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它在多个文学层面上，昭示着中国新文学的新开启。此前，文学的拨乱反正，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以及所谓改革文学简单的单质的文学运动，已告段落。文学的基本问题，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虽然结论还不够明确，但其论争亦已基本冷寂。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取代单质单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地位，渐次成为文学创作共识，亦已成为事实。文学的多元态势不但在创作实践中，有着不俗的成绩，在理论呼唤与建设上，也呈现了一种上扬的态势。各种形态、各种方式、方法以及思潮特质明显的文学探索，也强劲地独自表现着自身。意识流小说、心态小说、荒诞与狂欢等与心理学社会学联姻的小说模式或技法，也渐次露出水面。诸种离经叛道的文学探索，也已不再探头探脑，而以登堂入室的姿态，呼着口号走上台面……
《小鲍庄》、《你别无选择》以及继后的《无主题变奏》、《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花非花》、《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等，这些作品都发表于1985年。它们各自在不同的探索中，呈现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端。而在此前，王蒙的一系列意识流小说和李陀等作家的现代主义文学论说也渐成气候。而舒婷、食指、北岛、江河、杨炼等诗人的现代诗已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对之的论争与贬抑亦渐近尾声。而甚嚣尘上的“歌德、缺德”等极“左”的文坛杂音，也已销声匿迹。它们共同构筑着一个多元多向度的文学世界。
单纯用“主义”和“方法”，已经无法准确概括文学的走向与走势，也无力边界文学的明晰领地。
1985年，大面积的文学探索及其成果，使1985年的文学形势充满着强势的文学革命色彩。而今回眸，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楚。
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不单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出世，以今天的观点看，而其出世，潜伏着藏匿着一种预言与预期，这是当时的文坛无法预知的一种期待。莫言也以此为起点，经过27年的实践历练，坚持修正态度，获得了让世界文学欣赏与肯定的文学结晶。
当时，评论界就已经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仅止于直观的批判是肤浅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仅止于控诉与呐喊，最多亦只是对之作延长性的历史反问。
“文化大革命”在物质层面的残酷性及在形而下层面的惨烈后果，最终是可以也能够被时间所弥补的，正如战争的有形后果，很快将被修复，而其精神后遗症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治愈，有可能成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痼疾而沉积到文化底层，成为文化潜伏在人类灵魂里面阴魂不散。“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危害，至今也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明识。《透明的红萝卜》，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叙事上，是有着某种建设的价值与意义的。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担当的作家，首先关注的便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而其命运的关注表达，更是针对农民的精神状态，农民的精神生活，鲁迅的小说，借知识分子形象及知识分子之口，对农民的精神命运，作了深度的剖析。我们很少看到鲁迅小说中农村农民直接的残酷奴役，而其精神奴役正是鲁迅小说至关至切的问题。闰土的麻木、祥林嫂的苦况、鲁四老爷迂腐中的残忍，等等，都是精神性的，而小说中形而下的生活细节，倒还不失民间生态的和暖温馨。
在莫言的小说中，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生活，这种生活的物质形态及其精神心态，在中国农村历史，农民命运链条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特定岁月的特殊性，是前无古人，无史可鉴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以极端畸形的方式与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黑孩眼中，“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农民是一些被消失了灵魂的生物，他们在正在被消失的瞬间，作着最终的抗争。莫言真切地写出了这种无所皈依的心理和行为的日常细节，却又模糊写意地勾勒其精神轮廓。这里的模糊是指生活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农民处于那样的政治情态下，对自身命运的无所依傍，对历史的模糊认识以及对前途的无从明晰。人处于荒凉的心灵狂野，冲洗自我和个体的冲洗，使那时的人们既生存于坚硬的真实之中，而又时时心有恐怖与疑虑，处于一种茫然与恍惚的焦灼，无从知晓自己的命运去路。即便是小说里唯一予人温暖的姑娘菊子，留给黑孩的最后印象：“他朦胧地看到菊子姑娘的右眼里插着一块白色的石片，好像眼里长出了一朵银耳。”在模糊的簇拥中不知所终。小说没有告知所有人的结局，其终场式，仅仅是黑孩无限迷惘的眼睛，清澈如水的眼睛、水光潋滟的眼睛，两行泪水的眼睛。他没有为世界留下片言只语，独自钻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扑簌簌黄麻叶儿抖，明晃晃秋天阳光照。”
《透明的红萝卜》充满着密集的现代主义元素，构成了现代主义的话语系列。这于1985年的中国作家而言，不是一种共识也并不普遍。莫言可说是一个异数。这种异质性的文学尝试与此后的不懈坚持，是莫言的文学创作有可能经世并成为经典的原因与理由。当现实主义文学主流依然强势之时，莫言小说的现代性已然表现积极同时充满着文学的自觉。
小说在叙述上其实已经构成了一种复调。也即对话。对话的成功表达，直接使叙述转化并实现为叙事，也即话语。
《透明的红萝卜》主人公黑孩虽然在小说中不著一语，但在作者渐次展开的叙述中，黑孩所处的世界，和黑孩眼中，感觉中的世界也被更强烈地推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现实混沌的物质世界，虚幻灵异的心灵世界及其映像，在叙述中不断交叉、重叠，堆垒成一种在叠加中不断生长的叙事。现实与象征，写实与想象，在各自滋长中，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动，两种不同的色彩与气象，绞合这相反相悖的力量，它们是如此的不同，却又在极端的殊异中紧密地绞合在一起。力的抗拒所产生的不是相互排斥，而是更紧致更畸形地绞扭在一起，形成小说绝奇绝美的形式结构，一个由真切的现实细部，和虚幻的诡谲的心灵异相，扭动着的结合体。
萝卜地、地瓜地、黄麻地、铁匠铺、桥洞、河水、石匠、铁匠、孩子、姑娘等等，他们在权力之下扭曲生存的种种动作与言语。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政治重压下，在穷困的环境里的简单的追求，包括青年男女之间那种躲躲闪闪的抚摸抚慰。他们对现状的态度基本上是顺从的。作者意欲强调的也是一种农村生活的压抑感与奴役感。而黑孩就全然不同。在他的世界里，他是主动发问的。他的兴趣在于他对世界及对自己的一种特殊看法，也即在于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这是主人公感受世界的极其重要的根本性特征。
他与世界交流或说观察世界的方式与常人不同。他倾听声音，他看那些薄雾；他知道菜园和地瓜的归属，他想着那些紫色的叶片，在一瞬间变成井中水，黄麻也变成了水；麻雀变成了绿色的翠鸟；他的脸碰破了路，而本来应该是路碰破了脸；水很硬，顶得他趔趔趄趄；蚂蚱扇动翅羽的声音像火车过铁桥，火车在他梦中，是一个独眼的怪物；他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嘣咯嘣”地响，他正和一棵沙地上的蒺藜作战；他眼睛一遍遍地抚摸红炉，阳光捂住了他的眼……
在现实世界中，黑孩被驱赶被压迫被奴役。在心灵世界，黑孩是主动的，他主动主观地由所欲为，他听到色彩，他看到声音，他变形了常态，他放长了细节。他的目光和他的生命状态一样，是自由的、飞翔着的。他尽情地无拘约地感知、感觉、感悟着世界的同时，世界在他心目中无限度地扩大扩充扩展着。世界向他开放着一切他所期待的，而他对世界的一切举动包括目光，又都是进行着却永远未完成的。他对世界充满着怜恤的欲望。小说以黑孩对世界的内在对话，以及他与现实世界的对峙，来完成对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客观评述，而这种客观评述又依赖于一个孩子对它的主观感受。所有人物的命运，无一不归于黑孩的目光逡巡与审度之中。“对话的结构原则到处同是一个。到处都是公开对话的对语与主人公内在对语的交错、呼应或交锋。到处都是一定数量的观点、思想和语言，合起来由几个不相融合的声音说出，而在每个声音里听起来都有不同。作者要表现的，恰恰是一个主题如何通过许多不同声音来展示（巴赫金《对话与访谈》）。”
这些不同声音，也许来自作者，也许来自小说其他人物，也许来自黑孩，也许来自上述全部综合而归置出来的和声。
当大部分作家依然沉浸于现实主义创作氛围和技法，最多亦在五四小说的独白型创作方式中徜徉着，1985年，莫言于一种自觉寻觅中，实践了对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最初构想。在他的小说观念中，价值取向的现代性思考，使他在注重画面的写意性传统的同时，悟觉了现代主义观念的中国式想象。他在1985年的访谈中说：“构思时挺省劲的，写作时没什么顾忌。……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阳光灿烂，照着萝卜地里一个弯腰劳动的老头，又来了一个手持渔叉的姑娘，她叉出一个红萝卜，举起来，迎着阳光走去……那种神秘的情调，使我感到很振奋。其他的人物、情节，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写作的非功利性，写实的非现实性，写意的象征性，以及生活本身的模糊性和不明确性等等，都使他的文学观念转移更迫近现代性的文学要求。
他在淡化时代的政治背景同时，予小说的背景于泛时间的性质，使小说主题更其广延：“秋天的一个早晨”，没有写明是哪年秋天，诚如鲁迅的《祝福》开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莫言在小说背景时间的处置上，无形中把小说中发生于“文化大革命”的叙述边界拆除了，从而广延了主题的价值指向：指向了所有的人类时间，成为人类的普遍行为和精神追索。
郭小东
2012.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