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
一到冬天，我便会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不，与其说是感想，毋宁说是一种感觉。
当然，这种感觉，并不是平常所说的视觉触觉之类。也不是艺术家所喜欢说的什么第六感，第七感。
它没有那样直接——并且，也没有那样零碎。
也许可以说是综合的感觉——感官的合奏曲罢。
无论是在都会或者是在乡村，无论是在重楼巨厦的繁华大道，或在矮屋低檐的贫民区域，一到冬天，我便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一到冬天，我只感觉到没落，衰颓，和说不出的凄凉。一到冬天，我便感觉到一种末日的到来。
这种感觉像鬼气一般侵进了我的肌肤！
但是，我应该忠实地附加着说明，这种感觉，是回到中国以后我才更迫切地感觉到。
三四年前，我还在外国放浪着。而且，这一国家的环境，对我们是特别冷酷难堪。那时候，到了冬天，我感觉到我浑身的汗窍都被寒风吹透！一片一片的雪花都吹进我的心底。我感觉到说不出的寒冷和寂寞。我迫切需要一种人间的温暖来温暖我这僵死了的躯壳和灵魂——朋友，恕我用了这样一个古董的名辞。
然而，奇怪得很，没落和衰颓却永没有袭击过我官感的！
经了长期的悬想，我才回到了所谓“祖国”的怀抱中。但是，我的感官反起了大大的变化。
祖国的怀抱中，并不是温暖可亲的。尤其是一到冬天，引起了我的说不出的萧条的感觉。
我曾去过四季常绿的南国，我曾去过风木萧索的北方，它们所给我感觉到的冬天，都一样地是不可当的冷落和萧条。
就是在上海罢。我也常在南京路、四川路等繁华大道上徘徊。满街上，固然不少轻裘盛妆的青年男女在熙熙攘攘地来往，然而，支配着的情调，依然是衰落和荒凉。
“像沙漠一样”，俄国的盲诗人曾经这样形容过中国。沙漠的严冬，你想，血气旺盛的人们怎样能够忍受？
所以，一到冬天，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中国所给我的，只是肃杀冷酷的寒气。
当然，这也不止冬天。中国的自然和社会，始终总带一种冷酷肃杀的情调。
中国所给我的印象——除过潜伏着正在生长的半面以外——都是隆冬的气象。
古人说“冬眠”，中国是仍在伟大的睡眠里吗？
不是！绝对地不是！
现在的中国——数千年米演进到如今的旧的中国，和在娘胎中就被宣告夭折了的所谓“新的中国”——都加速度地奔向崩溃没落的道路去。中国的一切——除过掩在浮云里面的一线光明之外——都现出丑陋和不快的死的面容。
假使对于一线光明的未来没有憧憬的心情，谁还能不堕落在世纪末的悲哀的泥沼里？
在平常，春天，夏天乃至秋天，这种感觉比较还不甚强。大约，主观的生命力还可以抵抗这种冷酷的刺激，而客观的自然也还有相当的蔽掩。可是，到了冬天，自然也赤裸裸地露出了本来的面目，直接地刺激着我们微弱的生命力。
衰颓没落的感觉，便这样地，像鬼气一般，刺进了我们的肌肤，刺伤了我们微弱的生命！
啊！冬！哀颓的冬！没落的冬！
一到冬天，便使我们感觉着没落和崩溃的凄惨。
但是，以前人，也和我们抱着同样的感觉吗？
不！决不！
他们的宇宙，他们的社会，他们的生活；都和我们两样。因之他们的感觉也和我们决不相同。
试一展读古人所做的诗，试一展阅古人所绘的画，我们立刻可以发现和我们完全相反的感觉。
他们歌咏着温暖和休息，他们描画出团圆的乐趣。冬天，为他们，比之秋夏，是更可亲，更快乐的季节。
他们可以休息，他们可以团，他们可以做着白日的好梦，他们准备着饮屠苏酒。
现在的我们却不然了。我们只觉得那冷酷的肃杀的冬天，但是春天也许就在后面跟着来的！
【人物介绍】
郑伯奇（1895—1979），陕西西安人，电影剧作家、文艺理论家。
1910年参加同盟会，次年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留学，1920年在《少年中国》发表第一首诗作《别后》。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在日组成“创造社”，参与创办《创造月刊》《洪水》《思想》等进步刊物。1926年大学毕业，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并任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到上海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1929年任上海艺术剧社社长，先后编辑《创造月刊》《北斗》《文艺生活》《新小说》等期刊，发表话剧、短篇小说、电影剧本和影评。1930年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与鲁迅、茅盾、冯雪峰、柔石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当选为左联常委。1932年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主编《世界画报》、《电影画报》等刊物。与阿英、夏衍等人合作编写电影剧本《盐潮》、《时代的儿女》、《泰山鸿毛》、《华山艳史》、《女儿经》、《到西北去》等，并翻译苏联《电影脚本论》、《电影结构论》等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郑伯奇在西安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合编《救亡》周刊。1938年写了四幕话剧《哈尔滨的黑暗》。隔年到重庆，任职于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43年冬回西安，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文科主任、教授。1945年任西北大学教授并兼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主要小说作品有：《轨道》、《墙头小说集》、《打火机》、《参差集》等。
细品精读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冬》写于1934年，当时日本已占领我国东北，正伺时挑起全面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忙于“剿共”，不关心民生疾苦。面对如此国运，作者的内心像寒冬一样肃杀。压抑已久的作者，按捺不住心中的忧愤，拿起笔来直抒自己的心境。在文中，作者特别强调：冬天给人的没落、衰颓、凄凉的感觉，是作者“回到中国以后我才更迫切地感觉到”。而且“祖国的怀抱中，并不是温暖可亲的”。这样，在作者心目中，冬天的肃杀已与国家的残破重叠在一起，令其心痛、悲伤。难能可贵的是，在抒发了这种悲痛的心境后，作者并没有引导读者走向绝望的悲情中，而是笔峰一转，借古人在冬天里的快乐生活，表达了对祖国摆脱苦难的期望和信心，一句“但是春天也许就在（冬天）后面跟着来的”的结语，昭示了作者坚信祖国定会摆脱内忧外患的侵扰，走向强盛的赤诚拳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