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不难见到，康德批判工程的全部努力都在揭出并摧毁整个西方传统建立于其上的庞大基础，这个固若金汤的基础就是：人对自身心灵机能的认识所处的蒙昧状态。诚然，在一些景仰西方文明的中国人看来，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及理智的高度发达都毫无疑问地显示出“全球西化”的优势，要说这种优势文化缺乏“心灵文明”为其智慧之柢据，那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在西方，早已有有识之士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作出深度反思。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中指出西方哲学及智性的学科所处的蒙昧状态，他说：“必须坦率承认，我们所拥有的、原则上来自希腊的智能，类似于知识的童年期，具有童年的特征：能说会道，但不结果实；富于争议，但乏于成品。……经过许多年代的传承之后，它们几乎依然留在原地，没有任何增长以配得上人类的荣耀。经历许多代人，当初的断言现在依然是断言，老问题如今依然是个问题。”
那场在西方历史上有着转折意义的启蒙运动，宣告每一个人生存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从此结束了神权统治和神律伦理的时代。仅仅凭着这一点，人类历史就当该记下它的不朽功绩。但如尼釆所见：人们把人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诸价值可以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人的本性只表现衰退和损坏的生存，那么，杀掉上帝而回复人的本性又有什么用呢？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书中，尼釆说：“人们断定，自利主义应该是我们的上帝。怀着这个新信仰，人们行动起来，以最清晰的意志把未来的历史建设在自利主义上。”
现代文明崇尚科技，独尊知性；事实上，现代文明并未睁开理性之眼。伴随着高度知性文明，物质文明和消费主义显示出无可替代的作用力，尽管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包藏在无目的之失序中的危机四伏：金融风暴、核能威胁、环境污染、资源争夺、恐怖活动……奠基于“纯然个体主义”、“放于利而行”的错误原则之上的西方文明，时至今日已显见百孔千疮。民主政制不以“仁者，人也”为基础，难免沦为政客玩弄民众、操控民意于股掌之上的政治工具。人放失本心良知之天理，道德和真正的宗教（即纯粹理性的道德的宗教）失去其根基而崩坏。
原本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天理（道德最高原则）被错误的哲学原则扭夺掉了，一个以“放于利而行”为人生、社会的基础原则的时代，人们以为一切的准则来自社会精英、专家、教授，而诸如此类的精英往往又只是一个虚罔时代的产品。一个虚罔的时代必定奠基于一个错误的哲学原则上，只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即使是“有识之士”）看来都漠视哲学之根本问题。
一切从西方输出而流行全球的意识形态（右的或左的）之灾祸都泛滥过后，中国终要独自走上自己的现代化之路，那时候，十三亿多中国人就会回到孔子的哲学传统，我们的语言不但重获意义，并必定能配合时代之步伐而最终取得上升的维度。我们必将以孔子哲学语言书写历史，不仅是中国史，同时还是世界史。
西方中心主义者以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标尺来判定何谓“进步”，执持一种短视的历史观，更以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来裁决什么是“普世价值”。我们不必否定西方发端而以强力扩展至全球的工业化带来物质丰富和科学发展，在人类生存状态之改善方面而论，确实堪称长足进步，但这种西方进步论只限于历史判断而成立，我们还必须以道德判断来考虑，西方化包含的极端个体主义原则、物欲刺激和无度膨胀、科学独断和至上，致使人的心灵之丰富性枯萎，道德性、宗教性和美感窒息，据之可以说，就人的心灵之成熟方面而论，西方化是一种退步。事实上，西方发端并主导的现代文明已呈现种种失控，险象横生，以致最热衷于西方资本主义永恒论的学者都日渐变得缄默。我们无意于争论是否没有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中国就不能独立实现现代化，在谈论历史时使用“假如”是毫无作用的。但我们有理由提出：十三亿多中国人要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要凝聚成具有健旺生命力的大社会。尽管我们仍未知具体的步子如何走，但有一点当该是明确的，那就是：它是依照预告的人类道德史的视野而规划的，因而必须是离开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而回到华夏理性文明之轨道。
我们的时代实在需要启蒙，这个启蒙从根本上有别于那场曾经发生在欧洲大地上的启蒙运动，它将是世界性的而且应当是一场理性的启蒙。康德早就向我们提出：“通过不断的启蒙，开始奠定一种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模式能使道德辨别的粗糙的自然禀赋随着时间推移而转变为确定的实践原则，从而使那种受情绪上逼迫的社会整合终于转变成一个道德的整体。”（KGS 8：21）
西方需要一场理性启蒙，睁开理性的眼，以走出现代物质文明之困局；而我们十三亿多中国人则必须复兴自家的理性文明传统，也就是回到孔子哲学传统，孔子哲学传统乃是一个对宇宙怀着道德目的之终极关怀的传统，而根源上区别于各种只关注个人彼岸终极依托的信仰。只要国人重拾信心，又何必“舍弃自家无尽藏，沿街行乞效贫儿”呢？为了每一个人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国人要有信心和勇气。事实上，我们不能紧跟西方，也无法跟随西方。西方民主制是在诸利益集团之长期斗争中发展出来的，恐怕并不可能完全复制；国人中甚至有主张移植西方的基督教教会来中国，以为中国人供给精神食粮，岂知历史性的启示宗教并非可简单移植，它是经历漫长的历史作用而形成。
孔子哲学之为理性本性之学，端在“仁”（实践理性之能）能突破现实的限制而上升至普遍必然（即任何时任何地对一切人皆有效）的维度。孔子哲学传统堪称理性文明的传统，人们恐怕找不到另一个文明传统达到道德化的高度。尽管不必讳言，华夏文明肇始于农业社会，许多因着农业社会之环境而形成的文化与制度已成为历史，但是，孔子哲学传统所凸显的理性光明并不会随之而消逝。同样，不必讳言，在艰难困顿的历史行程中，我们时常只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祖先的不肖子孙，长久以来，我们国人的所作所为离我们的孔子哲学传统是那么的远。
但是，我们可以指出，无论现实离孔子创发的理性文明有多大的距离，理性文明依然是一建永建的，它是真正普世性的，因为它扎根于理性，故而是人之为人之类的全体共同的目标；从而从根柢上区别于西方文化史上形形色色离开理性立法而自命，因而难免伴随入侵性的“世界主义”、“普世价值论”。理性文明是通过一代接续一代的理性启蒙而发展的，它在现实中的表现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会经历种种挫折与逆转，但不会像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所言“只开一次花”，也根本不会如黄祸论者们担忧的那样对他类文明构成威胁。因为理性的启蒙是启发每一个人“以自己的理性不是被动地，而是任何时候自己立法”。（KU 5：294）也就是：“一种从道德的自由产生的法则性。”（Rel：123）“亦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KGS 8：36）“对其理性的公开使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由的，而且唯有这种使用能够在人们中间实现启蒙。”（KGS 8：37）
今日中国读书人言“士弘道”，不再无奈地“坐而论道”，而是正面临着“坐言起行”的历史机遇与时代运会。此所以本人汲汲遑遑，奔走于中国的土地上，致力于弘扬孔子哲学传统。本演讲集亦因此而生。
卢雪崑
2014年6月6日完稿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