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干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住的问题。前文提到，经济所刚下去时，只能安排男同志住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住卫生所、兽医院。我们这些人几乎占用了当地所有的公房，给人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些房子都是临时借的，得尽快腾出来，于是干校把基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如果直接建土坯房，一时备不齐料，且过于费时费力，不现实。为了早日解决住的问题，决定基建分两步走：先建临时性住所——席棚子，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土坯房。
基建工作从1969年12月正式开始。当地划拨给学部干校8000亩地，人们在大平原上选址，席棚直接建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虽说是临时住房，也得经过精心测量、设计、绘制图纸。
负责基建测量的，是考古所的一位叔叔（忘记姓名了）。当时考古所尚未下干校，这位曾经参与过全国多处考古遗址测量的叔叔被提前派下来搞基建。他先在田野里凡是有道路、山坡、树木、建筑的地方选点，竖立起标杆，然后用专业仪器测出那些杆与杆之间的距离、高度差等各项数据，绘制出东岳地形地貌图。学部真是人才济济，连这等专业人员都能找到，让其在干校“发挥专长”。
搭建这种简易住房无须打地基，但还是得在地上垫土、夯实。房子四周埋上木桩，作为支柱。席棚没有椽子，只有檩条。把用麻绳扎成的秫秸把搭在檩条上，外面糊一层泥，再铺上油毛毡就是屋顶了。席棚的墙也是用秫秸把做的，外面糊泥，最外头围一层席子，故称席棚。
基建任务紧，人们大干快上。男同志负责挖坑、埋桩、和泥、抹墙，女同志打秫秸把，老弱病残搓麻绳。仅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建成三座席棚。住在棉花仓库里的男同志乔迁新居，女同志也随后陆续搬家。
这新搭的窝住起来特别不舒服。首先，席棚面积有限，可每个棚至少要住进20多人，比以前更拥挤了。其次，刚住进去的时候没有蒙窗户用的塑料薄膜，棚里一片漆黑，大白天也得点灯。再次，席棚盖在泥土地上，非常潮湿，箱子不能直接摆放在地上，要不很快就会发霉，得在底下垫砖。箱子垫高了，床板也只能跟着升高，否则就无法取出床底下的箱子。结果床板离地面70多厘米，比桌子还高。这样上床就很费劲，得像体操运动员上鞍马那样，双手使劲撑床板才能爬上去。坐在床上脚够不着地，大伙儿每天就是这样坐在床上开会、天天读什么的。
春天来临，人们忽然发现床底下钻出很多嫩芽。原来这块地头一年种的是大豆，收割时散落下来的豆子，此时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真是春风吹又生！席棚里没有阳光，那些豆苗都齐刷刷地朝着有光亮的方向长，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到了夏天，箱子上居然还长出了蘑菇，可见席棚里有多潮湿。遇到阴雨天，被子潮得几乎能攥出水来。人们进进出出，把外面的泥水带进来，屋子里的土地变成了泥地，弄得到处都是泥，真成了“滚一身泥巴”。住席棚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厕所离住处太远，夜晚上厕所有困难，女同志只好以洗脚盆充当厕所。全宿舍的人都这么干，气味可想而知。
人们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于是经济所从1970年2月开始着手建土坯房。这是一种永久性住房，东西两面山墙全部由砖砌成，房子的支柱也是用砖砌的，墙是用土坯垒的，屋顶上还铺有大洋瓦片。比起席棚，这简直就是宫殿了！可见当年干校学员真做了安营扎寨的打算。经济所建土坯房的这种规格，后下来的其他研究所纷纷仿效。
建土坯房困难重重，最难莫过于备料。木料要自己买，砂子要自己拉，土坯要自己脱，瓦要自己制，砖要自己烧……
土坯房顾名思义得有土坯。脱坯是壮劳力的活儿，特别辛苦，首先得和泥。人们学当地人的样子，往黏土堆里掺水，勇敢者脱下鞋，赤着脚在泥里面来回踩，叫踩泥，起搅拌作用。然后掺进铡碎的麦秸，以提高土坯的强度。这时就不能再用脚踩了，否则麦秸会把脚划伤，只能用铁锹翻搅。加了麦秸的泥特别黏稠，搅拌起来非常吃力。脱坯的时候用一个木制的框子，把和好的泥用力甩在里面，上面抹平，再把框子取下来。等土坯晾干后，就可以当砖来用了。干校基建对土坯的需求量大得惊人。为了多出坯，七连（经济所）领导挖空心思，专门组织了脱坯比赛和脱坯大会战。顾准伯伯在日记中记录了1970年11月的那场脱坯大会战：二排（政治经济学组）仅用六天的时间，共脱坯10500块；全连（经济所）脱坯35000块。
盖房用的大洋瓦片是干校学员自己用制瓦机做的。说是“机”，实际上只是一个瓦块膜子，往里面填上搅拌好的水泥，上面盖一块金属板，用人力夯实。这活儿也特别累，当时同宿舍的陈长源、方留碧两位阿姨每天就干这个。晚上收工回来腰酸背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盖房技术难度最高的活儿是砌墙角，要求把南北向房屋的东西两面山墙砌成90度直角。吴敬琏叔叔当年是专门负责“把墙角”的“高级瓦工”。笔者最近见到吴叔叔，他还笑谈在干校期间曾先后为八栋住房砌过墙角。
土坯房建好后，女同志先搬入。这房子住起来比席棚舒服多了，冬暖夏凉。地面是用砖铺的，雨天也用不着担心滚一身泥巴了。
经济所作为“先遣队”，是全学部最早来到东岳的。从1969年11月到达，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五个月。在此期间虽然也干了一些农活儿，如积肥、夏锄、秋收等，但主要劳动还是围绕着基建。建房规格是经济所制定的，砖窑是经济所最先修的，脱坯也是经济所第一个动手干的。为了日后浇水灌地，还打了一口30米深的机井。
除了忙着给自己盖房，经济所还要为陆续下放的其他连队（研究所）修建住房。从1970年7月下旬开始修建“中心点”。这是学部机关所在地，外文所、哲学所、宗教所、历史所的房子也建在那里。人们在高温酷暑中连续奋战十几天，盖了几栋土坯房。刚要喘口气，又迎来8月“大会战”，还得为中心点修建仓库。那仓库是用水泥砌的砖房，要求甚高，吴叔叔还是干瓦工。仓库还没盖完，北京的大队人马又要下来，还得给他们盖房。建房子、抢农时，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大家就这样马不停蹄地连轴转。有时为了抢在大雨前把房子盖好，清晨四点半就得起床，五点上工，一直干到晚上九点才收工，个个累得精疲力尽……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正当人们热火朝天搞基建，立志大干两三年，把干校驻地——东岳老塘坡建成“大寨式农场”时，在1971年3月25日召开的全校大会上，突然宣布学部干校要从东岳搬迁到明港，住进一座废弃的军营集中搞运动。据说是因为中央认为学部干校“抓革命”不力，搞生产耽误了清查“五一六”分子。
这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学员们简直不知所措。有的研究所房子已经盖好，还没来得及住；世界经济研究所经过连夜会战建的一座土坯房，屋顶已经铺上了油毛毡，还没盖瓦。可瓦厂却把最后出的一批瓦交给了哲学所，让他们好歹把未完成的一幢房子盖完。
人们头一天还激情万丈地筹划着下一步集中力量搞农业生产，仅仅一夜之间，又得为搬迁的善后处理大伤脑筋。人可以一走了之，可养的那些猪怎么办？为了把这些丹麦猪养肥，饲养班的学员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最初他们舍不得，说要带着走，可想想觉得不现实，结果还是决定卖掉。眼看着猪一天天减少，最后只剩下空荡荡的猪圈。
场上堆的柴火成批出售。由于价钱低廉，前来拉柴的牛车络绎不绝。红麻卖给了当地小学，学校组织学生来扛。干校驻地那几天热闹非凡。
学部干校于1971年4月４日从东岳迁往明港。经济所指定陈长源、汪盛熙、顾准等25人留守了三天。当地派来一个连的正规军驻守，经济所干校点安排一个班，把留守人员替换下来。可惜这支部队只守了一个星期就撤了。
后来我们听说，当地农民拆掉了干校建的绝大多数房子，只是为了哄抢那些盖房用的木料、砖瓦，以及铺在瓦片下面的苇席、盖席棚用的秫秸把等。木料和砖瓦在当地是非常难得的建筑材料；而苇席和秫秸把可以当作燃料，烧火做饭。在那片广袤的大平原上，由于所有的树几乎都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农民缺少燃料，做不熟三顿饭。苇席和秫秸把对他们来讲是上等燃料。结果干校学员辛辛苦苦干了近一年半的基建，成果所剩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