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因为“濮”字太难写了，十好几画，后来说就写“朴素”的“朴”吧，结果那边刚好朝鲜人多，旁边就有朝鲜屯，种水稻的，所以久而久之外号就变成了老朴。老朴老朴叫的年头多了别人都觉得我是朝鲜人。上大学的时候，人还说少数民族可以照顾加分，能够有优惠，结果又有人说，假的，他是汉族人！差点蒙混过关上大学。
鲁豫：你在那儿表现特积极吗？
濮存昕：我是一个好青年，一个特别要求进步的青年。我们那个连队是副业连队，是种果树还有养鸡养马，反正搞副业的，所以连队里那个种马是固定资产里最贵的，得找一个负责任的小青年去，后来我就被点名去了。我有个关师傅是种马班的班长，他说“我看这孩子行，老实！”所以我就被弄去了。像一般的青年一上那马就乱骑，那就不行，所以我老实，就被选在种马班，然后放马也好赶车拿马去拉，别人扛着锄头排着队去下大田，他们看着我都特别羡慕。我还吹着口琴，很浪漫的，那段时候是我非常难忘的。后来团部宣传队要拍样板戏，说这二十九连有一人会唱样板戏，他在田里唱过《智取威虎山》。唱样板戏谁不会唱啊？我就不愿意离开放马这个活，放马这活特别特别好，以至于到现在，我演《曹操与蔡文姬》的时候，骑马演戏，把马骑立起来，自个儿往下翻都是我来的，博得了现场的一片掌声。
鲁豫：放马苦吗？
濮存昕：应该说比种大田要好得多，骑马反正你把马拉出去之后拴在那儿让它吃草，然后你割草，那时候就是蚊子多，要点三个烟，拿那个衣服包上脑袋，就露出来一点，点上三根烟。
鲁豫：我得问问点根烟是搁哪儿呢？
濮存昕：就搁在嘴里头，就抽啊，熏那蚊子，然后镰刀一下去，就“嗡”一股热浪，都是蚊子，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只要那镰刀一下去嗡一下不见了。可是这些其实都不在乎，那时候毕竟十六七岁，都觉得好玩。把衣褂子下到那个水泡子里面，等我们把草割好了，把马都放完了，把褂子往上一拉，回去裹点面一炸，晚上喝酒，日子挺好的。
鲁豫：为什么我听你说插队生活就感觉特别好，没有一点苦？但是我采访过很多有插队经历的人都说那会儿苦啊苦啊。
濮存昕：那时候星期一也有劳动，学列宁，就是星期六星期日，一逢这个时候就是干一天活，晚上回来吃完晚饭，还要义务劳动。到那水塘里捞麻，麻等秋收完了以后泡在水里泡一个月半个月的，泡糟了，把它捞出来，劈成丝然后就拧成麻绳。共青团员带头一喊口号，穿着裤衩一喝酒就下去了。十一月份的黑龙江，就是一喊口号就去了，现在没有这种精神了，难很难有了，那个时候真是一个口号全解决问题。加上我又是小干部，我也出黑板报，老表扬这个表扬那个，自个儿也做的挺好，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真的像毛主席说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将来世界就是我们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时，我们在那边接到了紧急通知，都跑到战壕里头，因为我们是黑龙江边上的萝北县，也没有那么多枪，就都拿着木棍在那儿备战，当时我们想着我们要打游击，要保护毛主席，就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很单纯的思想，后来传达文件又说林彪事件时我们听着就觉得真的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当时的思想全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真正觉得苦闷的前途问题，实际上意识到自己前头的时候眼前的苦便被雨浇了，少吃顿饭都不觉得是苦，我觉得真正人觉得苦的时候一定是觉得没有前途的时候最苦，心苦是最苦的。你比如说我怎么就想返城了？我就觉得过了三四年了以后忽然发现有些老的知青该结婚了，结完婚就过这日子。突然我觉得将来是不是我也得过这种日子？麦收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你就得为冬天割柳条子去了，扛着柳条子回家，冬天没有煤，那时候要托多少关系走后门才能弄一点煤过冬，想到了这些，我就觉得十年以后要是这样，就……我就有点动摇的心情了。
鲁豫：插队的生活年轻人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热情，况且这在当时也是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但是所有的热情过去以后会发现现实是挺残酷的，你会想未来那些日子该怎么样过？城里的孩子虽然觉得农村天地很广阔，但是还是想返回城里。
濮存昕的初恋也是发生在北大荒，那片承载着几代中国人青春理想和激情的地方。但这段初恋在持续了八个月之后就以分手告终，因为濮存昕和许多知青一样，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前途有了新的思考：是继续待在北大荒，还是想办法回北京。
鲁豫：有特别明确想法说我要回城是在那儿已经第几年了？
濮存昕：第四年了，四年之后想回城。因为别人都走了，好多好多我的朋友，我认识的人都走了，有一年我记得是在二十五连，那年宣传队有一个上大学名额，宣传队挂靠那二十五连，自己宣传队有三个人跟我谈话，说“老朴，你能不能不报名？放我一马，我最后一年了。”但是那个时候能够有名额去上大学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反正是战友文工团。我自己手里拿着申请回到保卫部去交，保卫说你找政委批去，你们这个都得政委批。我当时就在政委的办公室门前敲不了这个门，因为什么？你是团代会代表，你是前进模范，你是扎根边疆你写过决心书的，觉得为这脸面就敲不了这个门。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契诃夫笔下那个小职员之死那种卑微，特别卑微，那种犹豫。
鲁豫：那最后敲了吗？
濮存昕：最终没有敲，就让希望那么死掉了。我后来演哈姆雷特的悲剧，其实悲剧就在于他的那种犹豫葬送了他的机会，就这种犹豫使人不敢前行，敲不敲这个门？敲门之后的后果怎样？我们为什么惧怕死亡，是因为惧怕那个王国没有一个人回来过。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所以我们害怕。那么当你在奋斗，当你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后果你心里一定有一些忐忑。其实后来团里头还推荐过我，那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来招人，说要拍一个知青题材的电影，叫《千重浪》，我正好在连队演出，我们那时都打着背包，一个连队一个连队走，十几里地走到一个连队，中午了吃饭，下午休息休息晚上演出，第二天又接着走，那真的是小分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要是远一点的就拖拉机拉着我们过去，有一次就说明天你到师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那个导演党委书记来了，市长都陪着，你骑着自行车去。没想到头天晚上着火了，草垫子（刨荒）了，必须打火，所以我们演出就停下来了，跟着去参加连队的打火队，当时没出事，但半夜才回来，脸上也都是火燎的泡，反正是不像样子，然后还跑那儿去被人家相了，结果人家导演的眼睛根本没在我脸上停三秒钟，连问话都没问，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了。
鲁豫：在农村待了几年要想回城，想回来城怎么办？他不是独生子女，上大学也没有他的份，那么惟一可能的一条就是要做一个演员，能够走上文艺道路可能能够帮他回城。当时就要当演员，这个路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地顺利，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濮存昕搞表演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但最开始起步是挺难的。
从之前的懵懂少年到如今一个面对人生艰难选择的青年，濮存昕在尝试着所有可能。从1973年开始他便尝试报考文工团，当时每年只有十二天的探亲假，他充分利用这十二天的时间练习表演。
苏宁：他姐姐他弟弟我都没有完全同意他们去搞这个（表演），因为条件不合适。濮存昕他不错，长了一个一米八零的个子，形象也不错，我听了听声音，声音不错，我还给他介绍老师，让他去练发声，他做了小品练习我帮他来看看怎么做这个小品练习。
1977年1月，濮存昕在经历了多次报考都不成功的失意之后终于被空政话剧团录取，成为了一名演员，但很快他发现自己要面对的是人生的另一次全新启航：在空政话剧团他开始学做演员。许多舞台表演的基本功是从跑龙套当配角开始练就，足足有五六年的时间，濮存昕一直都是一个济济无名的小角色，或许是童年时候患病的经历，或许是在北大荒插队的那段过往，让他一直没有放弃，始终坚持着。
苏宁：考取空政以后，空政因为他工作表现不错，生活中间表现不错，乐于助人，不惜力，就因为这些优点让他当了小组长，批准他入了党。
1983年，机会终于来了，濮存昕在空政话剧团的话剧《周郎拜帅》中出演周瑜，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以主角演出。事业似乎开始就要起步，但这部历史题材的话剧却与空政话剧团的部队题材传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周郎拜帅》在北京前后只上演了十九场，对濮存昕而言一切仿佛又要回到原点，但此时一个美丽的姑娘走进了濮存昕的生活，她后来成了濮存昕的妻子。
鲁豫：之前我们有编导去他家采访，濮存昕说“我太太是我的，这事怎么说？”其实我没想问什么，我就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就是当时你当兵是两个兜，她是四个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