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故去的老人，一本尘封的日记，后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丰富鲜活的生命片段，更留下了难得的20世纪30年代汉口休闲娱乐史料。
1.日记里的“老汉口电影之旅”
“晨七钟抵汉，仍寓东方旅馆，在四十八号。到此地后，才想到是星期六，找美国领事是办不到了。一星期也要休息一天，深悔不当昨天动身。”
1934年5月5日的汉口，一个名叫田镇瀛的青年，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上面这句话。此时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些日记，会在尘封77年后，也就是2011年，被人们重新发现，并且被人们从民俗、文化、经济、时局等各个方面去品味咀嚼。
但这是后话了，我们还是先回到1934年5月5日，这一天，田镇瀛乘火车来到汉口，他的目的是要找驻汉口的美国领事馆办理赴美留学签证。
田镇瀛1933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他家境不错，父亲田作霖是民国早期军人，曾任过中将；他的大哥田镇南亦投身军界，后来也做到中将，是台儿庄大战中赫赫有名“抬棺作战”的30军军长；田镇瀛本人，此时任教于河南一所学校。
话说当日，田镇瀛来到汉口住下以后，一边办理各种手续如体检、提交经济担保之类，一边拜访故人，寒暄话别，此外还做了一件很花时间的事情——看电影。他5日来汉，11日离开，共呆了7天，除了来和走的一天，剩下的5天里，他进了5家电影院，看了6部电影。
无疑，田镇瀛是个电影迷；更有趣的是，他同时还是个忠实的日记写作者——他把看电影的时间、地点乃至感想心得，都写在了日记里。在此，笔者将其摘抄如下：
“六日——晨起到大光明看早场，国产片，糟甚！野鸡片厂之出也。未终场即归。……下午购书数册，并到上海大戏院看《得心应手》，虽系外片，有声，照样无聊。”
“七日——饭后无事到中央大戏院观《罗宫绮梦》，剧情尚可。歌唱有味，五角代价尚值。归来写日记至十一钟半睡。”
“八日——晚到明星看《离恨天》，国产片。名字很好，内容甚糟，又是野鸡公司出品。归来尚不及十一钟。此地影院之七点钟场类似天津之五点场，对于学生特别合适，所以影院中女生很多。票价也比较平民化些。”
“九日——又赴明星观影，片为胡蝶主演之《脂粉市场》，声片，尚佳，明星与联华天一等出品，是可以与泊来品抗衡了，虽然技巧上还差些。今天正当国耻日来看电影，初进去颇感不安，所好‘娱乐不忘国耻’，等着以后雪吧！进场时已演过三分之二，散场后回旅馆休息一会……又返影院接着看七点的一场，票仍是那一张，这是汉口影院所不同于天津者，随时进去可以连着看。”
“十日——下午到旅行社拿轮船公司验身体的表格，归来过世界影院又进去参观了一场，是约翰·巴里木的《江湖情侠》，述法王易十一时法受外侮，爱国志士奋斗的情形。父死子继为祖国尽力的壮举，中国是正需要着，国难方急人人应着最大的努力！怀疑到我应当怎样做呢？到国外去又当向那一方面努力？真有徘徊歧途之感，自己总觉着不乐观。”
这里有颇多可堪玩味之处。
所谓“国产片，糟甚！野鸡片厂之出也”，是什么意思呢？
先从被田镇瀛“点名”的《离恨天》说起吧！《离恨天》系孤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导演王元龙。王元龙本是1920年代名演员，以粗犷硬朗的英雄形象深受观众欢迎，人称“银坛霸王”。可惜王元龙成名后，生活上放荡不羁，桃色新闻不断。他和女星黎明晖热恋，可是又不专一，导致后来黎明晖离他而去。他又与名妓雅秋四娘相好，由雅秋四娘出资组成“三龙公司”拍摄电影，公司由王元龙的兄弟王伯龙、王次龙掌管一切，王元龙则自导自演。除了纵情声色，他还爱赌博，经常一输就是几百元。后来“三龙公司”负债累累而倒闭。由于声誉直线下降，进入1930年代，没有一家大公司再把他当作重要明星请他拍片了。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至1935年，他先后栖身“孤星”、“大长城”等几家小公司拍片。《离恨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拍出来的。
王元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28年明星电影公司拍《火烧红莲寺》大卖，公司如获至宝，3年内竟拍了18部续集，后因政府干预才收手。其他电影公司也一哄而上，《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灵隐寺》等应时而生，更有《火烧百花台》、《火烧九龙山》、《火烧平阳城》等。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在短短4年时间里拍摄的400余部国产影片中，武侠片数量多至250部。这期间出现了一批以个人独资方式经营的电影公司，其经营者大多为王元龙式的武侠片明星，他们挟个人号召力自组手工作坊式的家庭公司，以成本低廉的出品与大公司争夺市场，许多小公司为赶热潮，不惜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其中有些公司只拍一部片子，捞了就跑，号称“一片公司”。
当时，一部小成本电影的摄制成本可以控制在4000银元左右（约等于2000美元），其发行收入包括上海2000银元、其余七大区2000银元到3000银元左右，加上南洋和日本有5000银元，共可回收1万多银元，收益率高达200%以上。
这些小公司，就是“野鸡片厂”了。当时的一份电影杂志，列举了中国电影业八大危机：
1.影片质量低劣。
2.小作坊公司林立。
3.供大于求，而影院又不加选择地收片。
4.影评混乱。
5.不良分子办演员训练班，误人子弟。
6.演员私生活糜烂。
7.影院主和南洋买片商贪低价或收回扣而购进低质影片。
8.英美电影公司的竞争。
由此可见，田镇瀛反感野鸡公司的粗制滥造，自有其理由。
不过，他并不因此就对国片一概藐视，而对洋片就盲目欣赏。比如美国歌舞片《得心应手》，当时在报上大作宣传，广告词令人发狂：“八大明星杰作！超一切歌舞滑稽巨片！春花般美眷、春水般柔情、春莺般歌声、春燕般俪影！此片包含着大腿美、肌肉美、舞蹈美！”而田镇瀛看后的评价是：“照样无聊。”
5月9日是当时的“国耻日”，田镇瀛这一天看了“胡蝶主演之《脂粉市场》”，认为“尚佳”，“是可以与泊来品抗衡了，虽然技巧上还差些”。“国耻日”源于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国民政府遂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每年的“国耻日”，报纸都会发社论，名流政要们还要举行各种演讲，但是说归说做归做，既没有新内容注入，又不与时代衔接，进而发展到言行不一，种种纪念活动终不免流于形式。当时报纸上，连各种卖药、卖烟的广告都以“救国”为噱头，在这种氛围下，“等着以后雪耻”只能是老百姓的一种普遍心态罢了。
而《脂粉市场》则确是佳作，胡蝶演技出色，夏衍的编剧更是超前。《脂粉市场》一反以往电影的大团圆式结局或苦情结局，反而使用了一种更加思辨性的结局：女性虽然没有得到爱情上的美满，却得到了真正的独立，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它给观众带来了一个信息：不依靠男人，女子也可以活得漂亮和精彩！时至今日，《脂粉市场》还被认为“反映了民国时期女性的职场政治”。
由“国耻日看《脂粉市场》”一事可以看出，田镇瀛开通旷达，品味不俗。
10日，田镇瀛诸事办妥，即将离开武汉了。他又去世界影院看了约翰·巴里木的《江湖情侠》，并大发了一番感慨。
《江湖情侠》或已湮没，令人感兴趣的是田镇瀛看《江湖情侠》的感想。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位于今日汉口五芳斋附近的世界影院早在抗战中就被炸毁，是田镇瀛流连过的这些老电影院中最早“死于非命”的。
查阅1934年5月上旬的汉口旧报纸，那些大标题都很夺目：“英日商战白热化”、“国联仍愿与我国合作”、“德国增设警察部，戈林任部长”、“美舰东移太平洋”等；关于国内时局，更是触目惊心：“日探活跃京沪”、“日军驱赶伊兰农民”、“日人勘测地形”……
准备留学的大学生，在民国可说是万中无一；田镇瀛是这批精英中的一个，他不可能闭目塞听；他能感觉到大变局要来，但又不确定自己的位置，只能“徘徊歧途”。
“老汉口电影之旅”至此告一段落，田镇瀛顺利出国，以后他还将回到汉口，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在此玩味的，则是他出入的那些电影院，在那个年代，电影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2.摩登时代：那些记忆中的电影院
中国电影院的诞生基本上与世界同步。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内首次对公众售票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婴儿喝汤》等电影短片。这一天被世界公认为电影的诞生日。
仅仅过了8个多月，电影就传入我国，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首次放映了“西洋影戏”。
徐园，即徐家花园，又名双清别墅，位于今天上海虹口区天潼路814弄35支弄，系浙江海宁丝业巨商徐鸿逵在清光绪九年（1883年）建筑而成，占地约三亩，是旧时上海一所著名的营业性私家花园，时人称“其布置已为海上诸园之最”。
徐园中有个园中园名叫“又一村”，1896年8月11日，一位法国商人在徐园的“又一村”中插映了一部“西洋影戏”（即电影），并将这一次电影放映的广告“徐园告白”登载在上海《申报》的副刊广告栏中：“初三夜仍设文虎、侯教、西洋影戏、童串戏法……游资每位两角。”
徐鸿逵的后人回忆：放映机光源用的不是电灯，而是明火灯，胶片的质地是硝酸纤维，燃点很低。为防不测，放映机旁排放着几只盛满水的大缸，放映中，还有人一盆盆往幕布上泼水，为的是靠水珠反光增加银幕亮度。
徐园的电影放映活动持续了好几年，放映的片子大多数是一些法国影片，内容无非是一些事物的片段和情景的记录而已。不过，徐园以电影吸引游人，向其收取游资，则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商业过程业已产生，也就是说，徐园已经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电影院”，中国电影商业也就由此揭开了序幕。
从此，一些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以及葡萄牙的商人先后在上海的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升平茶楼、跑冰场等地进行了电影商业放映，使电影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中渐成气候，并一举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电影商业的中心。
上海第一座专业电影院创立于1908年，创办者为西班牙人雷玛斯。此人1903年来到上海，带了一架电影放映机与若干卷片子，雇了几个印度人拿着铜鼓和洋喇叭，每天在福州路升平茶楼招徕生意，对于看客们每人收钱三十文。几年以后，雷氏因此大获利润，于是在当时的海宁路乍浦路口建铅皮影戏院一所，仅容250座，这就是近代上海的第一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之后雷氏又于1908年和1914年创立了维多利亚和夏令配克两座电影院。
这一时期，香港、台湾、北京、哈尔滨等地也都出现了电影院，北京还在1905年拍摄了第一部国产电影《定军山》。
武汉此时正在蒸蒸日上，自然不甘落后：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1903年5月27日），由美商汇喇洋行组织的“精巧新奇影戏”先后在汉口老跑马厅（今珞珈山街）和武昌三佛阁等处放映。1907年，法商在汉口花楼街熊家巷口开设花楼影戏院；1910年又有荣华茶园及清闲俱乐部等游艺场放映电影。当时建筑和设备都很简陋，片长仅10多分钟，多与杂技、曲艺等同台映演。
1912年法商在汉口法租界福熙将军街江边（今蔡锷路）首开百代大戏院，这是武汉第一家专业电影院。
此后，1917年俄商在威尔逊街（今一元路）开设维多利大戏院。1918年法商在福熙将军街（今蔡锷路）开设威严大戏院。1920年他们又在西贡路（今蔡锷路中山大道处）建康登大戏院。1924年意商在兰陵路开设环球大戏院。1927年汉口商人陈立夫在汉景街（一元路口）开设世界影戏院，后迁至中山路德一里对面（今五芳斋附近）。1929年刘玉堂和华侨江顺德、谭芹生合股10万元，盘下意商鲍特的环球大戏院，将其重建并更名为光明大戏院。同年，郑章坤将康登大戏院改建为明星大戏院。1930年陈松林耗资8万银元，新建上海大戏院。
从1918年到1930年，这段时期是汉口电影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市无论是专业影院，还是兼映或季节性影院都有所增加。到1929年，全市共有20家放映场所，其中专业影院有11家之多。
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引起了太平洋彼岸国家的兴趣。美国商务部海外贸易司电影科，从1927年开始定期发表有关世界各国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而它的第一份报告便是关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这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第一份关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官方调查报告。该报告对中国电影市场作了相当细致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在它的发刊宗旨中，编者明确宣布这是美国政府旨在帮助美国电影业开辟海外市场的一项举措。这份出版物每年都有关于中国电影业情况的汇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顿了几年，日本投降后又迅速复刊。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禁绝了美国电影才告一段落。
中国电影人很快也注意到了美国的调查报告，因为这种调查实在太细致了。1931年第一期《电影世界》上专门介绍了美国人1930年的调查结果：“全中国有233家电影院，1927年只有106家；全国电影院共有13.6914万个座位，1927年只有6.8512万个；24个城市有电影院，其中7个城市可以上映有声电影；上海有53家电影院，其中12家可放映有声电影；1929年放映450部片子，90%是美国片；从1921年至1930年，中国成立了164家电影公司，但是只有53家出过片子。”
《电影世界》还特别写了一段“记者按”：“上面那些数目字是美国商务局的报告，不实不尽之处，当然难免，可惜我们中国人自己没有这种统计，竟自不能对证，惭愧！”
惭愧自然是该惭愧的，但也不得不感谢人家留下了这些重要数据，我们从中可以看出，1930年前后，中国的电影放映事业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尤其是上海，拥有全国1/4的电影院，而且其中不少是能够播放有声电影的，这说明有大量资金涌入，使上海的电影院老板们可以不断更新设备。
史料记载：“1928—1932年间，上海电影院的生长，有着非常惊人的速度，单就第一流的电影院来说，即有光陆、大光明、南京、新光、兰心、国泰六家。于是昔日以卡尔登、奥迪安为口碑的时代是为过去。其第二流以下的电影院，在这五年间起建者更有十余所之多。”据统计，这五年中，上海新开设电影院达28家之多。
上海电影院的这种大规模发展，在1932年后并没有停止，1933年更有百万金重建大光明电影院和八十万金建造大上海电影院，电影院的建筑与布置更趋奢华。1933年至1936年间除大光明和大上海外，上海又新建了荣金、华德、金城、丽都、月光等几家电影院，设备和装修都较前更为新式。
遗憾的是，与上海相比，此时武汉落伍了，这是全面的落伍：自汉口开埠就开始的，由张之洞发扬光大的“大武汉进程”，没有被武昌首义的枪声打断，却在大革命及其后的宁汉之争烽火中遭遇顿挫，至1931年汉口大水，更是大伤元气。
反映在电影院方面，1929年武汉还有29家电影院，到了1936年，电影院已减至7家，除武昌l家外，汉口6家电影院分布于方圆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田镇瀛来汉口，正好就投宿在这个区域的中心，“晨七钟抵汉，仍寓东方旅馆”，本文开头田镇瀛“老汉口电影之旅”的第一句话，其实就暗示了这一点。
东方旅馆在今天的汉口中山大道与黄兴路口，此地处于老汉口的黄金地带，不但距离火车站近、离美国领事馆近、离田镇瀛要出洋的码头近，也离汉口的诸多电影院很近，所以田镇瀛才能安步当车，潇洒地在7天内逛了5家电影院。
3.武汉最著名电影院的衰与荣
1930年代，武汉电影业唯一称得上大手笔的，就是1930年陈松林耗资8万银元，新建上海大戏院，田镇瀛就是在那里看《得心应手》，感觉“照样无聊”的。
上海大戏院就是后来的中原电影院，在武汉诸多电影院中始终居于领袖地位，不少历史事件在此发生。而从上海大戏院到中原电影院，70多年间，几度沉浮兴衰，恰是一个中国现代电影院发展史的生动样本。
关于上海大戏院的前半生，陈松林的后人留下了回忆，武汉大学傅才武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中也有不少记述。
陈松林系浙江定海县人，清末时来到汉口，先在前花楼大罗罐头食品店当店员，不久进入英商福利百货公司。福利百货公司是上海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后来逐步在天津和汉口设立子公司，经营男女时装、鞋帽家具、沙发以及罐头、洋酒和西点等。
陈松林努力工作，很快从一般的雇员提升到公司的出纳兼会计。他利用公司买卖“后门货”（倒卖公司的货物）而渐渐发迹。1910年，他在汉口法租界胜利街228号店面，开了一家“利泰洋行扬子百货”（当时的法租界里必须由法商担保才能营业，他找了利泰洋行作担保，故店名也必须在“利泰洋行”旗下），经营洋酒罐头、食品，兼营进口化妆用品和高级餐厅用具等商品，后又雇用工人，开炉生产西点，到后来发展成为汉口有名的罐头食品商店。
陈松林曾于1924年购进洞庭街空地一块，本拟建设住宅及开设分店，后于1926年出租给江苏籍商人吴某，吴集资筹建“新新电影院”，开工后因资金不足，中途停顿，地租也无力偿付，拖延达两年之久。1929年5月，陈松林向法院提出控诉，经法院调解，将地面建筑物作价银一万三千元，除应偿地租外，由业主陈松林付“新新电影院”银元八千元回收。陈松林利用这值价1万余元的建筑基础创设电影院，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大戏院”。
汉口上海大戏院于1930年开始兴建，建筑费为银元三万元，连同座椅、水暖装置以及放映设备等，合计约银元八万元，于1931年2月正式开业。戏院观众厅宽18米，深22米，共有观众座948席。
“上海大戏院”开业后，号称专映头轮西片，片源由中央大戏院老板鲍特（意大利电影片商）间接供给。每片租价177元7角。映期3天至4天，实际上都是不卖座的三、四等片，因此业务情况较差。这样勉强维持了l年左右时间，陈松林决意摆脱鲍特的盘剥，设法增加了资金，购置美国孔雀公司出品的有声放映机，并与美国福克斯、派拉蒙等影片公司直接签订供片合同，放映有声片。但由于美国孔雀公司的有声放映机质量很差，发音不清晰，仅有少数名片能够满座，一般影片仍不能满座。陈松林又再度增资，接受非常苛刻租赁条件，租得与中央大戏院相同的美国西屋公司“片上发声”放映机，租期定为10年，租金1万美元，先付5000元，余款一年内付清。每月还要负担该公司工程师服务费200美元。如果放映机发生故障，工程师由上海来汉口修理，要包接、包送、包吃、包住，再付修理费每天20美元。修理时，公司有意将中方人员支开，以确保对设备维修的技术垄断。
在有声机改装以后，卖座率逐步上升，营业情况也随之蒸蒸日上。随着情况好转，陈松林更进一步把精力集中在组织片源和选择影片方面。当时所谓美国的8大影片公司，除了米高梅公司仍只对中央大戏院外，其余7家公司的影片，他都通过各种手法，陆续转移到上海大戏院来。他又用重金挖到名翻译，将片中语言翻译成中文语言。因此上海大戏院在此期间，可以说片源充足，座位舒适，字幕易懂。如此数年，上海大戏院便成为汉口电影娱乐业中的翘楚。
陈松林在经营作风上，特别注意广告宣传，另外他强调院内的清洁卫生，并注重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因而营业情况大有发展。上海大戏院的繁荣还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促使周围新辟了“新生夜花园”、“邦可西餐厅”等休闲娱乐场所。
抗日战争前，上海大戏院平均每月营业收入估计8000元至1万元之间，每月支出数约3000元至3500元之间（其中包括房屋租金500元）。除影片公司影片拆账及缴纳税收外，每年有6000元上下的盈余。
当时的汉口，党棍帮会等恶势力盛行，“不是光棍不开茶楼”。因此，影院必须请当时的所谓“闻人”来撑立门面，“后台老板”这个名词由此而来。上海大戏院就请了洪帮大爷陆子樵担任后台老板，另外还设交际经理2人，周旋于所谓一些帮会大爷、达官贵人之间。
1933年9月，汉口警备司令部有军官2人，闯进上海大戏院看戏，拒不购买戏票，引起冲突。第二天军方就以拒不接受检查为名，封闭戏院，勒令停业，并当场逮捕职工20多人。后台老板陆子樵闻信后，感到事态严重，自己无能为力，转托势力更大、有军统背景的柴海楼出面帮忙调解。花了3000多元送礼请客，赔礼道歉，结果是减轻处分，勒令影院停业一星期，判处两个收票员各一月徒刑，事乃平息。
此后，影院又加聘柴海楼为后台老板。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武汉成为战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响彻云霄。1938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开幕，会议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及第一次大会宣言。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咨询机关，毛泽东、陈绍禹、林祖涵、邓颖超、吴玉章、董必武、博古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被聘为参政员。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10月14日，汉口所有影院一律被勒令停业。上海大戏院先前已将全部放映机拆迁至重庆，院屋以每月200元美金委托费，挂上美国某企业公司旗子。武汉沦陷后，上海大戏院先出租给汉奸邓海珊，后折价出卖给邓海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部接管。同年8月，由帮会人物李青山承租恢复营业。1946年陈松林长子陈汉璋由重庆回汉口，委托原后台老板柴海楼出面，以4000元转让费，从李青山手中接收过来。1946年4月，陈松林继续经营，几乎每日满座，月营业收入估计在1.5万元至2万元之间，月支出数约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从1946年10月到1952年2月，将近6年时间里，估计盈余4万至6万元。
1951年，上海大戏院被收归国有，次年改名“中原电影院”。此后，很多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办，比如由市长参加的政府公债推销大会、政协的学习报告会，以及苏联、匈牙利、波兰等国的电影周等。
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原电影院的服务品质没有提升。1958年，一位名叫杨平的市民曾写信给报社投诉中原电影院。当时杨平的父母买重了第二天晚上的电影票，于是第二天上午9点钟去退票，可售票员却说：“我们只卖票，不收退票。”杨平的爸爸没法，只好把这三张票卖给要买票的观众。
对比一下田镇瀛1934年5月9日的故事——“进场时已演过三分之二，散场后回旅馆休息一会……又返影院接着看七点的一场，票仍是那一张，这是汉口影院所不同于天津者，随时进去可以连着看。”只能说，过了24年，武汉电影业的服务水准是大大退步了。
到了1962年，更加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当年8月，一位市民投书报社：“到中原电影院去看电影，进场坐稳，只闻阵阵臭气迎面扑来，令人作呕。仔细寻找一下，没见臭气来源。直到影片放完出场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在门侧走道上，影院设有猪圈，猪食、猪粪遍地，岂能不臭！”
电影院竟设猪圈养猪，这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经济困难。
不过，那时的中原电影院也有一项“特殊待遇”。从1950年代起，就有一批电影受到批判，如《武训传》、《清宫秘史》，1964年8月以后，又有《北国江南》等一批电影受批判，这些被批判的影片多在新华电影院、中原电影院、武昌电影院有控制地放映，每天不超过3场。
文化大革命中，各影剧院均一度停业“闹革命”，以后虽陆续恢复放映，但仅限于少数几部“样板戏”等，其他所有中外影片均遭禁映。
“文革”结束后，中原电影院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此时中原电影院已经过多次维修、改建，台口加宽至12米，观众厅墙面加贴吸音板，更换观众座椅，以及前厅贴大理石墙裙等，有池座27排，楼座9排，共有观众座1010席。
1988年11月1日，武汉中原电影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特轮电影院，所谓特轮电影院，是指它放映的影片排期比首轮影院提前一至两个月。中原电影院当天上映的是日本警探片《伤痕累累的勋章》。此时的中原电影院能容纳890位观众，还设有投影录像厅、舞厅和咖啡厅、酒吧、电子游艺室等，在楼座还特别设置了56对双人沙发座，在当时的武汉它是独家设施，此外还安装了中央空调和杜比立体声系统，放映机也是国内最先进的。
这一轮改造非常成功，可以从一个月后的新闻报道中看出来：“上海街派出所最近在中原电影院查破一起内外勾结、高价倒卖电影票的案件，当场收缴票券四百三十余张，抓获票贩七十三人。中原电影院作为我市唯一的一家特轮放映电影院于十一月一日正式开业。一个多月来，它吸引了全市电影迷，日营业额均在二万元以上。一些不法分子常光顾此院，并为抢购票券多次打架斗殴。上海街派出所经过周密侦查，将一姓刘的票贩抓获……查出这起倒卖电影票案件中，有这家电影院的售票员刘某参与。”
而到了1989年11月1日，“中原特轮电影院”改造一周年之际，影院负责人更是信心满满地表示：“中原电影院是本市第一流的现代文化娱乐中心……三镇的电影观众，分别从青山、关山；从堤角、岱家山；从鹦鹉洲、十里铺，云集中原，独创电影院、舞厅连续5个月爆满的纪录，月收入超过了以往的年收入。”
为了庆祝改造一周年，中原电影院还请来了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美女大影星林芳兵与影迷们座谈。
到了1990年，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第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武汉颁奖，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的荣高棠还出席了中原电影院儿童观众见面会，并写下了“愿中原电影院时刻想着孩子们”的题词。
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武汉电影市场如烈火烹油，中原电影院更是锦上添花，然而都好景不长了。
自1992年起，电影市场观众、收入大幅度下降。除引进外国“大片”时收入有所回升外，其余则尽显萧条。
1994年1月，武汉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
一位姓叶的司机带着儿子到中原特轮电影院看了部美国影片《食人鱼》，2张票花去20元。叶说：“没想到电影票价变得这么贵，租一盒录像带看一天也只要5角钱，下次再不来了。”中原特轮电影院负责人也承认票价“稍高了些”。他又说：“票价不高也不行。电影观众在减少，成本在提高，票价低了要亏本。”据他说，“中原”1988年全年上座率80%，去年已跌到20%左右，能容纳900余人的影院有时一场电影不足百名观众。据市电影公司统计，我市去年全年看电影的人次比1992年下降60%。8年前全市每年人均看电影18部，去年已降到约2.5部。为什么不降低票价吸引更多观众呢？一些电影院负责人认为，观众减少主要是受到歌舞厅、电视、录像的冲击，降价能增加的观众不会多。
1996年7月，困境中的中原电影院大影厅无奈停业，其录像厅、游戏机厅等还在继续营业。
1997年，按美国标准建成的外资影城“环艺”杀入武汉，其放映业绩一跃而为武汉之首：《泰坦尼克号》全市票房1600万元，环艺占300万元；《拯救大兵瑞恩》全市票房160多万元，环艺占60万元。
以“中原”为代表的老电影院们濒临绝境，此时的中原电影院进行了最后一次挣扎。在瞄准环艺，筹资对放映设备、座椅、售票系统进行升级换代后，1998年6月，中原电影院大影厅重新开业。此时的中原电影院座位数已从顶峰时期的1000多个降至418个。
然而大势已去，气数将尽，1998年《泰坦尼克号》放映期间，“中原”最后火了一把，此后再无力回天。
4.老电影院纷纷谢幕
“父亲去世20年了，留下十几本日记，一直没有仔细看。无意中发现有一本日记是1934年3月至9月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在汉口美国领事馆办理留学签证、乘船赴美及刚到美国时的情况。”
田镇瀛“汉口电影之旅”之后，又过了77年。他的儿子田联申先生，于2011年在网上发表了帖子《1934年，父亲在汉口美领馆办签证》，将父亲田镇瀛当年的日记摘抄出来，一段真实细致的民国旧时生活写照，由此得以还原。
有必要交代一下田镇瀛先生后来的故事。
他1934年赴美留学，获普渡大学机电工程学士、密歇根大学理硕士。1937年抗战爆发后回国，到河南漯河耀华电厂任工程师。1938年4月进入时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部任上校秘书，同年10月离开司令部到湖北省建设厅任技正（总工程师）。武汉会战后，湖北省政府西迁，在宜昌负责省建设厅所属工厂机器西运巴东、恩施、万县等地。1939年9月任湖北省建设厅麻织厂筹备主任，1940年3月麻织厂竣工投产后即任厂长，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仅此一家的麻织厂，军粮局和粮食部先后订购了全部产品。该厂设在万县，每遇日机轰炸，全厂几百职工撤离时，身为厂长的田镇瀛总是最后一个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接管侵华日军的汉口被服厂。1946年6月和12月，他先后卸去被服厂、麻织厂厂长，后经商，自办大北企业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因办厂向人民银行贷款未如期还清被判刑7年，1964年调武汉从事翻译工作，后到武汉市硚口区一街办工厂当电工至退休。1992年病逝。
人事如此沧桑，正如他流连过的那些电影院。
怀想当年，他为留学事宜来到汉口，意气风发，“晨起到大光明看早场，国产片，糟甚！野鸡片厂之出也。未终场即归”。
这“大光明”可不是今日吉庆街背后的光明电影院，而是此后大名鼎鼎的“中南剧场”，是位于兰陵路上的“话剧窝子”。1924年，意大利商人鲍特在兰陵路开设环球大戏院。1929年汉口商人刘玉堂和华侨江顺德、谭芹生合股10万元，顶下了“环球”，将其重建并更名光明大戏院。
事实证明这笔投资很不错，仅1927—1931年，“大光明”就赚了17万；这里上演《啼笑姻缘》时，曾把一部小汽车开上舞台，轰动一时。冼星海、赵丹、陶金、舒绣文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改为“中南剧场”，在1959年武汉剧院建成以前，它仍然是武汉最高档的文化活动场所，仅1957年10月，就有英国芭蕾舞团、越南文工团、匈牙利歌舞团在此表演。汉口老人回忆：“那是一幢巴洛克式建筑物，内部是西方歌舞剧院的样式，大约可容纳一千多名观众，只有一层，当时武汉的各大剧场里，唯独它是用真皮包裹过的简易软凳……乌兰诺娃在那儿跳过《天鹅湖》。”
没有不落幕的戏剧，没有不散场的电影。1991年8月6日傍晚，一股龙卷风袭击了“中南剧场”。当时200多名观众正在欣赏电影《鬼楼》，突然银幕右后方透进一片亮光，继而从剧场外传来“轰隆”巨响声。原来，舞台天幕正上方的木结构屋顶被龙卷风卷走，露出一个长约15米、宽4米的大洞，大雨从洞中倾盆而入。观众见状，迅即奔走躲避，幸而没有发生伤亡事故。剧场舞台屋顶被揭走约60平方米，经济损失2万元。据当时的负责人介绍，这家剧场从建成至今，屋顶没有大的改动。这是“老中南”的最后一幕，经过了60多年风雨洗礼，这老宅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又过了16年，也就是2007年，京汉大道上有了一个新的“中南剧场”，投资1.4亿，这里成为武汉的话剧基地。
这是武汉那些“老电影院”中硕果仅存、浴火重生的唯一一家。世界大剧院抗战期间被炸毁，上海大戏院（后来的中原电影院），后来变身酒吧、俱乐部，转手多次；中央大戏院（后来的解放电影院）和明星大戏院（后来的武汉电影院），成了咖啡馆、宾馆、烧烤店、洗脚屋。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所谓时尚与怀旧不过如此；只是我们仍要多谢田氏父子，他们做的事情让后人认识到，前人的生命体验曾是如此丰盈。（文/李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