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工作五年的建新前往百事可乐上海分公司应聘，属于第一批打破铁饭碗的国企工人。一年后下海经商，创立了上海第一个食品交易市场，一度发展为三家连锁，年销售额超过20亿。1997年，在食品市场被超市取代的关口，建新转而投资电脑交易市场，最终发展为上海最大的电脑广场。“我这个人总有种使命感，愿意尝试新的领域，同时警惕挑战。每当顺利时我就如履薄冰；一遇到困难，我又越挫越勇。”建新总结自己的商业风格，很难分清是这种风格造就了他的“成功”，还是中国的商业气候造就了这种风格。
2000年，东上海电脑城因为“晚付一天房租”，被场地租赁方、一家大型国企要求停业解除租赁合同。双方打了两年官司。“这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官司，起因并非经营，仅仅因为租赁方不能接受电脑城的繁荣，他们觉得不平衡，”建新说，“我感到委屈、心力交瘁。”最终官司二审判决建新一方胜诉，他也决意移民。“我毕竟是个商人，我愿意承担风险，但是不愿意冒险。国内的商业环境对民营企业来说，缺乏平等、公平的环境。”
儿子十八岁那年，分别在父亲节和母亲节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到加拿大也四年了，这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印象太深，从到达蒙特利尔第一天的糟糕印象到如今对它的深深了解与欣赏，这些仿佛都历历在目……”抵达第一天，大雪封城，汽车把雪压出黑糊糊的胎印，路边清扫过的雪堆比人都高，蒙特利尔用它最典型的冬日景象迎接着这一家四口。他们住进只有一张床的“移民之家”，儿子吵着饿，干脆哭了起来，建新走到外面超市打算买些吃的，天气太冷了，冷到根本没有办法把东西拎回来，他空手而归。这也许是一家人在蒙特利尔最艰难的时刻。
Julia说，“移民太太”团里有许多整天无所事事靠购物打发时间的，还有一些就是躲避老公的外遇。而她与她们不一样，她格外丰富和忙碌，朋友们称她为“蒙特利尔杰出华人女性”。中午1点，这位杰出女性要去与市政管理部的人见面。两个月前，她买下一栋有十四套公寓三家底商的物业，赚点生活费。可那栋物业正对着一家牛奶厂，几个白色的大罐子发出隆隆响声，日夜不停地脱敏。Julia写信到市政管理部投诉。这天来了一老一少两个测噪音的，拿着棉花糖似的测音器在公寓里探来探去，Julia跟在他们身后，用法语大声解释，过了一会儿，又改用英语。测量结果是噪音远远超标，承诺一个月内会在牛奶厂前修建一道隔音带。
车子驶过维多利亚大桥，桥下圣劳伦河斯翻着蛇纹似的波浪。大河将蒙特利尔划分为“岛上”和“南岸”，一条狭长的绿荫道嵌在河中央，填河造出来的，以划分航道和水流湍急的区域。绿荫道的两端连接着蒙特利尔最辉煌时期的标志——北美最雄壮的圆顶天主教堂圣约瑟教堂与贝聿铭设计的Palce Ville——Marrie大厦相呼应；好莱坞式的银行总部大楼脚下铺设着法国风味的碎石街道；还有奥林匹克运动馆和世博馆……从远处看，白色穹顶的法国馆好像水中鼓起的一个气泡，现在那里是一座赌场。
1608年，法国人发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Québec，“河流变窄的地方”，蒙特利尔这座魁北克最大的城市，正好在最窄的狭湾处。如果像鸟一样在碎云积累的天空飞行，会感到这是一条细小的河流；但是贴近水面，河水急速奔涌而万物渺小，圣劳伦斯河见证过许多动荡与繁荣，又将它们涤除——
1642年，法国人想在这里建造一个“法兰西第二帝国”，1757年被“法国印第安战争”打断，英国人和美国人相继入驻。蒙特利尔成为法语与英语通用的区域。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地成立，蒙特利尔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主要海港、铁路中枢、银行中心和工业生产重镇。
1960年代是蒙特利尔最繁盛的时期，举办过1967年的世博会与1976年的奥运会，经济发展速度位于加拿大首位。1990年代，因为经济萧条与魁北克独立运动，蒙特利尔沉寂下来，经济发展速度被多伦多超越。
蒙特利尔已经走过它的青春期，那种动荡不安、富有冒险精神又会给勇敢的幸运儿以惊喜的时期，现在这里洋溢着长长的、懒洋洋的安逸，像个中年人似的。它的前生一目了然，它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数——这里不再是冒险者与流浪儿的天堂，它更适合那些信仰“美好生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则、标准和分寸，未来也可以预计，再也不需要经受突然的痛苦，当然，也不会有极致的欢乐。
有位老移民说，蒙特利尔有时候真像“北大荒”，要做的，就是等。等着，肥沃的土地就长出了蔬菜与水果，不要施肥，施肥就过了；等着，圣劳伦斯河孕育出巨大的鲟鱼和吸口鱼（Suckers）；等着，洛基山将寒流截住，漫长的雪季到来，人们不干别的，整天打冰球。
蒙特利尔城区已经足够提供一座大城市的消费和需要，但它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自然环境的程度。城市边缘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圣劳伦斯河上，有的面朝着洛基山，有的散落在平原上，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而在老城，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发展宛如一棵树的年轮一般分明，在古老的法式小楼前是一条环城大道，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贵重的核心，里面是老宫殿与小矮屋，诉说着以往的历史。不过，旧建筑并不抱怨新建筑，就像被敲下来的石头块不抱怨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里是舒畅的，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气氛轻松愉快，果然有一点像巴黎。
“在蒙特利尔，我学到的最大收获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我感到最满足的是自由。”Julia说。她仍记得第一次驾车去纽约，只要五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车子停靠在纽约港外，坐船入境，远远的，果真看得到自由女神像。对很多游客来说，自由女神像是老掉牙的东西，可对一个移民来说，“自由女神高举火炬向天”却是最奇妙的景象，大陆就在眼前，纽约的天际线诉说着自由的故事。“本来，我还不太能理解公平与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懂了。”
二
可以说，在Alice和Danny夫妇的带领下，蒙特利尔的房价节节升高。有人调侃说：“你们这哪是‘移民’，你们是‘殖民’！”这对夫妇大声笑了出来，他们并不反对这个说法，当然，也没有认可。
Alice与Danny夫妇是老移民，居住在蒙特利尔已有二十年，他们也是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与房地产公司创始人。1985年Danny到此地留学，毕业后移民，先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房产经纪，把蒙特利尔人的房子卖给台湾人，他们的方式是先劝台湾人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念中学（一旦获得资格，中学教育也是免费的），然后再劝他们移民、购房。Alice1991年到达蒙特利尔，去了一家移民律所。1995年夫妇俩整合资源，创立了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公司——博大集团。如今，在Alice夫妇看来，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当携带着大量资金、以投资型为主的新移民到来时，他们迎来了事业的开端——整合富裕新移民资源，带领他们在加拿大开发房地产项目。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蒙特利尔的房价略有下降，但比起往年来还是增长了30%。这与华人移民潮有多大关系？并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数据，但投资移民的增多一定拉动了蒙特利尔的房地产业。每家都要置地建房，买下一片房产，把它当作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对中国有产阶层来说，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一市场需求，也是手中有大量资金，意图在蒙特利尔开展新事业的“投资移民”的新商机。
“在中国拿块地，你会觉得这个钱赚得太不安全了。”Alice夫妇的一位合伙人说。2005年前后，投资移民数量猛增，这与当时国内政策动荡，案件频发都有关系。“做生意的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规避。在中国就是要跟政策、要跟政府打交道，不可避免去给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东西属于潜规则，看怎么定义：10万块钱能判死刑；10万块钱打点又不算什么，人家要不要都是一回事。”
1983年出生的敏允是老移民第二代，他这样理解华人对钱的不安感：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稳固的，它有两条路，一是科举，二是抄家。科举保证穷人有一条路往上走，抄家保证了把不服从的人彻彻底底清除。在西方国家没这些，贵族便永远是贵族，钱与土地世代相传。敏允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民族身份并不是第一位，而变成第二位、第三位了。个人选择更加重要。”
可对殷先生来说，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的那个下午，他心情非常糟。“毕竟当了四十多年中国人，怎么突然就变成加拿大人了？”
殷先生是Alice吸引来的意图在加拿大发展的另一位投资移民，现在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他干的还是老本行。移民前，殷先生1993年从国企辞职下海投入房地产行业，妻子在“市政设计院”任职，中国最早拿到建筑师资格的总工程师。他们也是在1993年左右赶上中国的市场需求扩大、经济飞速发展的一拨，与Julia、建新夫妇经历了相似的财富积累过程。
2004年移民蒙特利尔，殷先生先是做了两年“留守丈夫”，保留“居民身份”，没有入籍，大部分时间留在原籍打理生意。与Alice夫妇合伙后，殷先生才算以蒙特利尔为家。“加拿大的房地产业更加透明，规则明确，交易历史有据可查，不需要政府关系与暗箱操作，更省心。”同样，加拿大也没有中国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与暴富空间。
殷先生一家与建新、Julia夫妇毗邻而居。这对中年夫妇生活闲适，丈夫生意稳定，不像以往那么焦虑；妻子因为在移民时签订了“竞业协议”，不能再从事建筑行业，专事家务，有时候未免失落，可看看花园里绿树荫荫，街区静谧，这样不也挺好吗？
几天前，殷先生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填了张表格，加入了“魁北克独立党”，党派宗旨是支持魁北克省独立于加拿大。也没那么当真，只不过有个朋友拉人凑数。殷先生想起自己九十岁的母亲，当年也像这样，被人拉来凑数填了个表格，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于是在“文革”时受了不少苦。“我相信加拿大不会像对待我母亲那样对待我。”殷先生说。
Alice一家住在Brossard的“新富人区”，每幢房屋大约占地1000平方米，总价平均约100万加币一幢，户户跟城堡似的，有一户印度来的还在花园里建了维纳斯，被戏称为“村委会”。他们可算晋升“上流社会”了吧？Alice笑着说，他们一家的确是当地议员争相邀请的宴会客人，对于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每次选举的选票差别都是很微小，如果谁要是赢得“不热情”的中国移民的选票，便会有很大优势。除此之外，他们依然生活在中国人圈子里，与当地人交流并不频繁。
“可加拿大是多元化的，从根上说，每一个都是移民，”敏允说，“我们认识了什么人，都问你是哪里人，我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没有人说是加拿大人。”除少部分特权阶层与穷困人口外，更广泛的阶层相信可以平等地分享一份社会财富，尊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
中国人尊卑贵贱意识太深；而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的骨子里。就连Danny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都深有体会。他们精神熠熠，身体健朗。老爷子一口北京腔，他曾经在文化部任职，后调任山西大学，“文革”时受到了些折磨：“我们老宣传‘劳动最光荣’，骗人！劳动那是用来惩罚人的。到了加拿大，我才发现劳动光荣。我们请个砌台阶的工人，也就是泥瓦匠，干活那叫高兴，听着收音机喝着啤酒，东西收拾好，穿戴整齐，到学校去当冰球教练去了，正好教我小孙子。”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点头赞许，老爷子又叹一句：“这帝国主义啊……”
三
一只松鼠跳着脚讨吃的，东华扔给它一颗花生，松鼠用前爪把花生捧在胸口，一边吃一边用圆眼睛瞄这草坪上的一家——东华和雪莲，一对中国夫妇，带着他们三岁的女儿早早。这对夫妇还很年轻，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沧桑，可他们对未来也不很确定，既饱含希望又充满犹疑。小女孩有一张漂亮的圆脸和带着小褶的胖手，她兴奋地朝松鼠尖叫，看上去比她的父母更自由自在。
那是2004年，东华和雪莲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不到一年。雪莲在“清一色华人大学”（简称清华大学）Concordia大学读金融学，东华一边寻找工作机会一边打工。他在牛排馆打过杂工，也试着在制衣厂钉纽扣。他的工友里有硕士，也有教授，大都是技术移民，因为法语不好暂且打着短工。
2003年，东华和雪莲都已经工作十年，分别在南京两家知名的大企业做到公司中层管理职位。雪莲提出移民，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也有许多同学都移民海外。她在网络上比对加拿大的几座城市——温哥华华人太多；多伦多过于紧张；蒙特利尔，一个有着“小巴黎”绰号的城市，应该更有文化吧，就连一幢1967年建造的公寓也要修成火柴盒的样子，别致地立在圣劳伦斯河岸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