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下放，据说目的是去劳动锻炼。可何为“锻炼”？杨绛先生的看法是：“经受折磨，就叫锻炼。”
学部这帮知识分子，做学问是行家里手，可干体力活儿就不好说了。特别是他们年龄普遍偏大，体弱多病者甚多。经济所的人自嘲说：“我们是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下至三四十岁的小伙子。” 顾准伯伯在日记中记述：“巫宝三脱坯，章有义制瓦，杨坚白和泥，骆耕漠装麻，林里夫拉车……”
上述研究人员当年都是60岁以上的高龄者，干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实在是不堪重负。
全所要数经济史组的人年龄最大。由三位老人组成的挑粪班，平均年龄竟高达73岁。班长严中平下干校时已年届七十，背有些驼，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赴英国留学，在中国棉纺织业史等领域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每当他挑起两只沉重的粪桶，走起来颤颤巍巍、晃晃悠悠，粪水溅了一身，总是一副斯文扫地的样子。
当年经济所吴敬琏、赵人伟、陈瑞铭等人30多岁，属于小伙子一类，是壮劳力，干什么活儿都得冲到前面。今天回过头想，真是太难为他们了。
我母亲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她出身书香门第，在家连地都不会扫，更别提干农活儿了。到了秋收要割麦子，这可是最苦的活儿。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地，愁死她了！这时身强力壮的狗熊叔叔（陈瑞铭）挺身相救。他出身于浙江金华一个贫农家庭，50年代留学苏联，干农活儿绝对是把好手。他说：“老张，你看咱俩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儿红如何？”母亲听罢乃大喜，赶紧站在他旁边。割麦子的时候大家在地头一字排开，每人割五垄。刚开始还齐头并进，很快就拉开了距离，母亲远远落在最后。她心里着急，挥镰乱砍。忽然眼睛一亮，发现前面的麦子越来越少，从五垄逐渐变成四垄、三垄、两垄，最后只剩下细细的一垄。可单割这一垄，她还是大大落后。干着干着发现麦子没了，赶紧一溜儿小跑跟上，继续割那时断时续的一垄麦。田间休息的时候，狗熊叔叔悄悄对我母亲说：“这点活儿对我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即便一个人割十垄也绝不输给别人。可都帮你割了吧，不大合适，没想到只留一垄你还是赶不上。”母亲心里别提多感激了，一个劲儿地道谢。
其实，对繁重的体力劳动感到难以承受的，绝非我母亲一人。顾准伯伯在日记中也提到1970年那场麦收。他说腰实在弯不下去了，只好跪着割。可他是“阶级敌人”，没人敢帮。很难想象，当年他是如何咬着牙坚持下来的。那些日子他经常抱病参加劳动，发低烧且痰中带血。我猜测那时他大概已经有了肺癌病灶，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笔者写这篇文字时，再一次仔细读了顾准的《息县日记》，发现他在干校期间从事的劳动种类极其繁多，有拉沙子、拉木材、拉石灰、挖土、抬土、脱坯、制瓦、和泥、供泥、打夯、出窑、卸砖、砌墙、做小工、上屋架、卸洋灰、筛沙、勾灰缝、搭脚手架、挖埋杆子窟窿、打秫秸把、泼石灰、菜园修干渠、挑水、打井、耪地、撒化肥、割麦、割韭菜、栽白薯、种豆、运粮、菜园翻地、积肥、建猪圈、喂猪、起猪圈、烧猪食、担粮、翻白薯秧、种萝卜、栽菜、挖树坑、割红麻、脱玉米粒、捆麻皮、刨花生、刨白薯、拉劈柴、修路、做煤饼……细数下来，竟多达51种！
现在想想实在荒唐： 像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让他好好做研究，发挥其专长，却要弄到农村去干各种各样的活儿，实在是浪费人才。
即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顾准伯伯并未停止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夏收期间，当地农民割完麦子还要拾麦穗，以确保“颗粒归仓”。顾伯伯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审视“颗粒归仓”这个口号，认为不尽合理。他对赵人伟叔叔说，“颗粒归仓”体现了中华民族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其精神是好的。不过从经济学角度看，还有一个限度的问题。如果一个农家老妇到地里捡麦穗，每天能捡回十斤八斤麦子固然好，可是到后来如果每天只能捡回一斤麦子，而她每天的消耗也是一斤麦子时，就到了一个边界。赵叔叔问：“如果这位老妇人不到地里捡麦子，而只是在家中闲坐，每天也要消耗掉六两麦子，那该怎么办？”他说：“假设老太太出门捡麦穗的纯消耗是四两麦子，那么她每天至少要捡到四两麦子才值得去捡。”这番讨论说明，顾准伯伯早在70年代初就有了边际概念。我们知道，他那时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有所了解，并具备扎实的高等数学功底。假若条件允许，应该能用边际分析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赵人伟：《“马背学者”顾准追忆》，《光明日报》1999年3月15日）遗憾的是，那几年他的时间、精力都耗费到无休无止的劳动、接受批判、写检查交代中了，还没来得及在这个领域进行探索，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劳动锻炼使年纪大的人苦不堪言，对不那么年轻的“小伙子”也绝不轻松。吴敬琏叔叔下干校时已经39岁。1970年底，他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到劳改队。这下他跟顾准伯伯倒成了干校的另类同窗。一次，他俩一道起猪圈，吴叔叔对这个活儿估计不足，试了一下才发现，东岳的黏土与猪粪混在一起极其黏稠，根本铲不动。这时顾准伯伯走过来，看看他那瘦弱的身躯说：“你哪儿干得了这种活儿，让我来。”这份患难中难得的关爱，吴叔叔一直铭记在心。
劳动锻炼不仅苦，有时还险。有一次，二排（政治经济学组）为了烧砖，要翻修当地农村废弃的旧砖窑。这种窑是向下挖的，有点像井，底部空间很大，一窑可以出三万块砖。基建任务紧，急需用砖。为了赶时间，头一天刚修好，里面的泥巴墙还没干，第二天就要进去抹泥。出发前排长沙吉才做动员报告。他这个人说话特别啰嗦，人称“沙啰嗦”，说起来没完没了，什么“大家干活儿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什么“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干活儿之前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备砖、备料，哪一样都不能马虎……”人们倒也乐得他啰嗦，这样可以晚些出工。他花了足足40分钟，才把动员报告作完。于是大家排着队朝砖窑走，刚走到跟前，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刚修好的窑塌了，惊得人们半天缓不过神儿来。事后大家说：“真得好好感谢沙排长，他这一啰嗦，救了20多条人命，要不咱们都埋在里头了！” 这场事故发生在1970年4月1日，当年险些丧命的人当中，就有改革开放后活跃在学界的好几位著名经济学家。
劳动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一些趣事。一天，大家在地里干活。田间休息的时候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军宣队黄参谋先训话。他讲着讲着突然提高声调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这里，就在你们脚下100米深的地方，就有煤呀，同志们！”大伙听了觉得好笑，河南、安徽一带有煤矿尽人皆知，可这位黄参谋却如此少见多怪，于是背地里送给他一个雅号：黄有煤。这个外号很快就传开了。文学所有个书呆子，到了干校满脑袋还是他正在构思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开会总是走神。他不知道这个典故，还以为“有煤”是那位军代表的大名。一天，他迎面碰上黄参谋，躲避不及，只好恭恭敬敬地招呼道：“有煤同志，您好！”弄得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干校学员在劳动中偶尔还会与当地农民发生摩擦。一次，我们的人在地里收麦子。扎成捆的麦子还没来得及运走，附近村里的老人、孩子便一拥而上拾麦穗。这本来没什么，地以前就是人家的，拾些麦穗倒也无妨。可胆子大的农民抱起整捆的麦子就跑，干校的人不得不出来制止。一个老太太跑得慢，被拦住不许拿。她气愤不过，坐在地头不断大骂：“我靠干校的娘！我靠干校的娘！”刚开始人们不解“靠”的意思，听着听着便悟出来了。有位烈士出身的学员实在听不下去，便走过去对老太太悄悄说了几句什么，但见老太婆瞬间闭嘴，颠着小脚忙不迭跑掉了。人们好奇这位仁兄究竟用了什么招数？ 他说我告诉她：“干校哪来的娘？ 干校是毛主席叫办的，他老人家才是干校的爹，您老可千万莫要乱骂。”
劳动锻炼苦，可知识分子会苦中作乐。1971年元旦，学部干校开联欢会，经济所出了两个节目：一是话剧《修砖窑》，讲述二排战士如何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冒险抢修旧砖窑的故事；二是《打井号子》，表现七连战士在打井时，通过唱号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