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肖海生
史学最吸引沈巍的地方，不是逻辑严密、推论得当的万卷煌煌之言，而是那些幽暗神秘之处，那些跳脱理论旁逸斜出的枝节。在那里面，她才能体验到探寻之乐。
正如托尼·朱特所言：躺在昏暗的夜的包围中时脑中所生成的历史，与以往写过的任何历史都不一样。学术论文评判体系所关注的历史和沈巍有兴趣研究的历史也存在出入。当年读书时沈巍最喜欢福柯，他带来的影响就是：研究那些你身体面对的问题，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这样的研究才能带上属于你的体温和特质。
也正因为此，写作博士论文时沈巍将目光投向20世纪初的自杀及近代中国女性问题，并将之放在近代史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说六经注我也好，影射史学也好，历史研究应该有学者个人的特质在。在沈巍看来，一切史学都是影射史学，后来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前行者，就是因为在独特的时代里面，前行者身上所承载的特定时代的信息，而我们带着自己时代的问题，再来研究前行者。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百分百客观的历史认知是不存在的。
沈巍，1980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女性史。著有《“自杀时代”的来临？》等。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您是怎么走上历史研究之路的？
沈巍（以下简称“沈”）：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我想绝大多数历史学人走上这条路，都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的。本科的时候我是民族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那时候理想就是当记者，像罗伯特·卡帕，全都是些献身新闻事业的资产阶级新闻理念的代言人。那时候一看那些传记、还有那些纪实摄影就觉得热血沸腾，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做一个战地记者，能看到一颗地雷在面前爆炸。
东：那为什么转行去做历史研究？
沈：一毕业就发现，祖国的新闻事业其实不需要我们，它有它的一套规则。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新闻理论是一套所谓的资产阶级传播学理论，而工作后进入实践，马上就会进入另一套逻辑，新闻是喉舌，是工具，作为记者你首先是要扮演好一种角色，然后才是采写新闻。当时就考回人大，想换一个专业，就这样与历史结了缘。
东：那历史研究符合您的想象吗？
沈：从2003年到现在，有十年了，现在可以驾轻就熟做一些研究，可是明显能感觉到激情在减弱，很多事情持续一定时间都会这样，你更娴熟，更了解它了，但是你的激情会减弱。对很多人来说，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我却是致命的。所以现在很想有一种转变。
东：什么样的转变？
沈：论文写多了后会形成八股，比如开始有一段学科介绍，接下来提出问题，然后陈述观点和史料，最后做一个总结就完。不这样做，文章就很难发表并被SCI检索到。但我现在尝试用一种非论文写作的方式来做研究，这是我目前在职业范围里尽量去做好的一件事情，我想尽可能不损失自己在读史料以及做田野调查时候直接获得的那些比较鲜活的印象。
东：像史景迁、黄仁宇那样的历史写作现在很难被认可吗？
沈：在中国，那种历史叙事和写作方法还没有作为一种流派被建立和认同。另外，过去的人做学问的时候，它有一种未知性等待我们去摸索，过程会比较漫长，这种寻找的过程正是史学研究的乐趣所在。而现在很多做学问的方式变成了流水线生产，很多论文是用数据库写的，关键词检索，检索出来的论据和史实材料和你预设的想法肯定是吻合的，然后再去安排这些材料，再形成观点，这种论文的意义何在？而且，研究过程中的历史的模糊性、神秘的魅力完全不复存在，你基本看不到那种奇异性、暧昧性和多样性，它们全都在数据库检索的过程中被刷掉了，把所有异质化的可能性全都删掉，以保证整篇文章自圆其说。
另外，近代史研究还有一个问题，史料膨胀得非常大，超过唐代研究、明清研究，所有材料你不可能全部看完，而数据库检索可以无视、忽略这种困难。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一种观点如果想找相关的支持材料都能找到。所以重点就不在于你的观点是什么，而在于如果你能以一个比较规范化、学术化的论证方式组织这篇文章，它是一定可以立得住的。
这些弊端，归根结底在于现在的学术评判体制对个人的出版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用数据库写作。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写作工具，你自己也不信服自己的研究有什么意义？我的意思是，至少研究的过程中你应该感觉到一点触动，应该有被启发的感觉，然后你是带着激情在做研究。
东：就您自己的体验来说，学术体制的压力有多大？
沈：我觉得研究者面对主要的压力就是，学术体制会让你成为另外一种人。它不光有压力，还有诱惑，如果你要相对独立于体制，就必须付出非常的努力。你要相信自己是有力量对抗它的，这是一个前提。虽然到最后，结果通常不太可能尽如人意，对抗之后你还是失败的，被体制所同化，但关键是看你撑多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有意义的。
东：所以您会羡慕和向往传统的历史研究环境？
沈：在清史所读博的时候，就有人提问要怎样研究才算老大？有一种说法就是把清史派的观点全部看一遍，还有一种说法是要接触国外的研究动向，比如像美国新史学，你要掌握他们的方法和最新成果。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只要你下了足够的功夫，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前提应该是你在里面还能找到自己，你做研究的时候，还能感觉到是我在做它。在我看来，你说六经注我也好，影射史学也好，我的历史研究应该有我的特点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一切史学都是影射史学，从解释学、阐释学的观点来看的话，后来人之所以能够理解前行者，就是因为在独特的时代里面，前行者身上承载了特定时代的信息，而我们带着自己时代的问题，再来研究前行者。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百分百客观的历史认知是不存在的。
东：那么，如何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沈：现在的历史学人，很多连那个旁边座位上的人在研究什么都不关心了。学术发展到今天，在不停地专家化，要求你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得更细更深，这是基本的要求，据说对别人最大的恭维就是说对方填补了一个空白。所以，那种通史层面上的对话基本变成不可能，学术研究就好像药铺里，很大一面墙上，都是一个一个小抽屉，你努力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其中占据一个小抽屉，也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成为专家。
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沈：学术产业化啊。学术产业化开始很久了，是从欧美那边传过来的。这个过程中，人文学科会相对被挤压，因为人文学科相对要求你有一定的个性在里面，不同于标准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很多指标都是硬性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现在整个人文学科都被社会科学化了，个性层面上的东西已经被压榨殆尽。欧美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后，他们其实已经看到学术产业化造成的伤害，所以他们在用一些相对宽松的环境来做补救，而我们现在还在走别人的老路。
东：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人和书籍有哪些？
沈：曾经最爱的是福柯，他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给我的影响是：当你自己的身体面对什么问题时，你就研究什么问题。这样的研究有自己的温度在里面。上学的时候成天想自杀，所以后来就着重研究这个问题，博士论文就是以自杀为主题。后来去台湾“中研院”做博士后研究时，才最终把它完成并出版。
东：台湾的史学研究有什么特点？
沈：“中研院”主要的学者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这批人是主流，所以留日回来的学者怨气很大，觉得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欧美带回来的是美国新史学那套研究方式，所以现在“中研院”近代史所是新史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基本上它的研究方法是因袭美国的套路，比如说做物质文化研究，所以他们很喜欢上海，经常会去那边收集资料，做租界的物质研究、文化环境、租界制度之类的，它是有一定的逻辑在里面的，而这个逻辑是从美国新史学派过来的。他们不太愿意把清史作为中国历史里面的一环，他们会认为异族统治不再是整体的中国史逻辑之内的一部分了。当然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关于口述史的研究。
东：您写过一篇关于口述史的意义的文章。台湾和香港都有过一个口述史高潮期，您觉得大陆会有可能出现吗？
沈：大陆这边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做，比如说“知青”口述史，但高潮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一个是口述材料很难用，“中研院”他们是把口述史的任务分配下去，每人都必须作为史料积累做一部分这方面的工作，但单凭口述史做不了研究，口述史只能是作为一种辅助性材料，对研究的年代获得一个相对直观的印象，但书面研究时作用不大，除非是在社会学、政治学或者是新闻采写这些领域内。
东：作为女性学者，您是否赞同有必要尝试以女性主义理论重新阐述历史？
沈：我那本关于自杀的书里，其实有不少是研究女性心理和女性所面对的社会问题的。女性在整个时间序列里面受到压迫实在是太大了，比男人大很多，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性别文化观念中，都认为男性不是受时间束缚的，而女性是一直在贬值的。很多时候，女性的性别观念、女权主义观念，并不是她想要的，而是外在的文化、现实、传统等各种因素将她们逼得作如此选择，你遭遇到了种种情况，然后你接受了。所以如果只用女性主义理论阐述历史，那肯定会有问题，而很多时候你无须特别用女性主义理论来阐述，历史中那些性别问题会自然而然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