以生产出的粮食，其价格比劳动力最为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要低。当把这些廉价的粮食卖给或送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当地的农业经济就遭到了破坏。如果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失业人口获得了土地、工业化的作业工具并受到反倾销措施的保护，他们就可以生产出高蛋白和高热量的农作物，而且在粮食方面可以自给。开垦土地、充分利用失业人口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成本几乎等于零，而且能解决人民的温饱，这比购买所谓的“廉价”进口粮食要省钱得多。（15）
但是，这样一个合理的选择是绝对不允许的。尼克松政府不宣而战，发动了一场为美国“高效”粮食出口创造崭新的巨大全球市场的战争。着手破坏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生产是他们打响的第一枪，与此同时，尼克松也利用关贸总协定（GATT）这个“二战”后的贸易机制，来推进这个全新的全球商业化农业的出口计划。
在1972年的尼克松政府中，嘉吉公司的皮尔斯任白宫贸易副代表，皮特·弗拉尼根任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他们俩为即将召开的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和关税谈判制定了谈判策略。他们下一阶段控制世界农业市场的主要目标是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16）。
20世纪50年代后期欧洲经济共同体创立时，共同农业政策围绕着保护性关税而酝酿出台，目的在于防止美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的倾销伤害到“二战”后脆弱的欧洲市场。
皮尔斯1974年说服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的谈判代表通过美国在工业方面的让步来换取外国在农业方面的让步。这一举措加速了美国许多传统工业的衰退，例如钢铁工业，在美国东北部衰落的钢铁工业“铁锈地区”，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群随处可见。钢铁工业在当时被称作“夕阳产业”，而商业化农业则是当时的“朝阳产业”。
“粮食武器”
基辛格在嘉吉公司和其他粮食贸易集团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侵略性粮食外交政策，他把这种政策称为“粮食武器”。苏联的“粮食浩劫”就是他在外交政策中应用粮食武器的范例，又称为“胡萝卜”政策。另一个例子是他在越南战争时动用了《480号公共法案》。
随着民众反对越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政府发觉很难通过国会向南越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国会对援助加以限制，白宫正在寻找绕开国会干预的办法。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美国主导的多边机构来提供援助，另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粮食援助来实现美国的外交与军事目标。
《480号公共法案》不受国会年度拨款审查的约束，因此尼克松可以从农业部商品信贷公司借到25亿美元。这个机构也是多年后为萨达姆·侯赛因秘密输送军事援助的渠道。随着商业市场的繁荣和政府储备的萎缩，农业部不再需要应用《480号公共法案》来处置盈余的粮食。国务院在选择援助对象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基辛格的信条无疑是“回报朋友，惩罚敌人”。
《480号公共法案》成为印度支那战争的直接军事补助。1974年年初，对南越当局的粮食援助总值达到2.07亿美元。当国会把经济援助砍掉20%的时候，白宫把《480号公共法案》的配额增加到4.99亿美元。基辛格还增加了一个特别条款，允许南越和柬埔寨各自得到100%的金额，用于直接的军事用途。（17）
后来，国会在1974年通过一项修正案，规定将70%的粮食援助用于联合国遭受“最严重影响”的名单上的国家，基辛格试图让联合国把南越也列入这个名单，但是未能得逞。最后，白宫通过将《480号公共法案》的援助金额从10亿美元增加到16亿美元，从而绕开了国会。（18）
接下来基辛格把他的粮食武器对准了智利。
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开始在智利执政并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时，《480号公共法案》就像美国对智利的其他援助一样被中止了。这是基辛格的命令。后来，当美国支持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执政时，这项援助才重新启动。
1973年，基辛格对阿连德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政变行动，而粮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右翼的智利富裕地主破坏粮食生产，使粮食进口量成倍增长，耗尽了智利的外汇储备。（19）这使得智利很难得到进口的粮食。接踵而至的粮食短缺使中产阶级十分不满。阿连德向美国请求粮食贷款，但被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尽管这应该归美国农业部来管。基辛格把这项权力从农业部部长厄尔·巴兹手中给偷了过来。
1973年的军事政变过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由皮诺切特政府直接在国内市场上出售。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和购买力的下降使得出售的粮食没有惠及广大劳动群众。军方是出售粮食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粮食援助的流入缓解了军队的资金短缺，军方可以匀出一些资金来购买武器。当时智利是美国武器的第九大进口国。（20）
回到1948年“冷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华盛顿正积极筹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NATO）。美国国务院高级计划官员、“遏制”苏联的政策制定者乔治·凯南在一份写给国务院的绝密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亚洲人民与我们之间的差距尤其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忌妒和仇恨的目标。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一种在不危及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我们保持这种差距的关系模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摆脱所有的多愁善感和白日做梦，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国家最直接的每一个目标上面。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在世界各地干那些毫不利己、乐善好施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21）
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番关于美国在全球地位的如此冷酷客观的评价很对亨利·基辛格的胃口，他信奉的是不动任何感情的均势“现实政治”。尼克松还给基辛格下达了一个任务，让其领导一支高度机密的政府专门小组，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及其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
这个秘密的专门小组背后的动机来自约翰·D.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其核心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939年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负责人伊赛亚·鲍曼。减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粮食将成为基辛格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性政策。这也将成为美国应对全球战略威胁、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原材料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1]战时根据伤员的受伤程度安排治疗顺序的方法。——译注
[2]原文如此。——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