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甘地来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里的旅程，视察了许多难民区。当天的祈祷会中，他发表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讲，追述了他初到新德里的印象。他感到这里就像一座死城，没有欢笑，没有希望，只有恐怖、混乱与仇恨。他感到不理解，在独立自由的印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会出现难民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负责，人民也应该负起责任”。
自从来到新德里后，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打动那些因为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这要做的收效甚为微小。一次，在一座难民营的出口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了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在祈祷会上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诵读时，人群中有人大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打死甘地！”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
尽管如此，甘地并没有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同时，他还得应付外界的各种问题与来访者，并替《哈里真报》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数千封来自世界各国和国内的电报跟信件向他表示了祝贺。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官邸，向他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尼赫鲁总理及其他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亲临甘地卧室向他表示祝贺。
然而甘地的状况令来访者无比震惊，他一反惯常的生动表情与狡黠神色，一脸的忧郁与沉闷。他决定以祈祷、斋戒与手摇纺车来过生日。在这天的晚祷上，他语气低沉：“你们要祈祷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上苍，我不想在烈日纷争的印度过生日。”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动乱。在市政当局临时搭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便倾城而出，拥戴他们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的创伤，他终生宣扬的“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没能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甘地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政府借助于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传统精神。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星期二，上午11点55分，莫汉达斯·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斗争。这年冬天寒冷，像往日一样，甘地这天清晨3点30分起床，然后进行晨祷，他喃喃的朗诵：“通往神灵之路为勇士们开辟，而绝不是为懦夫们铺设。”
10点30分，甘地最后一次进餐，他吃了两张烤饼、一个苹果、一杯山羊奶和大半个袖子。用餐之后，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11点55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正式开始绝食。
甘地突然绝食和停止绝食的条件，使广大同胞们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是反感。因为此时，在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巴两国军队在进行一场带有明显宗教情绪的残酷战斗，而印度全国的印度教徒则大喊着“杀尽穆斯林，为死去的同胞报仇”的口号。现在，甘地居然要他们忘掉儿子被杀、妻子被强奸的事实！
而且，当时新德里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去，他们极不情愿。
而甘地还要求偿还分治方案规定的五亿五千万卢比给巴基斯坦。也令大多数的公众和印度政府的官员愤恨不平，难以接受。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后，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
不过对于民众和政府官员的不满，甘地并没有屈服，他说：“如果我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我就绝食而死。”同时，他向人们解释了这次绝食的目的，是为了“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之间的纷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必须下定决心，要兄弟般地在这个国家和睦相处”。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因为绝食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月14日星期三，甘地像平日一样，于3点30分起床，然后吟诵《薄伽梵歌》。数分钟后，甘地用树枝刷完牙，吃下了摩奴送来的这一天的第一顿“饭”：一杯掺有苏打水的温水。然而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他的体重只剩下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他的体重已经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久，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将导致死亡。
傍晚时分，比尔拉寓所外出现了黑压压的游行队伍。他们不是出自佩服甘地来请求他停止绝食的，相反，大多数的人都带着对甘地强烈的不满。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一件带有偏见色彩的阴谋诡计，旨在为穆斯林的事业效劳。他们站在比尔拉寓所的外面，高声喊道：“让甘地去死吧！”
1月15日星期四，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终于出现。医生在化验甘地的小便时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这证明导致甘地死亡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危险的信号令医生感到十分不安，她不厌其烦地向甘地解释说，他的健康从此会每况愈下。希望他能停止绝食。但是，甘地对此却是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他绝食的第三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与此同时，一封来自巴基斯坦的电报告诉甘地说：“这里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如何才能拯救圣雄的生命。”
这天下午，甘地取得了绝食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当天的晚祷会，数百名信徒们聚集在比尔拉寓所的草坪上，期待“印度灵魂”奇迹般地出现，为他们举行晚祷会，但他们大失所望。此时的甘地因为极为虚弱，已经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自己的身体来，只能躺在床上，通过麦克风向他们讲了几句话。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道：“你们要关心国家，要想到它需要亲善。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凡是来到尘世的人，某一天终究会死去的。死亡是我们所有人的朋友，我们应当终生感激它，因为它可以使人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星期五，清晨，有关甘地健康的第一号公报发布，公告告诉印度人民，甘地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的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一股强大的浪潮终于越过了比尔拉寓所的围墙，过去它始终把印度广大人民群众和伟大灵魂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一个拥有3亿人口的国家，如今突然以整个身心在倾听一位身体衰竭的老人自觉地进行战斗的音讯。从甘地居住的寓所的围墙内，印度电台每隔一小时播发一次关于他的生命垂危的消息。在印度半岛各城市，人们纷纷涌向广场，手里高举标语牌，不断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和各政党的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这一天，全国邮电部门的职员寄来了数百万封信件，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必须拯救甘地的生命，我们要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数十万人举行了集会，祈求神灵把甘地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一时间，教派之间的敌对情绪消失了。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绝食，但甘地却依然无动于衷。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止绝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1月17日星期六，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人沉浸在一片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新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
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