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校招生考试，考点就设在我读高中的芜湖市三中，我那个考场就是当年我们高三（1）班教室。12年了，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尤其是像我这样既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又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能有几人？那一年是各省命题，由于被时代耽误了的这一代人学业荒得太久，所以试卷都不难。我是65届毕业的，基础扎实，又在农村当了四年多民办教师，所以各门课程都考得很好，是第一批通知参加体检的，那一段日子沉浸在期待的兴奋中。1978年春节后，一些人陆续收到了高校录取通知书，而我望眼欲穿“过尽千帆皆不是”，我再一次绝望了，我知道依旧是在家庭出身问题上卡了壳，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反动的血统论依旧阴魂不散！到了1978年3月部分高校扩招也结束了，我的通知书依旧石沉大海。这时，在市招办工作的一个朋友刘延业悄悄告诉我，我的考试成绩是327分，是全市文科成绩前10名（当时满分是400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我厂的主管部门市二轻局政工组在我的政审意见上签署了“不予录取”的意见，我的考生档案一直锁在打入另册的柜子里。
我愤怒了！我要理直气壮地抗争！我慷慨激昂地给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上书，我守候在中共芜湖市委会议室门外，堵住出来上厕所的分管招生的市委副书记程介一同志，递上我的陈述信，倾诉我心中的愤懑，我还给远在武汉的未婚妻写信告诉她“我们结婚吧”。
她和我曾在同一个公社插队，是一位北京知青，并且同在公社中学代课，同教一个班级，我教语文，她教英语，都因家庭出身不好，一直不能招工返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使我们深深相爱了。1975年春，我们均以落实“父母身边无一个子女”政策返城，她回到武汉父母身边，分到汉阳废品回收站当电焊工，在这几年里，浸透着泪水思念之情的两地书维系着我们的苦恋，魂牵梦萦。我们终于谈婚论嫁，但遭到她父母的坚决反对，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使这两个从海外归来的老知识分子惊魂未定，他们不愿将好不容易回到身边的女儿再推向无边的苦海。她很快回了信，诉说正在忍受的双重折磨：单位领导以超龄为由不让她参加高考，父母逼她尽快与我断绝关系，她无比痛苦，经常彻夜失眠。她做出决断：“你快来吧！现在什么力量也不能将我们分开，哪怕是父母的爱。”
1978年4月24日，我溯江而上来到武汉，早已等候在大轮码头的她，显得格外憔悴，只有同单位的两个女伴来送她。她含泪给父母亲留了一封信，随我登上一艘生火待发的大轮，去南京旅行结婚，开始了中国古典戏剧中演绎的痴情男女的“私奔”。
“东方红7号”轮一声声汽笛长鸣驰离武汉港，我们相依在甲板上，看长江大桥、武汉关在眼前渐渐远逝。黄昏，一轮血红的太阳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残阳斑驳地洒在我们身上，船上不少是一对对去苏杭作“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妇，他们耳鬓厮磨是那样亲昵、甜蜜，而我们在欢乐中却饱含着沉重的忧愁。在大江的涛声中，观长江一泻千里而去，我们在思虑，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只有一个信念，一直往前走，就像大江狂涛中的小舟与风浪相搏，决不后退！
与我们同舱的是湖北美术学院的刘依闻教授和他的学生，他们去上海观摩“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他们高兴地为我俩画炭条肖像速写，谈笑冲淡了我们的烦恼和忧愁。
第二天船停泊南京港，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夫子庙一家小旅店度过的，没有花烛、婚宴，也没有亲友，只有秦淮河清凉的月色透过窗户倾泻在我们身上，我紧紧地把她搂在怀中。
时代的大变迁，使我们的命运陡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我们去南京旅行结婚时，由于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的干预，我和芜湖市14个受家庭出身牵连的考生被安徽师范大学的芜湖市专科班录取，搭上了最后一班车。我把新婚仅十天的妻子送回武汉（她第二年考上了湖北财经学院工业会计专业），赶回学校报到，这时大学已经开学快两个月了。
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感激邓小平这位伟大的历史建筑师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1997年，《长江日报》开辟了“20年前我参加高考”征文，许多77、78、79届的学生纷纷撰文回忆、评价中国当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大事。许多高校的老教授们众口一词地说，在他们一生从教生涯中，77、78、79届学生是最坚强、成熟，学习最勤奋、用功，敢于独立思考的。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成为力擎大任的社会栋梁，活跃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大舞台。我也应征写了篇文章《1977年，一个无雪的冬天》并且获了奖。
1998年元月中旬，长江日报社在汉口的亚洲大酒店举行隆重的征文颁奖大会，当年向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进言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当时负责恢复高考工作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也参加了这次盛会。那一天刚担任武汉市副市长的武汉大学的辜胜阻带领我们全体与会者向查老、刘老三鞠躬，以表示一代人的感激之情。
有位哲人说：“苦难是一所学校。”不能否认上山下乡的苦难经历磨炼造就了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这是一种“种豆得瓜”的历史反刍现象，但决不能因此而美化苦难，我们决不为苦难加冕，所谓的“青春无悔”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高调，苍白而虚伪，社会的发展难道非得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吗？
我选择知青文学为一代人立言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这是使命，也是责任，我希望已经逐渐淡出社会舞台的知青朋友们，能够让生命的激情依旧在心中燃烧，因为我们已经跨过漫长苦难的昨天，今天我们手挽手伟岸地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祝福你们，普天下的知青兄弟姐妹们！（2003年）
青弋江在诉说
青弋江是长江流经皖南的支流，发源于黄山。我曾经在青弋江畔一个村庄插队长达七年之久，至今，我仍然珍藏着这十几页发黄的信纸，这两封信诉说着30多年前，我们的风雨人生。
——题记
晓航：
刚读完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老板》，我的心好像随大地一样飘在群星之中，而地上夜生活的蟋蟀声响，使世界和我们的心灵奇妙地融合为一体时，日常生活的琐细和可怕，从脑海里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自全县工农兵文艺调演以来，我们已经三个多月未见面了。这次调演，你们弋江公社代表队人才济济（几乎全部是由知青组成的）出尽了风头，尤其是那个在“洗衣舞”中扮西藏姑娘的范卉，在台上翩翩起舞，像是黑色的精灵，又像是星空中的一弯新月。但是，在台下，她是那么高傲、冷漠，我忘不了她那一对忧郁的大眼睛。我们几个被称为秀才的评论组成员，白天和大家在一起看演出，晚上挤在稻草垫的地铺上，为你写的小戏《卖猪》中的公与私的戏剧冲突争得面红耳赤。
一言不发的品越最后说：“那社员不就是让猪吃饱喝足，再牵到食品收购站去，乡下谁家卖猪不这样？这算戏吗？”他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都不言语了。还有调演期间的伙食特别好，八人一桌，六菜一汤，那“虎皮扣肉”肥而不腻，霉干菜特别香，我盼望这种调演一年能办几回。
再说说我的近况，这三个月我成了大忙人，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个生产队抽调一人，我作为“笔杆子”被点名抽去，每天记十分工。如果是文艺宣传队也好，男男女女在一起，满耳是歌，满堂是笑，岂不热闹，可我们是“以批修整风为纲，促进春耕生产”。现在，学习和批评两个阶段已经过去，眼下已经进入整风阶段。我的差事自然是“遵命提笔”，我自嘲已成为鲁迅笔下的绍兴师爷，每天忙于处理民事纠纷。每天忙于办简报，写报道，还有计划啦，报告啦，红夜校啦。另外还兼个跑腿的差事，隔三差五去公社取文件，这村那庄地跑，找人谈话的时候，人们脸上都挂着尊敬和亲热的表情，我也就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甚至挂上一丝微笑，逢上饭头，人们客气地邀请我入座，有时还能灌上一杯水酒。这里的沟沟坎坎印满了我的脚印，从白发苍苍的老汉到十来岁的放牛娃都一律用“大施”这两个字称呼我，这称呼里既有一个“大”字，我便心安理得地应了。
生活是丰富的，精彩极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被他嫂子打伤了，闹了十几天，还在闹，要大队干部给他做主，捂着肚子赖在合作医疗所里要这药、那药的。我认为他是无病呻吟，故意装的，令人讨厌。
昨天，我去李村布置红夜校，生产队长下地去了，在家的妇人泡了一杯茶，生怕我这个城里人喝不惯乡下的东西（其实我白开水也能将就的），细声细语地对我说：“这是谷雨尖子，好茶哩。”我照例说声谢谢，她没有说这茶是多少钱一斤买来的，我想它一定是个吓人的数字。许是谷雨尖子的诱惑，或是怕拂了那妇人的好意，也是真有点渴，我端起茶杯呷了两口，觉得它跟其他茶没有什么不同。那妇人见我喝了，便满意地到灶边去了。屋里剩下我一个人，我便开始认真构思起来，几个栏目划分好了，“学习园地”下画本书，加两个墨水瓶，再插上一支笔，觉得还差一点什么，又在背景上添一张大格格的稿纸。“竞赛栏”里画什么哩？画个火炬必不可少，底下画台拖拉机，远景画山，近景画座高压铁塔。画罢，我为自己笨拙的画技直摇头，可是，当家的回来了，还夸我画得好。吃饭时他将桌上的调色板、颜料、纸笔一股脑儿挪到一边，妇人端上一碗香喷喷的蒸腊肉，一碗嫩黄的水蒸蛋，碗面上一小块猪油还没有化开，蔬菜正青黄不接，桌面上却摆着炒韭菜、辣椒酱、蒜苗儿、腌香菜，盘盘碟碟将一个饭桌都挤满了。妇人并不上桌，当家的还歉意地说：“就便饭了，上街没有搞到酒。”
你看，我都说了些啥，生活五光十色，有时也觉得挺无聊的。
大队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运动，成立革命大批评小分队，先让我整理出几个批斗对象的材料，然后由民兵营长领着，我们几个押着他们去21个生产队巡回批斗。我们将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打，他就不倒”的语录牌插在田头，正在干活的社员们就歇工围拢来，那四个挂着牌子的坏人在我们的押解下被推到田头，然后一一宣读他们的罪行，念完一个，我领着大伙儿喊一阵口号，再念下一个。
一个姓张的地主分子将自家的阴沟里的污泥混杂在猪粪里，交到生产队里记工分，被人发现，在群众愤怒的“不许地主分子反攻倒算”口号声中，他被按下头，腰躬成90度。
另一个是姓汪的富农子弟，他精明能干，农闲时从山里拖柴火卖，倒也不错，但是一顶富农子弟的帽子压得他抬不起头来，连入团的资格都没有。去年冬天全公社会战孤峰河水利工地，他拖着板车参加了运输队。一天大早，人们发现所有的板车内胎都瘪了，眼看影响工程进展，大家一筹莫展，他自告奋勇去补胎，忙碌了两个多小时，他将20多架板车全部修理好了，他一身油污，大汗淋漓。公社书记非常高兴，表扬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水利会战立了功。不料，当天晚上，公社专政队来了几个人将他押走了。有人揭发，半夜出来小解，看见他在车棚里捣腾，那些车胎都是他用钉子扎破的，第二天又做好人去修，图个立功好表现。真相大白，顺理成章给他定了个“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我望着他那副自作自受的可怜样，觉得既令人同情，又愚昧无知可笑。
另一个是坏分子，姓章，这人是一个孤儿，还当过三年兵，因为小偷小摸，被部队开除回家。其恶习不改，平时游手好闲，依旧小偷小摸，连“窝边草”也不放过，成为当地一害，批斗他，无人不拍手称快。
第四个是姓万的下放居民，罪名是不安心生产，到处上访告状，仇恨贫下中农。
每批斗一场，照例由这个生产队管一顿饭，一般落在队长家。伙食不错，四碗四碟，有鱼有肉。在此时批斗人的与被批斗的同坐一桌，不分彼此，吃个痛快，尤其是那个惯偷狼吞虎咽，像过节一般。
只有那个姓张的地主趁我上茅房时，偷偷地向我诉苦，他说他是无罪的，将阴沟泥混在猪粪里的不是他，而是他婆子。这人有点文化，懂点中医，原先靠当游方郎中糊口，“文革”时不准他行医。我知道全大队的四类分子每月要训一回话，每年还要出一定的义务工，缴一定的粮食，上面没有这个政策，却是沿袭的乡规。
那个姓万的一直不服，也不肯低头，他向我诉苦：“我们都是下放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上访，大队长见我老婆漂亮，趁我上水利工地时，半夜敲门去调戏她，我上哪儿去评理？我们是外来户，全村人都是他本家，还不许我上访。”
我木然地听着他们的申诉，似乎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但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在耳边响起，情况是复杂的，我不能听他们的。
写得太拉杂，到此打住，我想有时间去看看你和品越——他是否还在研究他的数学和哲学？
五月柳絮纷飞，青弋江畔一定很美丽，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大施
1973年5月11日于沙滩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