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李璮和阿里不哥后，蒙古政局逐渐稳定。此时，新皇帝尚没有吞灭南宋的雄心。蒙古汗国自建立以来，横扫世界，威震天下，却唯独在中原遭到了激烈的抵抗。自端平二年（1235年）宋蒙开战以来，除四川战场占领了西川地区外，蒙古军在“三边”中的京湖、两淮战场无一建树。而四川地区也未能控制东川水路通道。前任大汗蒙哥战死于钓鱼城下，更是对蒙古军打击重大，几乎令蒙古丧失了灭亡南宋的信心。经历了李璮和阿里不哥的内讧事件后，蒙古军实力也被削弱，忽必烈只想尽快收拢人心，并没有立即兴兵南下的打算。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宋降将刘整敦促忽必烈下定攻灭南宋的决心，并提出了灭亡南宋的重大战略构想：“攻蜀不若攻襄阳，无襄阳则无两淮，无两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建议将蒙古军主力搁置川蜀，“先事襄阳，浮汉入江”，即由四川战场转向荆襄战场，以襄阳、樊城[40]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从中间突破，再由汉水渡长江，则南宋王朝可灭。
襄阳居楚、蜀上游，其险足固，其土足食。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地利无敌，自古即为进出中国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有“天下咽喉”之称。古人云：“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每当中国处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时，襄阳之战略地位便愈发突出。
宋室南渡之后，抗战取“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两淮、中拒荆襄、西恃西蜀。位处中部的荆襄非但是四川、两淮的纽带，还有“据上游之势”。正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淮泗丢失，国家有弱的趋势，而江汉丢了，则国家必危，足见荆襄防线之重要。而一方重镇襄阳则是江防的前哨，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为重中之重。
刘整熟悉南宋国情虚实，其议亦是高瞻远瞩、绝妙之策，然襄阳为天下中枢，其得失关系南宋存亡大局，灭南宋当先取襄阳之计，并非他最先提出——
早在贵由为大汗时，谋士李桢[41]便告之“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之基本”。蒙哥大汗亲率大军南下征宋时，最初考虑的也是先攻襄阳。襄阳衔接了四川和两淮两大战区，若是从中斩断，宋廷便将面临首尾不能相顾的局面。因而大军未发之前，蒙哥便派诸王塔察儿先行进攻京湖。然塔察儿聚积精锐，竟未下京湖一城。前锋受挫，蒙哥很不高兴，将塔察儿撤掉，并开始重新考虑主力进攻方向。蒙古人习惯用斡腹之计攻敌，正面放少量兵力诱敌，主力自侧翼袭击，再两面包抄，此计屡试不爽。当初窝阔台大汗在位，派爱子阔端进攻四川便是此意，欲从西南侧翼攻宋。蒙哥听闻京襄难攻，加上昔日窝阔台太子曲出便是在襄阳军中时狂笑力尽而死，离奇诡异，有不祥之兆。而蒙古又已据有西川地区，占尽蜀道天险，便决意亲自率主力攻取四川。又以冷落已久的弟弟忽必烈为主帅，令其率军攻打京湖，其实是想把最难啃的硬骨头留给他正猜疑的四弟。
忽必烈受命后，身边谋士郝经对蒙哥亲自远征四川的战略意图提出了质疑，认为宋之“三边”，以京湖居中，地位最重，当取中路突破战略，攻占京湖重镇襄阳城后，再顺流东下而灭宋。忽必烈正受兄长猜忌，无力改变蒙古主力军进击四川的决定。但他认为宋军重兵均布防在“三边”前线，后方必定空虚，于是绕过襄阳，强渡淮河，改攻鄂州。
孰料天不遂人愿，蒙哥死于钓鱼城下，令蒙古军南征化为泡影。但若非如此，忽必烈又怎能有机会登上汗位呢？正如若不是当年曲出太子离奇死在襄阳城下，汗位无论如何不会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一样。
忽必烈即位时，谋士郭侃[42]上平宋之策，亦指出襄阳的重要性，称“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然当时忽必烈急于与幼弟争位，并未太当回事，此刻刘整再度重提出攻占襄阳为重中之重，登时令他想起了无数往事来。只是蒙古新经内斗，元气大伤，王公贵族多不愿意再开战事。更为重要的是，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对宋始终采取战略包围之策。金国灭亡后，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均以“斡腹”为明确的攻宋方略，即先攻取宋“三边”中的四川，完成对南宋的三面包围，刘整之策一改前几任大汗的包抄策略，登时被蒙古诸大臣指斥为“虚国病民”。
刘整字武仲，原为金国猛将，金末降宋，附荆湖制置使孟珙。随孟珙攻城，为先锋，率骁勇十二人，乘夜渡堑登城，擒金将。孟珙大加赞誉，在其军旗上亲书“赛存孝[43]”三字。后随孟珙入川，留在四川战区，任知泸州军州事。因宋廷内斗，受到吕文德、俞兴等长官猜忌，担心被杀，被迫降蒙。他急于向迫害过他的权相贾似道等人报复，便反复劝说忽必烈攻宋，道：“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撤其扦蔽。”见忽必烈犹豫，又劝道：“自古帝土，非天下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之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
一统天下，四海一家，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蒙古虽已占据中国领土的十之七八，但不灭南宋，依然会被天下认为是“自弃正统”。而南宋“主弱臣悖”，确实是忽必烈一统天下千载难逢的机遇。刚好此时又传来南宋理宗病死、其痴傻养子赵禥即位为宋度宗的消息，忽必烈耸然动容，当即表态道：“我意决矣！”
于是，利剑出鞘，征尘再起，决定性的战役将在襄阳打响。铁甲珊珊渡汉江，南北军屯百万长。弓扣月，剑磨霜，征鞍遥指下襄阳。
注释：
[1]临安：今浙江杭州。
[2]吴知古是宋理宗极宠爱的女道士，恩遇长达二十年，吴知古因得宠而干预朝政，权势熏天。其事迹见吴蔚同系列小说《钓鱼城》。
[3]五胡十六国后赵时，参军周延贪污，皇帝石勒命优人穿上官服，扮作参军，让别的优伶从旁戏弄，以此来羞辱周延。参军戏由此得名，演变成戏曲的一种形式。一般是两个角色，被戏弄者戴着幞头、穿着绿衣服，名参军，比较愚笨迟钝；戏弄者叫苍鹘，比较伶俐机敏。两人一问一答，内容以调笑讽刺为主。问答之间，往往是苍鹘戏弄参军，而参军必须做各种滑稽可笑姿态，语言又必须幽默发噱。演出是否成功，主要看能否笑场。类似今对口相声时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中国戏曲有脚色行当之分，即从参军戏开始。至晚唐，参军戏发展为多人演出，戏剧情节也比较复杂。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骄儿》一诗中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之句，写的是晚唐时期，孩童做游戏时，也懂得如何按既定的行当来摹仿参军戏。唐人高彦休所著《唐阙史》中有一则利用同音字引起笑场的参军戏，题为《三教论衡》：咸通中，优人李可及（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鱼玄机》）者……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斋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问者益所。
[4]古代高建筑檐边悬有风铃，风吹时叮当作响，称“檐（古作簷）马”，也名“铁马”“风铎”。“阎马”为“檐马”谐音。
[5]董槐：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少时喜习兵事，爱读孙武、曹操书，常与人说：“我若得用，将汛扫中土，以还天子。”父董永课子严，厌其狂，训诫道：“你不努力读书，喜欢讲大话，狂妄自高，我不愿意你成为这样的人。”董槐惭愧，遂专心求学。嘉定六年（1213年）进士，一路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入仕后曾回乡探亲，遇到一起民事纠纷。三月十五赶庙会时，何家少女请算命的方先生为她算命。方先生拈出一首诗：“风流之女水边站，杨柳身子桃花面。先生算定她没子，儿子死时娘不见。”何氏大怒，到县衙上告算命先生污辱无辜之罪。县官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处置。坐在一旁喝茶的董槐解说道：“算命先生这是称赞小娘子为荷花呀！虽然语言不雅，却是一番好意。”何氏遂破颜一笑，纠纷由此而解。
[6]南宋京师临安旧有宋朝历代皇帝所建功德寺三座：灵隐寺、净慈寺和天竺寺（分上、中、下三寺）。淳祐十年（1250年），理宗在九里松为阎贵妃建造功德寺，名显庆寺（显慈集庆寺）。土木之工，过于诸寺，为“湖山寺宇之冠”，因而时人称其为“赛灵隐寺”。寺成，建大鼓于法堂。忽有人大书二句于鼓上曰：“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好面皮。”理宗深恨之，大索不得。清人凌祉媛有诗云：“集庆禅林落日秋，昔时游宴趁风流。画图不缺江山缺，空羡阎妃面目留。”
[7]后蜀广政年间，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隶书“太平”二字，时以为佳瑞。有识者云：“不应此时，须成都破后，方见太平尔。”后果然后蜀为大宋所平。宋太宗即位后，因这一段故事，以“太平兴国”作年号。
[8]南宋在今湖北、湖南一带设置有京西南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具体参见本书附录《南宋路级区划一览表》。京西南路路治设在襄阳（今湖北襄阳，原名襄樊，于2010年改名襄阳），因而又称“京襄”“荆襄”（襄阳是古荆州州治，始于东汉刘表）。“荆湖”指荆湖南北两路。“京湖”则是指京湖制置使司，概称京西南路、荆湖北路一带，大约包括今湖北襄阳到武汉一带的长江中上游地区。
[9]鄂州：今湖北武昌。益都：今山东。
[10]宋廷在沿边地区设置了四川制置使司（驻成都府，包括利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京湖制置使司（驻襄阳府，包括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和两淮制置使司（分驻庐州、扬州，包括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三大制司。每制司各统领一个大防区，以此作为北方第一道防线，即宋人通常所称的“三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