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定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尽在其中矣。孔子以之教授子弟，而成儒者之学，并造就儒家。
战国、秦及汉初之治理几乎完全依靠智、力，而有一个道统的悬空期。但经由儒者持续努力，到董仲舒—汉武帝时代，儒家广泛参与私、公生活各个方面制度之塑造，形成儒家式治理秩序。此后之华夏、中国、中华，就是儒家的华夏、中国、中华。
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的现代化过程，也未能改变这一点。笔者著《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以张君劢为中心》，发掘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先后相继之保守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其根本立场就是以立宪为中心，透过建立现代国家以赓续中华文明。孙中山先生即明确肯认自己的事业之思想基础，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续不绝之道统，而予以发扬光大。
换言之，二十世纪中期之前的现代化过程，大体上乃是儒家文明之“新生转进”：中国逐渐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初步建立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并未刻意破坏儒家价值和社会组织。由此，儒家式现代秩序就处于形成过程中。在台湾，我们已可看到儒家式现代秩序之较为成熟的形态了：这是现代的，但也完全是儒家的。
在大陆，情况则大不相同。上个世纪中期，儒家遭遇毁灭性打击。儒家价值被系统地颠覆，经过不断的意识形态宣传，官、学、商精英群体对儒家本能地秉持反感、仇视立场。尤其致命的是，由儒家价值凝聚而成的基层社会组织被系统破坏，儒家士君子或者绅士群体不复存在。
国家权力摧毁儒家秩序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实现现代化。只是，这个目的并未达到，而此后的现代化过程则充满了扭曲——今天依然如此：政府与民众都富裕了，但对于社会秩序，人人皆不满意。
不过，儒家式秩序并没有被全盘摧毁。就在这混乱背后，这个秩序正在恢复、扩展。过去三十年来，由于权力控制力度放松，大陆各地、各领域皆出现了传统之复兴，儒家之复兴，尽管程度不等。整体上，大陆经济之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儒家价值及其制度的恢复：私人产权制度、私人企业、契约意识都是传统的制度，儒家对此也都持支持态度。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儒家制度在乡村社会有所恢复，比如，宗族恢复，并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有趣的是，这种复兴恰恰伴随着乡村的现代化过程。同样，富裕了的城市中产阶级，包括企业家群体，对儒家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最后，思想界对儒家的态度也在变化。
历史在往复。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之正道就此已经敞开，其最终的目标将是成熟的儒家式现代秩序。这个目标本来是由中国文明之内在属性所决定的，也曾经自然地展开过，其间一度偏离，现在则部分地回归。
笔者有幸成为这个儒家式现代秩序生长之见证者——它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事实，就在那儿，当然并不壮大显明，唯在你是否愿意看到它。在此过程中，若有所思，形成了这本小书。说它小，是因为我之所观、所思只是一些片断，而尚无一个完整的逻辑贯穿之，这只能待之于未来了。
本书首先略为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儒家与现代是否相容？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文化情感——扭曲的文化情感——问题了，而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知识上的论证问题。我在此前讨论“改革”问题的经济学思考中找到了一个论证进路，本书“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篇完成了这样的论证：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经济之所以最为发达，社会治理之所以最为优良，恰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儒家文化保存得最为完整。儒家式现代秩序在这些地区的发育相对最为健全，尽管还远没有成熟。
这个事实清楚地证明了儒家与现代的兼容性，证明了儒家式现代秩序之可能性与正当性。据此，我们也就可以对那些无视甚至故意背离儒家的所谓现代价值与制度构造，作出较为理性的评估。总体上，本书对此持批评态度，有一两篇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不过，本书的主要篇章是探讨性的、构想性的，也即：重新发现、阐释儒家义理，构想儒家式现代秩序生长的可能方向、路径。笔者认为，这是当代儒家所必须面对与勇敢承担的文化和政治使命。
历史上已有过几次秩序重建期，汉儒、宋儒都是因应这个大问题而形成各自思想范式的。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现代儒家也是为了因应这个大问题，而对儒家思想进行再阐释，并提出了现代秩序构建之道。后来兴起的“现代新儒家”，用张君劢先生在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中的话说，其基本取向是“新宋学之复活”[1]，以牟宗三先生之学为代表。蒋庆先生则接续康氏传统，高举政治儒学，倡导儒教国教化，由此而推动了“新汉学之复活”。
这些思考虽各有偏向，但在总体方向上是大体一致的，那就是重建秩序。笔者希望立基于前贤之努力，更为明确地以儒家价值面对整体性的现代秩序构建问题。由此，所应思考、处理的问题也就异常繁复，可能涉及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学。儒家不是宗教，尽管其中包含着宗教的成分。《论语》开篇即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因此，学乃儒家之本。但是，儒学又不是西洋式哲学，尽管其中包含着哲学的成分。以孔子为典范，儒者就是以合理秩序为志业之君子，儒学就是治理秩序之学。此处之治理，始于治心，经由修身、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汉代的经学、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乃至康有为之学，皆为治理秩序之学，或可以“道学”概括之。
也正是这一特征，导致现代儒学之困境：现代教育、知识体系出现之后，此一道学传统迅速衰败，到二十世纪中期则完全中断。当下中国主流知识体系完全是外来的，或者来自欧美，或者来自日本，或者来自苏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之外来性质，对于社会治理并无影响，而直接面向社会治理之人文、社会科学之学的外来性质，则具有重大影响：它们皆与华夏之道不相干，因而对于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要么没有作用，要么是扭曲作用。比如，所有这些“学”几乎都有深刻的反儒家倾向和物质主义倾向等。
当代儒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外来的、所谓现代的知识霸权体系中，接续、扩展道学，并为面向中国之现代治理秩序的人文、社会科学提出普遍的预设——也即关于人性、关于人际关系之特定模式的普遍性命题，由此引导现代知识体系找到进入中国的现代秩序构建之正途。
第二，君子。儒家既非仅仅关注于个人德性，也非仅仅关注于政治，相反，儒家之学的宗旨在于养成士君子。这些士君子进一步养成基层社会的绅士。士君子、绅士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起、组织治理活动。这种治理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领域的自我治理，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乃至于立宪性质的制度变革。此间贯穿如一的主体都是儒家士君子。《中庸》云“为政在人”，也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在儒家的社会治理思考范式中，秩序混乱通常是因为既有的领导群体之败坏。面对这样的秩序混乱，儒家的第一反应是重新养成士君子，唤醒其道德理想主义。孔子应对封建的礼崩乐坏的策略固然如此，汉儒、宋儒重建秩序的努力，也都可归结为在变化了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中，借助于新“学”，更为有效地养成一批君子。
今日儒家同样面临养成君子之大任。二十世纪中国转型之难题在于：城市化导致读书人集中于城市，乡村士绅群体消失，出现了“现场治理者”匮乏的局面，此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即被人们普遍感受到、而今天愈益严重的乡村衰败之根源。另一方面，在城市，商人、专业人士等新兴社会主流阶层因缺乏道学之教化，不能自觉转化为君子，因而城市基层社会同样缺乏现场治理者，而听任权力支配。
儒家式现代秩序之成熟、扩展，有待于首先养成士君子，再由他们在新兴主流阶层中养成相当数量的绅士。由此，基层民众才能被组织起来，实现自我治理，自行生产和分配公共品。而这是儒家式现代秩序之基础，儒家必须承担起这个使命。
第三，礼乐。身体是需要治理的，人是需要治理的。个体的自然的生命是“质”，礼乐是“文”，文约束人，因而构建人，文构建合宜人际关系，因而构建社会。如《礼记·乐记》所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礼的作用不是消灭欲望，而是节制欲望、激情、情绪，从而塑造健全的生命，也塑造合宜的人际关系，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礼乐就是覆盖生活之方方面面的规范，“文质彬彬”才有文明可言。
因此，历代儒家皆措意于礼乐之制作——周公固然为古典时代制礼作乐，孔子也为后古典时代制礼；汉儒制礼，宋儒同样为一个更加平民化的世界制礼。比如，在我看来，朱子最大的贡献其实在《家礼》，正是这种礼乐，让平民化的社会获得了秩序。
当今中国也许处在较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状态。这固然是因为，社会结构之平民化更进了一步，又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但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中期，权力对自然地镶嵌于社会脉络中、从而塑造社会的礼乐，进行了刻意地破坏，令几代人的心灵趋向蛮荒。今日中国已“富”，但人们普遍的存在方式是“野”，如此就需要“教”，需要“文”，也即需要礼乐之重建，需要构建适应于当代社会政治情势的合宜的生活方式。因此，当代儒家重新制作礼乐的任务极为紧迫，而又极为繁难。儒家若不能承担这一工作，则儒家不仅会边缘化，中国人也无法过上文明的生活。
第四，共同体。儒家之学是治理秩序之学，而治理的关键是人的组织。人必须组织起来，在特定的共同体中生活，方可高效地生产和合理地分配公共品。
儒家兴起于封建的小型共同体崩溃之际，其基本指向就是养成君子，发起平民社会中的共同体，并领导和维护这样的共同体。儒家所设想的共同体实有两种基本形态：第一，基于血亲关系的家庭、宗族。孔子、尤其是曾子一系强调“孝”，强调父子、夫妇、兄弟之义，就是为了强化这种熟人社会共同体的联结纽带。第二，陌生人之间的会社，最典型者为儒生自身的组织。通过师徒关系、同门关系，本来生活在遥远地方、彼此陌生的儒生，组成一个庞大的精神、文化与政治共同体。
历史上，儒家对中国历史之最大贡献恐怕也正在于：在经济社会状况发生剧烈变化或者蛮夷冲击而致社会结构解体之后，借助于养成君子，重建基层社会的共同体。比如，汉儒构建了士族主导的宗族，宋儒构造了平民绅士主导的宗族。这样的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精神共同体，也是生活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由士君子、绅士领导，借助于礼乐，民众相互之间建立起合宜的关系，以低廉的成本合作生产公共品。由此，基层社会实现了自我治理，普通民众的心灵也得以安宁，人们纳入到稳定的共同体中生活，这是优良治理之基础。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的共同体形态已开始了其新生转进，也即传统的共同体形态因应平等化、工业化、城市化三大变化而开始调整。但二十世纪中期，在大陆，这一过程被人为中断，权力试图强力摧破传统的共同体，直接统治每个人。这一努力虽失败，但既有的共同体已然遭到严重破坏。
于是，当代儒家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须在传统的共同体形态自然恢复的同时，引导其实现新生转进。比如，儒家乐观宗族之恢复，但同时，也不能不思考宗族如何因应平等化、工业化、城市化大趋势而进行制度创新，乃至于构想城市中产阶级可接受的新的共同体形态。中国社会如果不能生成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形态，个体的生命终究是飘荡的，人际关系终究不能正常化，基层社会终究不能建立基础性秩序，则优良治理秩序就无从谈起。
第五，政体。礼乐、共同体形态可塑造社会基础性秩序，在此基础上，儒家也需面对政体问题。权力对于治理秩序具有重大影响——经常具有毁灭性影响。相比较而言，古代中国之基层社会治理相当优良，上层政体设计则存在严重不合理处，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治理经常趋向败坏，乃至混乱。
康有为等现代儒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其主要的理论思考和治理实践就是立宪——通过建立法治、民主、权力制衡等现代宪政制度，控制权力之滥用，构建更为理性的政体结构。这样的努力自成一个成就斐然的保守—宪政主义传统。今日大陆儒家当接续这一传统，秉持儒家价值，深思古圣先贤治理之道，学习西人宪政治理技术，推动法律与权力之理性化。
上述讨论了当代儒家所面临的使命。若儒家恰当地承担这些使命，就能获得生命力，而稳定的现代秩序也将在中国最终形成、成熟。儒家与中国的现代秩序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两者中缺任何一个，都残缺不全，甚至丧失生机。这就是我讨论儒家式现代秩序的用意所在。
最后说明一点，读者诸君或许已经注意到，我一直使用“儒家”这个词，只是在“学”的论域中才使用“儒学”一词。是的，儒家从来不是西洋式哲学，既不是知识，也不是宗教。《论语·宪问篇》记孔子云，君子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儒家以学起步，养成德行与治理技艺，成就君子，君子治理社会，乃至创制立法。这就是儒家的完整形态。因而，儒家自身恢复其完整形态，是它发挥恰当作用之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