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人靠拆迁发财，我的表侄陈尚龙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七十万元现金，有人说他拿了六套房子六十万元现金，有人说是五套房子一百二十万元现金，还有人说六套房子和一百万元现金，更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和两百万元现金……这些数字伴随着斩钉截铁、神秘做作、羡慕不已等夸张的神态。看得出，关于房子的争议不大，不是五套就是六套，有争议的是现金。
于是人们进一步说，他确实是拿了六套房子，但迅速卖了一套换成现金；又有人说，拿了六套房子卖了两套，剩四套；也有人说，拿了七套卖了三套；更有人说，拿了八套卖了三套……这又导致了一连串让人头昏脑涨的数字组合，以及长时间煞有介事的议论。比探究事实真相更为艰难的，是弄清楚所有的说法及其来龙去脉，这工作量不亚于一次考古发掘。
陈尚龙本人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每次喝酒之后吐露出来的数字都不一致。他本人加入关于自己拿了多少房子多少钱的讨论，让这件事变得更为复杂。这就是他的性格：有时候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个人物，有时又觉得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更好。但张扬和吹嘘的时候更多，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时间。
有人愤怒地说：“陈尚龙拿了多少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是那么愤怒，似乎承认对弄清楚此事无能为力。旁边人说：“是呀是呀，找拆迁的负责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们说来说去的，好像能说清楚似的。”问题是，负责拆迁的人绝对不会透露各家的准确数字，犹如不会透露自己家的准确数字一样。
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陈尚龙只剩下两套房子，就在那里，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钱一分不剩，而且债台高筑，大约两百万。当然，有人说他欠债一百万左右，有人说欠三四百万，更有人说他其实不欠钱，只不过是深陷三角债之中。和当年他拿了几套房子、多少钱一样，关于他如今欠了多少钱大家也连蒙带猜，说法繁多。对于普遍月收入两三千的众人来说，无论陈尚龙分到了一百万，还是欠债两百万，数字本身都是一股强刺激，必须对此敞开心扉，放松肌肉，像躺下来享受推拿一样享受这股刺激。
陈尚龙已经完蛋了，但是因为欠钱太多，反而像个英雄。
陈尚龙是我的表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他比我大十二岁，在我刚懂事的时候，他二十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喊“叔叔”，听上去有点儿变味，语义动摇。
陈尚龙比我父亲小十二岁，但是得喊他爷爷。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又无情地想到了表侄陈尚龙，他四十二岁了，有了一个小他四十一岁的表妹。先人们大概极端艰苦，以至于生育安排得如此步调不一，同一辈人之间年龄差距可以这么大。当然，如果时间足够久又没有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话，我们也会成为先人。
有一个大我十二岁的侄子，这件事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安全感和自豪感。我十三岁升入初中那年，正是小混混们如日中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在放学后都会遭到着装艳丽怪异的小混混的堵截，有的被翻书包，有的被毒打一顿，挨上一二十个嘴巴才能走。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升入初中的第一天放学时，陈尚龙就带着他能喊到的所有兄弟哥们儿在门口等我，好像我是教育局领导。他这是在向全镇的小混混们打招呼，不要碰这个小孩儿。可惜陈尚龙当时在镇上混得不算多好，我受他照顾，最高也只能享受不被打、不受骚扰的待遇，如果我想在街头干一番事业，指望不上他。
后来我们疏远了，我去了县城读高中，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很多年，我都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表侄，他大概也不会在乎有我这么一个表叔。但他是一个善于梳理和联络各种关系的人，大学毕业后，我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每次回家都会被喊去喝酒，而且总是让我坐在主位上。那是堂屋中央八仙桌上面南背北的两个位置，背后是一个堆满杂物的长条香几和一副巨大的中堂对联。我有时坐在左边，有时坐在右边，反正我不讲究这些，陈尚龙也不讲究，让我坐这个位子，只是体现他对我这个表叔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的双重尊敬。
来的次数多了，我有些厌恶，陈尚龙太喜欢交朋友了，完全是一副交际花的状态，恨不得每天都在家里大摆宴席，酒桌上总是端坐着四乡八里的狐朋狗友。有的人大大咧咧，有的人受宠若惊，有的人阴森可怖，有的人神情恍惚，有的人谄媚猥琐，有的人不可一世，有的人深不可测，有的人沾亲带故，有的人来去无踪……每次去他家吃饭，桌上都会有我不认识的人，哪怕是大年初三、初四这种不宜乱跑的日子。吃饭自然是陈尚龙请客，长此以往，花费很大，虽然客人们打牌之后赢的人会留下一点儿钱，但和花出去的完全不对等。陈尚龙的父母对此意见很大，很多次在后面的厨房怒气冲冲，见到我，收敛一点儿，但抱怨不停。陈尚龙也做过父母的工作，大概的说辞是，请这些人到家里吃吃喝喝，确实要花钱，但是他们都有路子啊，靠他们能挣钱。说着说着，他的父母也无奈地接受了这种状态，有时候也天真地跟别人炫耀说：“我家陈尚龙，什么路子都有，到处都认识人。”这句话在陈尚龙欠了一大堆债之后，被翻出来当作笑柄。他所谓的一些老朋友、老关系，大多数实在不怎么样，尤其是那些吃着公家饭手握小权力的，只会做两件事——吃吃喝喝，哼哼哈哈。
当我决定跟陈尚龙少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起来。那是2010年春节后不久，陈尚龙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饭，我对此有些抵触，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跟陈尚龙一点点疏远。这几年是他最得意的几年，手上有很多钱，家里有很多人，每天醉醺醺的，对未来赚大钱充满了信心。为了让自己像一个大老板，他开始讲究，变得很迷信，关注风水运气，凡事都要图吉利。喝酒要喝六杯，六六大顺，甚至喝八杯，最少也得四杯。普通一顿饭，开席时间要定在六点十八分。要在卧室床头挂一幅水准拙劣的山水画，说是代表有靠山。这些都让我有点儿受不了，已经毕业的我有了自己的事情，也开始有了点儿头脑，觉得跟他完全不是一路人，而且，我担心自己兴致所至的胡言乱语会惹他不高兴。但他邀请得非常坚决，甚至说要开车来城里接我回去，那我还是自觉一点儿吧！等到了，我愕然发现我的顶头上司曾毅也出现在饭桌上，还拖家带口。不需要我委婉打听，陈尚龙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全都说了。曾毅当年作为知青下放时，跟陈尚龙的父母关系很好，互相帮助，主要是陈尚龙父母帮曾毅。当时曾毅十五六岁，是个半大小伙子，陈尚龙七八岁，成天跟在他后面玩，无论是摸鱼捉虾还是唐诗宋词，曾毅都让陈尚龙大开眼界。父母见陈尚龙喜欢曾毅，对曾毅更是好上加好，几乎当成大儿子一样对待。1979年曾毅回城，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娶妻生子，一直不愿意再跟陈尚龙一家联系。直到最近，曾毅觉得，大家都老了，人生除了回忆就再无希望时，才跟陈尚龙父母取得联系。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立刻受到了陈尚龙的盛情邀请，不仅盛情，几乎疯狂。
我们几个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往事。当然，我没有往事，我1980年才出生，那个时候，陈尚龙已经十二岁，背着书包去上学了，而曾毅年近二十，在城里茫然四顾。一直到1999年，曾毅才结婚，半年不到孩子出生，似乎在抢时间，即便如此也太晚了。如今，他五十岁了，儿子才十岁。由于过于溺爱，曾毅的儿子像个大姑娘，细皮嫩肉，细声细语，举手投足也绵软无力，我感觉把他放到室外半天就会枯死掉。
但这一切都是话题。曾毅主动感慨，我是被耽误了，四十岁才有曾鹏，我没几年就退休了，那个时候他大学都没毕业。他的话充满了对权力的不舍，显然是打算趁自己还有公职的时候解决儿子的工作之类的问题。我说，曾鹏应该喊陈尚龙哥哥吧，这样就喊我叔叔，我和曾主任就平辈了。
这句话让他们大笑起来，声音大得毫无必要。然后我们开始梳理各人之间的关系。按理说，曾毅一直喊陈尚龙父母哥哥嫂子，那么陈尚龙是曾毅的晚辈，得喊叔叔，我就成了曾毅的同辈人，他大我二十岁，还是我领导，能平辈相称我很满足。但是从进门开始，曾毅就让曾鹏喊陈尚龙叔叔，这在年龄上是完全合适的，可这样一来，曾鹏得喊我爷爷，曾毅反而得喊我叔叔了。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跟曾毅同辈，很多公事应酬时曾毅也可以有意无意说“我们兄弟”“这位小兄弟”之类的话，让他降一辈也确实太过分了。
论来论去，大家的结论是各喊各的，互不干扰。曾毅称呼陈尚龙父母哥哥嫂子，陈尚龙则称呼曾毅为大哥。曾鹏喊陈尚龙父母爷爷奶奶，喊陈尚龙叔叔，也喊我叔叔。曾毅则按照单位里的习惯，喊我小牛，我喊曾毅曾主任，以彰显他作为领导而不是亲戚的第一属性。我们对人生、岁月、年龄、亲情和中国特有的称谓感慨了一个晚上。
那顿饭后，我再也做不到对陈尚龙敬而远之了。他常常到南京，邀请我和曾毅一起吃饭，这是难以拒绝的。而我和曾毅也屡次结伴到陈尚龙那里做客。平时，曾毅对我态度大为好转，很多场合都带我参加，一副提携下属的架势。好几次，我需要他出面撑场，他也慨然答应。但我和曾毅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利益往来，我对继续待在机关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忙了几年都为了寻找一个可供今后维生的小生意。曾毅也不是真的提携我，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全部的希望是退休之前再上一个台阶，哪怕去一个没有实权的单位。
我们各怀心思，陈尚龙每次出现，或者邀请，都是一次摆脱机关氛围的机会。我们居然成了一个貌似稳固的饭局圈子，当然，交际广泛的陈尚龙，常常带着我们不认识的人一起吃饭，不过这些人一顿饭之后再也不会见面。
但很快我不再想理会陈尚龙了，他钻在生意里出不来，酒桌上，但凡有人提到一件事，他立刻会问，这个事我们能不能做做，我感觉能赚大钱，随即就开始畅想怎么操作，一二三四五，逻辑混乱地梳理归纳起来，完全是临时反应。在自己话音未落时，别人若说起其他的事情，他马上又开始新一轮的谋划和畅想。一顿饭会涉及多笔生意，从石油钢铁到土地买卖到修桥铺路到医疗器械。我觉得他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于是，就算陈尚龙用曾毅作为理由喊我去吃饭，我也不答应。曾毅似乎也对陈尚龙失去了兴趣，除了第二年春节带着全家去乡下大肆燃放烟花爆竹之外，再也没有带家人到乡下去。从谈话中我感觉到，他对陈尚龙也有些回避，似乎那次受邀前去只是插曲，更似乎插队的那两三年都是插曲。当然，我觉得他和我这样的人，整个人生也只是一段插曲。我没有问过曾毅疏远陈尚龙的缘由，对此我毫无兴趣。曾毅也没有问过我什么。以他的丰富阅历，应该可以看出我对陈尚龙没有多大的兴趣。
终于，曾毅从办公室调去了文化局，解决了级别问题但远离了权力中心，在一次次虚张声势的会议的核心地带或者边缘区域坐着，坐等退休。他非常满足这个状态，开始练起书法。我跟他见面也少了，有一次偶然在一个饭局上遇到，我们以成年人的方式，虚伪地感慨起人生多变。我说：“曾局长，我们共事了七八年，部门太大了，我也没有机会跟你走得太近，后来陈尚龙出现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共同认识的老熟人，想不到你又高升了。”曾毅说：“没办法呀，组织这样安排，我再不喜欢也要去呀。不过我走了，你们几个骨干都有机会了，你们要好好请我吃饭，哈哈哈。”
我们都没有谈陈尚龙，都不想，也没有谈更多各自的打算。我突然间觉得，和互相之间毫无用处的人打哈哈，说天气，这种流行在祖国大地上常见的方式，不是虚伪，而是真实，是凶狠和残忍。
就这样，我和陈尚龙接触少了，几乎没有接触，和曾毅接触少了，也几乎没有接触。至于他们之间如何，我不清楚，想必也少了。
我从父母以及其他很多人那里都听到关于陈尚龙的消息。他最有钱的时候我是知道的，随后，我就听说他如何一点点糟蹋完所有的钱，进而背负了巨额外债。在父母和乡亲们看来，陈尚龙的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平时花销太大，这一点从他的穿着打扮可以得到证实，在乡下黑压压的棉衣布料群中，他总是穿着白衬衫，冬天则是闪亮的皮衣，除了穿，还有没完没了的请客，人家回请，也总是变成他继续请。二是他借钱太随意，很多人把他吹捧上天之后，三言两语就能借走三五万，或者更多。这些钱大概是要不回来了，借钱最多的那几个人，连人带钱都已经不见了。三是他的生意全部以失败告终，或者正在无可挽回地失败。
我对此不再关心。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生贫穷，有人稳扎稳打，有人一年不如一年，如果这些都是对的，那么像陈尚龙这样“一泻千里”，也属正常。何况这都是他得意忘形导致的。我只是打电话跟父亲说：“如果陈尚龙找你借钱，千万不要借，除非你不打算要了。”父亲说：“废话，怎么会不打算要钱了，我不会借给他的。”我说：“不一定啊，哪天你觉得自己有点儿钱不愁用了，说不定就给他一两千块救急，这也是完全可以的，或者他们家有什么过生日之类的大事，你份子钱多出一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