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剑杰
我等待天堂，我们数着铁道上的每条枕木，……我们决定去流浪，我们想走一场心路历程，顺着那条路途，我们回到家。——《Ruth日记》
当R.F.斯各特等5人穿过吴村镇转向北面一条小河时，河对面的横江铁索和四五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蓦然跃入视线，这让斯各特在瞬间再次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幸运的是，运送他们的中国游击队员在过桥时故意一声不吭，让日本人误以为船上装的是牲口，懒懒地瞄了一眼，并未理会。
斯各特等人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然后继续挤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船舱里熬了20来个小时……
1944年5月29日，斯各特把这个惊险片段写进了日记。
60多年后，人们翻开躺在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中的斯各特战时日记，一段惊心动魄大逃亡的故事被掀开了，同时也让尘封已久的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秘史露出冰山一角。
战争打断幸福时光
R.F.斯各特（1895—1974），与许多出生在中国的普通英国人一样，祖先因为向往那在国内不可能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富足生活而来到上海，于是数代相传，扎根上海。斯各特的父亲是一艘往来于中国和伦敦之间运茶的货船的船长，斯各特则是“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雇员，会说中文，并认得1000来个汉字，有一子一女，一家人生活富足。
然而一切都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天改变了。
当天斯各特就失业了，他供职的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被日本人“军管”，同时被军管的还有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等16个国家在沪的企业、银行。租界和这些国家的驻沪领事馆也都被日军占领了，斯各特失去了那最后的9平方英里安全活动范围。
同一天，斯各特等来自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被日军宣布为“敌国侨民”，他们的搬家、旅行需日本军方批准，邮件被审查，升国旗、集会演讲被禁止。
1942年10月1日起，斯各特被强迫戴上了一个10厘米宽、写有B字样的臂章，B是英国国名（Britain）的首字母，同时他还被禁止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所有13岁以上的“敌国侨民”都和斯各特一样“享受”到了以上待遇。
这个臂章让斯各特非常反感，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只有在**德国的犹太人需要戴袖章”。
“恐怖在蔓延。日军的宣传卡车整天在大街上高声广播，到处是日军传单。街道随时可能被封锁。人们随时可能被日军带走，而被带走的人多半就消失了。”此时另一位侨民、沪江中学英语教师Ruth的日记中，字里行间弥漫着深深的恐惧。
25个词的家书
1943年初，斯各特作为“敌国侨民”被日本当局关进了铁丝网环绕的龙华集中营（今百色路989号上海中学），进入集中封闭居住的“集团生活”。
填写了一份类似身份登记和行为守则的表格后，斯各特领到了一个代号，在之后漫长的集中营生活中，所有人都只有代号没有名字了。
斯各特等单身者们被分配到一个床挨着床的大通间，这里曾是学校的礼堂。礼堂虽然很大，但还是挤不下所有的单身者，剩余的人只好住到“棚户区”——礼堂后面的水杉林中。3间临时搭起的木板长房中，人们像沙丁鱼般挤在一起。
在关入集中营的一年半里，斯各特的家人只收到过他25个词的家书。因为根据日本人的规定，往外写信每次最多只能写25个词。仅日军当局给侨民们定的营规就多达1300多条，违反营规者轻则遭殴打禁闭，重则被处死。
此外患传染病者也会被立即投进焚尸炉。由于严密的消息封锁和完全封闭的管理方式，龙华集中营的焚尸炉内销毁过多少侨民尸体，至今仍难以统计。
人们很快被迫正视现实。西方人非常讲究的秩序和科学管理传统，此时在集中营里顽强地表现出来了，人们认识到，现在大家已是一个团体，所以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团体意识。大家决定推选出一位集中营代表，以统筹关心难友的日常生活起居事宜；每一幢楼，有一个楼长；每一个由几个家庭合住的大间，都选出一个室长。
虽然很多人曾经是老板、经理、教授、作家、神父……但集中营里的每一个成年难民都要劳动。于是从未煮过鸡蛋的教师学会了做菜，长年养尊处优的教士拿起了锄头，有的人要在寒冬腊月在彻骨的水里不停地洗切厨房的碗菜，前洋行“大班”们担任了烧砖的苦役，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nglican神父和他的朋友们则主动要求干最恶劣的工作——清洁下水道。
斯各特在集中营里的任务则是每天不停地扛煤，这累坏了他的背，回到英国以后，他病了很久。
雨夜逃亡
在疾病和饥饿的威胁下，斯各特悄悄联系了4位单身难友K、U、H、L，商议出逃。
1944年5月22日，斯各特的疟疾康复，5人决定连夜出逃。
当晚，他们同往常一样上床睡觉，但斯各特把要穿的衣服放在了床单下面，11点，当小屋看来似乎已经沉睡的时候，他开始在床上慢慢穿上衣服。
在指定时间，难友K和U都到达了锅炉房的后面，他们去切断很粗的电缆。在会合了另两名难友H和L后离开集中营大厅时，猛地迎上一束手电强光！
反应敏捷的难友们立刻靠着大楼躺下来，这才没有跟守卫撞个正着。
穿过两排带钩子的电缆后第一个障碍就是一条小溪，接着难友们沿一条小径穿过两片农田，来到一片布满了小池塘、小沟渠的旷野，在雨夜极低的能见度中，领路的斯科特两次掉进了河里。
逃亡路上岗哨不断，难友们好几次都和拿着手电筒巡逻的人很接近，幸好每次都是擦肩而过。凌晨3点，难友们感觉自己已经接近了铁路，但被一条大河阻挡了行进。3点30分，难友们决定躲进一片麦田。
第二天早晨，逃亡者们见到了涂着血色太阳的飞机在低空盘旋搜索。显然，日本人已发现他们逃跑了。于是逃亡者们决定在麦田里一直待到晚上才继续前进。他们曾计划逃出后和熟人联络，现在发现这根本不可能。
国际小分队
第三天晚上，他们藏在麦地里时突然跟一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打了个照面，吓得小女孩扭头逃回了村庄。一个小时后来了个男人，让5人国际逃亡小分队跟他进村。后来他们才弄明白村庄里潜伏着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这个男人就是游击队成员。一开始游击队以为他们是日本人的间谍。
游击队决定送逃亡小分队去昆明或桂林。当时除了有河流的地方可以乘舢板，几乎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只能一路步行。游击队还给逃亡者们提供路费，一路照料，甚至在他们体力不支时背着他们走。
6月2日11点半，逃亡小分队到达浙江临安天目山，便被立即带到了游击队营房，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下午4点还在侯延龄（音译）司令的屋子里洗了个澡。
逃亡前，斯各特对共产党一无所知。但3个月的相处、帮助和照料，使斯各特对那些看上去粗野的人产生了深深的好感与感激。
6月20日12点半，在向上饶进发的途中，斯各特的老毛病疟疾发作。次日早上6点30分抵达上饶时，斯各特在一位传教士送来的奎宁帮助下彻底地睡了一晚。
6月21日，斯各特的一个朋友通过中国外交部给逃亡小分队汇了5万美元。
……
在各方协力下，这支5人国际逃亡小分队总共走了3000英里，历时3个月，最后到了重庆。斯各特从那里到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另外几个人去了昆明，转道去了印度，其中一人去了美国。他们的经历后来被英国BBC电视台拍成纪录片。
上海作家程乃珊的母亲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据她回忆，此前还有当时圣约翰大学老校长卜舫济（F.L.Pott）的儿子、时任圣约翰大学教务主任的“小卜”卜其吉（James Pott）也逃出了集中营。
“小卜”的母亲黄素娥是中国人，“小卜”自幼长在上海，从小又是由上海阿妈带大的，能讲一口地道的上海本地话，加上与中国人差别极小的外表，居然骗过了日本守卫，堂而皇之地带着一家三口走出了集中营，然后在上海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大后方昆明。
不会忘却的历史
幸存者们都不会忘却那段历史。
1995年，斯各特国际逃亡小分队中最年轻的一位来过中国，回到龙华集中营旧址沉默了许久，然后他又沿着当年的行程重走了一遍，还找到了当时帮助他的中国人。斯各特后来再没回过中国，但对中国依然念念不忘，还把他的经历整理成了笔记。斯各特的女儿帕梅拉·格鲁法女士把父亲的日记捐给了帝国战争博物馆，但她希望把笔记和其他一些东西交给中国的博物馆收藏。
Ruth的女儿、74岁的Betty（中文名白丽诗）可能是目前在上海的唯一经历过日军集中生活的外国人，她和中国丈夫王正文一起写下了集中营回忆录《Shanghai boy， Shanghai girl》。
“这里有我童年时代最美好和最悲惨的记忆。我热爱上海，热爱从患难中一起走出来的上海人。”白丽诗笑着说，“I am a Shanghai girl.”白丽诗家如今成了当年集中营幸存者故地重游的接待站。
白丽诗一家经历过日本轰炸虹口，家业全部毁于一旦的惨痛，日本人进入租界后，他们全家又被投入龙华集中营，受尽折磨。
抗战胜利后，白丽诗的父亲John Barr—麦伦中学的普通英文教师回到祖国，只与父母亲友团聚10天又匆匆赶回上海，一头投入“麦伦”的复校工作，直到1952年麦伦改制为“继光中学”，才和Ruth一道双双离开上海。
他们也没回到老家，而是在文化与上海颇接近的香港继续任教，直到1960年代退休才回苏格兰。老Barr退休后担任过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的秘书长。他常常会写信给政府官员和贤达人士，敦促他们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参考文献：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十卷本，其中包括《集中营》和《奴役劳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四卷本，包括《石家庄集中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伪满劳工血泪史》《中国劳工在日本》），何天义主编，新华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
《侵华日军战犯手记文档揭秘》（内有关于北平西苑集中营的档案资料），张子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何天义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