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寸金莲的革命时尚
如果女人不能拥有和控制自己的身体，就不能说她是自由的——玛格丽桑格
王慧娥有一双34码的脚，在她漫长的一生中，不知这个已经不再爱美的女人踩上高跟鞋时是否仍会隐隐作痛，又是否会想到自己的脚与时代的暗合。
1906年，王慧娥出生在宁波乡下，父亲经营着一家染洗坊。那一年，也是末代皇帝溥仪出生的年份。王慧娥长到三岁时，小脚的母亲拿出长长的裹脚布，如同千年来的每一位母亲一样，狠着心将女儿的四个脚趾向内弯，紧紧地包裹起来，任凭王慧娥哭闹挣扎。母亲对不谙世事的女儿说：“大脚不好看，找不到婆家。”王慧娥裹脚的那一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了，溥仪登上了大清王朝的宝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旨在解放女性双脚的“天足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天足运动”始于清末，“天足”即放足，是针对妇女的缠足而言的。“天足运动”的开始，象征着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当现代中国女性撒开脚自由奔跑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一位英国女性——立德夫人。1878年，她在上海成立了“天足会”，并在无锡、苏州、扬州、镇江、南京等地成立分会，并利用书刊广为宣传该项运动。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一书中，立德夫人专门写了一章反对裹足。她在书中这样写着：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里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对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
可见，虽然数千年来，缠足戕害着中国女性的身心健康，然而反对缠足也同样是一条充满斗争与血泪之路，然而毕竟种子已经撒入了泥土。
幸运的是，王惠娥有一个开明的母亲，辛亥革命胜利后，她的母亲很快接受了新思想，给女儿放了脚。
这场政治上的革命，深刻改变了国人的服饰装扮，而女性对革命时尚爆发出了巨大的热情。
据《纽约时报》记载，当时除了用西方化妆品之外，中国的妇女开始喷香水甚至涂上了口红，发型也开始逐渐背离传统。同时，中国妇女开始穿起了皮鞋，“即使是极具冲击力的高跟鞋，她们行走起来也轻松灵活，快步如飞”。“西式长筒袜于是开始风靡一时，欧美商人现在正忙于设计新的款式，以设法满足千百万只中国金莲小脚的迫切需要。”
当中国女性俯身将尖尖的小脚穿进高跟皮鞋中时，也许没有哪个画面比这一个更能代表焕然一新的革命时尚以及古老国度对世界潮流的拥抱。
王慧娥15岁时，由于土布的停产，她父亲关闭了洗染坊，举家迁到上海讨生活，之后成了一名会计。王慧娥最富青春的年华留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我们现已无法得知十里洋场对初来乍到的王慧娥产生了怎样的审美震撼，然而在亲人的记忆里，王慧娥是爱美爱整洁的，去百货公司，看电影，到餐厅吃饭，婚丧嫁娶，她都爱穿黑色圆头一脚蹬的高跟鞋，跟不高，比较粗。这个习惯她保持了一生。王慧娥最初做家庭主妇，后来开了个百货铺，99岁那年去世了。王慧娥的弟弟至今记得姐姐对他说过：“缠小脚真是糟糕，如果没放脚，就更糟糕了。”
大都会的摩登生活
1.“茂记”和鞋业的黄金时代
20世纪30年代，高跟鞋和旗袍共同完成了对风姿绰约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武汉的鞋业也进入了黄金时代。
最先在汉口经营皮鞋、皮件的大都是外商，有日商野田皮鞋店、上田皮鞋店、木松皮鞋店以及捷克商人的拔佳皮鞋店。
武汉最早经营皮业者，当属宋炜臣。他在汉口洋街一码头（今江汉路）开设华胜军装总公司，生产经营军装、皮鞋。他从上海聘请皮件、皮鞋工人，并委任宁波籍皮鞋师傅奚顺兴、皮件师傅李厚谟分别“掌作”，负责生产管理和对学徒传授技术。
辛亥革命后，李厚谟自营皮件作坊，起名“茂记皮革制品商店”，当时其资金仅百余元，雇工及学徒四五人，初仅产销马车应用之各种皮件套具。1921年他才开始兼营皮鞋、皮靴，尤以长统马靴销路较广，主要销售给跑马骑师，业务繁忙，规模日益扩大，人员增加至40人左右，并积极发展各类新式皮鞋生产业务。1930年代，茂记品牌逐渐形成。
跟随茂记之后开业的皮鞋店有兴隆、永昌祥、晋隆、永生祥、修成记等。
据《武汉市志》记载，民国9年（1920年），汉口有52家皮鞋商号和作坊，至1936年有180多家，月产两三万双。在对当时皮鞋样式的描述中，《武汉市志》特别提到，鞋跟有平底、坡跟、半高、全高，这与现在的分类并无二致。
当时的娱乐业——电影和舞厅的兴起，也对高跟鞋的普及起着推动作用。看电影作为新式娱乐颇具时髦意味，电影中的女明星形象自然成为时髦的具体象征。由于当时导演多受西方电影影响，他们都喜欢让女演员们在片子中穿起高跟鞋。此外，男女跳社交舞盛极一时，跳舞女性的必备物除了舞衣外，便是高跟鞋。《民国日报》曾刊登《摩登讲座》一文，对摩登女性下了定义，第一条便提到“丝袜高跟鞋不可少”。
据当时的《汉口商业月刊》记载：“当时的皮鞋皮件所采用的原料，一为上海入口之舶来品，如‘花旗皮’及‘香港纹皮’等。此项皮品质甚佳，为皮鞋皮件制造原料之上品，然其价格亦甚高，销路自属有限，故各皮鞋皮件厂近来采用此西纹皮数量甚微。二为国产皮，为本市各制造厂之出品，虽不及细纹皮之优良，然其价格低廉，适合社会各阶层之购买，市场之销售量至大，故以采用此种国产皮者为多。”
1936年发表在上海《良友》上的一张照片足以说明这一点。照片拍摄的是汉口童军募捐的情形，照片中捐款的女性都穿着棉布旗袍和系带高跟皮鞋，可见穿高跟皮鞋已是街头普遍装扮。
2.广告中的新女性
中国传统女性是被深深禁锢在家庭闺阁里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女性的生活和形象发生了鲜明而巨大的变化。尤其在都市，女性被推上社会生活的前沿舞台，都市的公共空间里频频活跃着她们的身影，都市女性成为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
她们的服饰发式，其变迁敏感地透露出时代变革的信息。而电影海报、广告、月份牌、时装美女画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新奇感，又是一种宣传时尚生活的最有力工具，各种各样的服装、发式、居住环境、消费场所和社会意识，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宣示于众。这正是广告对摩登都市的一种塑造过程和方式。
上海、汉口、天津等开埠比较早的城市中的女性群体，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告中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风貌。与清末木讷、呆滞、畏缩和压抑的女性影像不同，这一时期出现在广告和照片中的女性丰腴、妩媚、明朗、自信、摩登、挺拔，微微含着笑。
虽然当年的报纸上鲜见高跟鞋的广告，然而广告中的女性，无论穿旗袍还是洋装，一律踩着高跟鞋。1947年6月5日《武汉日报》的一则止痒药膏“湿立净”广告中，一位烫发的女郎高高抬起腿，高跟鞋则将她的腿衬托得更加修长而性感。次日有一则“金印牌特效杀虫剂”广告，一位穿套装的烫发女郎带着穿连衣裙的女儿，两人呈现的是背影，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高跟鞋，这位母亲的背影还能那样时尚和挺拔。
而在一张上海茂昌丝光染织厂的广告中，巧笑倩兮的女人侧坐在假山石上，身体呈妩媚的S形。脚上穿着一双露趾的高跟凉鞋。
烫发、旗袍、高跟鞋是当时时尚女性最普遍的穿着，而露趾高跟鞋却并不多见。记者翻阅了几本在民国年间，在上海风行一时的《良友》杂志，仅在1936年的7月刊上，出现了露趾高跟鞋的照片，穿着者还是一位美国女星。
其实即使在当时的欧美，露趾高跟鞋也仍然是前卫事物。1940年代，露趾高跟鞋在欧美流行，期间潮流杂志曾唾弃过这崭新的鞋款，认为当众露趾缺乏修养，然而面对女性渴望解放的欲望，这种说法很快便站不住脚了。
我们已无从得知露趾高跟鞋流入中国后的境遇了，只能从这幅招贴画中足以见出当年中国都市女性对国际时尚的紧紧追随和开放程度。
美的余韵和对时代的反抗
1.50—60年代：两寸半和剁掉高跟
王文偕生长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来到武汉，在电信局工作，天天穿西装和皮鞋上班。单位里十七八岁的女话务员，全都穿旗袍和高跟鞋。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人最普遍的穿着。如今已90高龄的王文偕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高跟鞋的几种尺寸，最高的是五寸，然后是四寸，三寸，两寸半。
然而西装和皮鞋穿了没多久，王文偕发现周围忽然出现了很多中山装。为了跟上形势，他也脱掉了西装。王文偕还发现女话务员里，穿旗袍的也越来越少了。皮鞋和高跟鞋还是照穿，只是鞋跟一点点矮下去了。
全新的政权需要全新的服装来阐释，1950年代初，黄色的粗布军装、灰色的干部装、蓝色的列宁装席卷了祖国大地，与之相配的则是方便劳动的布鞋。
1956年，为展示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景象，政府提出了“人人穿花衣裳”的口号，一直捆扎着的女装终于松开了束缚，旗袍呈现出了最后的辉煌，高跟鞋也重新被拾起。
进入1960年，刚满20岁的李子云已经是江岸区楚剧团的台柱子了。现年70岁的她仍然记得那一年的电影《夜半歌声》里的剧情：男主角爱上了小姐，被小姐的父亲毁了容，小姐找不到心上人，就疯了。李子云深深地记得电影里小姐疯掉之后的扮相：浓密的头发披散着，白绸连衣裙拖到了脚踝，颈间围着一条白色的长长的围巾，轻飘飘地拖在身后。最让她着迷的是小姐穿的那双白色高跟鞋，当小姐背着手在深夜里徘徊时，高跟鞋发出坚定而清脆的响声。
李子云兄弟姊妹很多，家境贫寒。然而她的母亲非常注重对女儿们仪态的教育，坐卧起立都要含着胸，双手交叠，斯斯文文，不要多言多语。她穿的鞋也一直是手工缝制的布鞋，这种鞋宜静不宜动，即使走动起来，也是悄无声息的。这种姿态融入到了李子云姐妹们的骨子里，直到现在，李子云在路边等人时，都是微微缩肩弯腰含胸，双手握着手机叠在腹部，显出诚恳而内敛的气质。
而电影中高跟鞋传递出来的姿态是那样的舒展、优雅而富有生机。李子云于是跑到商店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双高跟鞋，大概两寸半，是当时能买到的最高的鞋根了，鞋跟比现在的一元硬币还要粗一点，在当时也是最细的了。
李子云爱俏，嫌自己个子矮，觉得高跟鞋还不够高，于是让鞋匠又垫高了一层，这双自制增高鞋，果然让李子云成了姐妹们羡慕的对象。
穿上高跟鞋后，李子云还偷偷地学电影里小姐走路的样子，脚跟先着地，脚尖再轻轻抬起。
只是承接1950年代后期余韵的女性之美才刚刚舒展开来，就被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再次扼杀了。
“文革”中，色彩单调，不分男女、不分性别的军装盛行起来。身穿军装、头戴军帽、脚穿新中国成立鞋成为最时髦的装扮。
81岁的钢琴家汪培华更愿意回想“文革”之前的时尚青春。
汪培华祖籍杭州，1931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沪江大学的哲学教授。母亲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了家庭主妇。
汪培华一家住在沪江大学的教授楼里，当时学校聘请了很多外国教师，他们的孩子们都在弹钢琴。汪培华想外国小孩可以弹，我为什么不能弹。五岁起，她开始学琴。一天都没有荒废过，钢琴成了她最好的朋友。
当时的大学教授收入是比较高的，汪培华又是个漂亮而爱美的女孩，十几岁时就开始穿裙子、玻璃丝袜和高跟鞋，冬天则穿长长的皮靴。汪培华姊妹三个，人人都有一辆坤车（女式自行车）。这在当时的上海也是非常了不得的事。
汪培华对鞋非常讲究，她曾对学生说：“看一个人穿什么样的鞋，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尤其钟爱高跟鞋，觉得能让女人显得挺拔。
“文革”刚一开始，就有人在单位饭厅里贴汪培华的大字报：汪培华，把你的奇装异服收起来。从那天起汪培华再不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高跟鞋也小心翼翼地放进了箱底。
然而，有一天红卫兵还是冲进了她的家，搜出了她的长筒丝袜和高跟鞋。汪培华坐在门口抱着两个孩子，悲哀地想，搜走就搜走吧，只要能把我们的命保住。
一篇老街巷的回忆录中曾说，当时“学生们把抄出来的旗袍撕烂，把高跟鞋的高跟用斧头剁掉”。还有一位网友回忆，他们的初中音乐老师是归国华侨，年轻漂亮，穿着时髦，神采飞扬，学生们都很喜欢她。“文革”开始后，当革命师生在她家里抄出一双高跟鞋时，她的厄运随之降临了，被剃阴阳头，挂牌示众，那双高跟鞋也挂在胸前。
好在汪培华和先生咬牙挺过了最黑暗的岁月。到了“文革”后期，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也为了重返舞台，汪培华在一场演出中甚至弹裂了指甲，鲜血染红了长长的琴键。
然而，她的老师李翠贞却没能走出来。李翠贞曾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她的丈夫和子女都去了香港，但她只身留在上海音乐学院继续教学。1956年李翠贞回到香港，与家人团聚。李翠贞患有哮喘，身体较弱，曾准备留在家中不再回上海，但当时音乐学院院长几次写信恳请她回校。李翠贞写信征求傅雷的意见，傅雷劝她服务祖国，她于是放弃了香港优越的环境和条件，回到了上海。
汪培华就是李翠贞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汪培华回忆，李翠贞非常爱美，每一次给学生上课，必定要擦口红，穿上旗袍和高跟鞋。学生们听到走廊里传来笃笃的撞击声，就知道李翠贞来了。
汪培华回忆，李翠贞是个难得的好老师，学生们弹得好，她非常高兴，会亲一下，搂一搂。有个男学生就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李老师侮辱我。
红卫兵于是批斗了李翠贞。红卫兵强迫她趴在地上爬过桌椅，用墨水涂她的脸。那一天回到家，她穿上演出时穿的旗袍和高跟鞋，最后一次精心地化了妆，坐在沙发上，拧开了煤气……她用她的美完成了对绝望年代的反抗。
那是1966年，她年仅56岁。汪培华珍藏的很多照片在“文革”中都遗失了，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张李翠贞的照片，她气质高贵，温婉而柔美。
陪伴了汪培华30年的钢琴挪到了角落里，积满了灰尘。汪培华看不到一点点希望，甚至想出价400元把它卖掉，然而没人敢买。
流水般的钢琴声和笃笃的高跟鞋完全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那是个失掉了所有美感的年代。
然而，对美好的渴望依然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1972年的一天，同济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悄悄带着只有六七岁的女儿来到了汪培华家，请她教孩子弹钢琴。为了教这个孩子，她们搬离了单位的宿舍。汪培华在教琴的时候，还得在琴键上盖一块厚厚的绒布，以起到消音的作用。
尽管琴声是那么微弱，终究是希望的先声。
2.1978年：女性意识的复苏
1978年，注定是个非凡的年份。官方的“改革开放”口号尚未公开发布，街头就已经开始了静悄悄的变革，中国人深藏几十年的爱美之心，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
这一年，汪培华重新穿上丝袜和高跟鞋，打开钢琴，轻踏踏板……这一年，“假小子”丁永玲升入了初中。
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电影《追捕》和《望乡》风靡中国，剧中人物穿着的喇叭裤成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时尚。而让丁永玲着迷的却是其中的两位女演员：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
丁永玲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上面有个哥哥，非常受宠，下面有个妹妹，从小多病。而那时又是个提倡女子要“爱武装不爱红装”的年代，丁永玲一直跟一大群男孩混在一起，留着短发，穿着球鞋，妹妹受了欺负，她马上冲过去与人理论，活脱脱一个“假小子”。
而她的妹妹一直是个爱臭美的女孩，很小的时候就会给自己烫头发。老师说她是“骄娇二气”，丁永玲觉得说得对。
刚上初中的一天，班上有个男生给丁永玲传小纸条，丁永玲想都没想就上交了。从那之后，再没男生敢跟她讲话了。丁永玲迷上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之后，第一次意识到女人与男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可以美丽，可以柔弱，可以无助，可以寻求保护和爱。那段时间，丁永玲甚至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了。
当时学校也没什么像样的教材，学生和老师们对精神食粮的追求如饥似渴。有一天，丁永玲在自己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她按捺住惊喜，带回家看了几天，又重新放回了抽屉。那本书又神奇地消失了。丁永玲不知道放书的男孩是谁，然而，她已经知道了那是情感的表达。
上到初二时，武汉正流行一种布高跟鞋，黑色圆头系带子的样子，如同现在老年人穿的黑布鞋。那是丁永玲的第一双高跟鞋，其实只有一点点小跟。丁永玲穿着走到学校门口，被教务长逮个正着，教务长说学生不准穿高跟鞋，罚她站在学校门口。可是这仍然无法阻止她对高跟鞋的喜爱。
1980年代，丁永玲进入了恋爱的季节，与当时那个充满着激情、憧憬、天真、浪漫与信仰的年代是多么吻合，高跟鞋与喇叭裤、蛤蟆镜、录音机、邓丽君一起成了她们标榜个性、彰显自我的元素。
一位网友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饶有趣味地说：“只是很多女性穿着高跟鞋不会走路，头和肩有些向前探，两膝不敢伸直，那种姿势有些像跋山涉水似的。尤其是流行小细跟时，胖妇女穿着这样的高跟鞋，怀里再抱着个孩子，看那两小跟真是扛不住……”
那是禁锢已久的国度对时尚与潮流的陌生，是女性对身体的发现与确认，是脚步对激荡年代的回应与追随。
3.大女性时代：站在高跟鞋上，我可以看见整个世界
进入21世纪，丝绒、丝绸、珠宝、缎带、木头、金属，一切的时尚素材都被设计师们用在了高跟鞋的设计上，而高跟鞋的鞋跟也从附属物件成了独立设计和装饰重点。巴洛克跟、酒杯跟、匕首跟、复古跟、异形跟，乱花渐欲迷人眼。同时，高跟鞋的高跟也在飞速地被刷新。
武汉纺织大学的陈婷老师教授皮鞋制作工艺课程，本来在这门课程中，鞋跟只是作为鞋子的附属物来讲，然而陈婷发现，近几年很多大牌设计师把设计重点从帮面转移到了鞋跟，甚至鞋底，从而产生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比如Louboutin将鞋底涂红，成为经典设计案例，被称为性感的一抹红。再比如巴洛克风格，将鞋跟进行浮雕化处理，而且高跟鞋鞋跟除了高矮粗细的变化，线条也变得更加柔和了，酒杯跟就呈现出了完美曲线。当然时尚的潮流总在轮回，陈婷发现2007年冬天，复古跟开始流行，就是那种笨拙而钝的鞋跟。
当然，要说21世纪之后，高跟鞋最直观的变化，陈婷最直观的感受还是高度的增加。她给大一新生上课时，会给他们展示各种各样的高跟鞋。陈婷使用的一本教材是20世纪80年代末编写的《皮鞋工艺》，将跟高8.5厘米以上界定为特高跟。面对90后的学生，陈婷早已不再让学生记这些数字了。当时只在舞台上出现的特高跟如今已经遍布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了，就连陈婷自己的鞋柜里，都有很多“特高跟”了。
与鞋跟一起拔节的是女性的地位。
1998年，美剧《欲望都市》播出，深受女性观众热捧，该剧最终在2004年，以六季的规模收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群生活在纽约的四个摩登女人改变了时尚女性的都市生活，昭示着大女性时代的来临，地球这一端的中国也同时进入了“她时代”。
2007年安永企业咨询公司发表报告——《女性消费主义在中国兴起》，也是在这一年，《女性消费时代》成为《商务周刊》的封面故事，这篇文章核心观点是：中国未来消费市场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女性消费者手中。
这一结论主要源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双重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拥有了更多的个人可支配收入。随着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她们的消费习惯产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城市，女性享有更大的经济独立性和消费选择。
在职场上经历过洗礼的女性，在家庭中也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地位。安永企业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多数中国家庭中，女性在消费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在这样一个对于女性来说最好的时代里，高跟鞋无疑成了最佳象征物和诠释者。女人踩在高跟鞋上的自信、气势、满足感、优越感以及胜利姿态，如同一位睥睨天下的女王，而铿锵有力的声音又何尝不是女王驾到的序曲。
偷偷穿高跟鞋的丁永玲此时已成了教授礼仪的大学老师，她不仅教学生们如何驾驭十厘米的高跟鞋而不摔跤，自己也天天穿。高跟鞋成了一种戒不掉的瘾，她最多的时候每天上八节课，穿着高跟鞋一点问题也没有。
34岁的叶睿在武昌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独自住在江景房中，有一个从地到天的鞋柜，她仍觉不够，又腾出一个壁橱。每次换季她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清理鞋柜。
而最让她难忘的是在两年前看到的一双鞋，绿色丝绒鞋面上配着一朵芥末黄丝绒蝴蝶结，如同利刃一般的匕首跟，售价2000多元，她没舍得买，至今她仍然很后悔，“买回来当成艺术品都值”。
不知从何时开始，高跟鞋不仅可以传递女性表情，而且成了爱情宣言。蔡康永设计过一款高跟鞋，叫“I still believe in love”（坚信真爱）。这款鞋的鞋面上隐藏着love字样，通过拨动鞋面，可以露出字样，还可以依据喜好呈现出各种斑驳色系。
“男人来了又走了，留下来的永远是女人。”
这是凯莉的扮演者莎拉·杰西卡·帕克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说的话。《欲望都市》中，Mr.Big是凯莉贯穿六季的男友，能实现凯莉所有的希望和理想。然而，在剧中，他没有姓。而凯莉的每一双鞋都有品牌和价格。男人退场，这也许是大女性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贵阳的23岁女孩张腾就是这样一个长相甜美，内心强大的大女人，她工作起来不要命，连她的老板都感到了压力。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为了见客户，为了取得业绩，她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她的男友为此觉得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最终与她分了手。张腾说，分了就分了吧。
15岁时，因为参加一场表演，张腾第一次穿上了高跟鞋，从那之后就没有脱掉。不过与丁永玲不同，休闲的时候，她还是喜欢穿平底鞋。她的很多女同事跟她一样，会在办公室或车上放一双平底鞋。也许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女孩更加懂得宠爱自己，走在时尚和享受的并存之道上。
与张腾一样，在央企工作的叶睿也是单身。2011年11月12日，叶睿独自去武汉天地看了两场电影，中午又赶到图书馆听梁文道的演讲。下午逛书店，偶遇梁文道，与其聊书聊电视，并手机合影。这是叶睿普通的一天，她觉得有滋有味。她也曾经受过最惨不忍睹的背叛，对此她不愿多谈。凯莉不是还有一句名言吗：“爱情会逝去，但鞋子永远都在。”（文/刘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