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建华
文/方军
1945年9月，中国上尉军官王建华亲自押送三批共6000名日军战俘从武汉到郑州，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以下是他的自述：
追随陈诚
我是河南省光山县人，早年父母双亡。1935年我18岁，随同乡到武汉找生路。我后来的岳叔父方汉臣把我介绍给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顶了一个逃兵到新兵班受练。6个月后下放到老兵班站岗放哨，先驻武昌，后换防驻汉阳。当了13个月二等兵后，升为一等兵轻机枪手。
“八一三”事变时，我连驻汉阳归元寺。中央调时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的陈诚出任第三战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因陈总司令身边只有一个卫士排（排长邱石麟），于是从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处请调一个机枪连、一个步兵连到上海参战。营部要求每连6名一等兵、二等兵，全旅两个团共调约300名士兵，我报了名。
陈诚将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等职，指挥所部参加淞沪、武汉、宜昌诸战役。在此期间，我一直是陈诚警卫连的一员。
8月下旬，连长况祥带领机枪连，副官陈醒带领步兵连100多人，由汉口乘船前往上海。在船上陈副官告诉大家，凡是顶替的名字可以改正。我原名叫王成宝，顶替名字叫王开，便自己取名王建华至今。旧社会军队士兵只有“箕斗册”（箕斗：手指印），记载姓名、年龄、籍贯，没有详细地址。
敌机日夜在上空盘旋，侦察投弹，将桥梁全部炸毁，见人就用机枪扫射。艰难到达上海郊外的昆山县后，我被分配在卫士第一连。编队后没有枪发，只给每人一只口哨，监视敌机来袭时发信号，不管军民就地卧倒。
那时，军政部长何应钦、第三战区长官冯玉祥、总司令陈诚每晚都乘快艇到前线指挥。我们先驻昆山近郊赵家浜，后迁到东江泾。淞沪战争一个多月，我军死伤数万人。苏州百姓倾城出逃，水陆交通堵塞。幸好陈总司令司机小刘急中生智，趁夜晚一个人以吉普车牵挂轿车，一人开两辆车才逃到宜兴。待大队人马到达宜兴后，我们冒雨一夜通过三个省——江苏（宜兴）、浙江（长兴）、安徽（广德），清晨到达安徽宣城。南京失陷后，我总部官员到了安徽绩溪。陈总司令从徽州乘飞机11月到达武汉。12月，我连才从江西玉山乘火车到达武昌。
南京失守后，中央政府迁往重庆。日寇妄想攻下武汉，直扑重庆，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国共合作，全国军民一致抗战，武汉是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政府调陈诚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1938年军委政治部成立，他又兼任部长。
1938年秋，陈总奉命成立第九战区，我随第九战区长官部撤出武汉。1939年，我连随陈长官到重庆。1941年，宜昌失守。张自忠在宜城与敌作战牺牲后，陈诚出川接管张自忠的防地任第五战区右翼指挥。陈诚在宜昌雾渡河二十六集团军周岩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反攻宜昌，我带领一个排担任保卫。经报请中央后，中央指示“只守勿攻”。随后，陈诚在恩施成立第六战区。我连由沙镇溪随总部前往恩施，驻扎在五峰山下土桥坝下杨湾陈诚公馆附近。回到恩施后，我被调去训练新兵。当年，我被提升到第六战区干训团当准尉司务长。在干训团我干了四年，晋升了四级，从准尉一直到上尉。
我们连驻巴县土主场时在陈长官公馆附近常见到陈长官的母亲，每逢陈长官下班时她总拄着拐杖站着迎接。陈长官对母亲总是行军礼后搀扶着母亲进屋。其子女都欢呼起来“爸爸回来了”，他的子女每人一个保姆，家中由陈夫人谭祥小姐的侄媳统管家务。
陈家家教严格。有一次，我们查岗哨时见到陈诚长子陈履安（1938年在庐山出生，他当时只有5岁，我们卫士都称他为大弟弟）正在门前长坪持一玩具枪玩。玩得正起劲时，忽见刘云翰（少将）参谋处长过来。他立即将玩具枪皮带横挂肩上，向刘处长行举手礼。刘处长急忙与他握手。待刘处长进屋后，他才继续玩枪。一个5岁的孩子如此有礼貌，足见将门之子教育的优良。
由于多年跟随陈诚，我注意到他的好多习惯。陈总司令对蒋介石特别尊敬，比如，陈总司令接电话时只要是立正站着，口称“是，是，是”，对方一定是蒋委员长。他除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外，还兼任鄂东、鄂南等沦陷区迁往鄂西的“湖北联合高中”校长。陈说：“将来战争胜利了，搞建设要靠他们。”当时，流亡学生穿的是军服，吃的比我们当兵的还要好。
1943年，日寇占领缅甸后，准备从那里进攻我云南大后方。中央号召全国10万知识青年从军。新组建的远征军总司令由陈诚担任。陈的卫士连长罗云生邀我到该连当中尉副连长。是时，我在干训团已升为中尉，就没有去。
1945年，我的老营长周新到宜昌接任运输二十八团团长，我随他一起在团部当上尉副官。当年4月，德国***战败，抗战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运输二十八团撤销，被编入失业军官大队，开赴建始县下坝观，直到日本投降，才回到武汉。
日本投降后，1945年12月，我跟未婚妻在武汉结婚。婚礼当天，我接到武汉联勤总部第四区铁道军运指挥部命令，调任该部上尉科员，真可谓双喜临门。1946年2月，军运指挥部接到遣返日本战俘命令。
押送战俘
当时，共分7个小组，每天从汉口江岸车站发一列车，然后转陇海路到南京。日俘再从南京乘船返回日本。由于车特别慢，从武汉到郑州需要三天时间。我和周易科长一个班，7天一个来回。我们共送了三趟日俘到郑州。
日本战俘自己用竹竿搭盖车棚，每列车载2000人左右，由日本人自己管理。
我们坐在列车首车上，自带干粮，同日本战俘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最后一次，我们押送的一名日军大佐与我们同坐一节车厢。那名大佐军官用固体酒精为我们烧开水、泡茶，还向我和周易科长敬烟。但是，我们都不吸烟，故未接受。车到驻马店时，因车抛锚而停了两个小时，我们便下车吃饭。这名日军大佐见我们要下车吃饭，也要求同去。我们也只好请他一起去吃。哪里知道，这顿饭吃掉我们俩人七天的差旅费。日军大佐要付饭菜钱，我们没有要。上车后，他拿出一块布料（日本哔叽）要送给周易科长，一块日本手表要送给我。开始我们婉拒，但他表示，反正也不能带回日本，权当做个纪念吧？我们一想，就算是战利品吧，也就收下了。
有一次，在漯河站出了事。一群愤怒的农民手拿锄头、铁锹、大镐、镰刀涌向载有日本战俘的列车，要报仇雪恨！我们急忙过去阻拦，我站在高处对乡亲们大喊：“老乡们！这些日本兵已经放下了武器！蒋委员长说，要以德报怨！我们应该让他们反思他们的战争罪行！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啦！让他们安全回到日本去——”
乡亲们群情激奋，他们手中舞动的农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去你妈的蒋委员长！什么日本人放下了武器？我们当初还手无寸铁呢！日本兵当年把我们的村子烧光、杀光、抢光了！幸亏，我们当时逃出去了，我们要报仇！我们要让他们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杀呀！乡亲们！”数百乡亲们的呼喊声像春天的惊雷，在大地上久久地回荡。
投降的日本军人们也如惊弓之鸟、瑟瑟发抖，他们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看，不好！急忙命令列车先开出车站再想办法。
后来，我大声对投降的日军官兵训话：“……不要忘记你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投降的日本官兵全部立正站好，低下头。半天，没有一人敢抬起头来。
日本人上的地理课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押送日本战俘，我第一次押送日本战俘是在1942年。
1942年，我在第六战区长官部特务营第一连当上士班长。我们的任务是警卫陈诚上将的安全，应该算是卫士连队。一天，连长陈子亮接到长官部命令，由他带领14名士兵押解8名日军战俘到陪都重庆。我们一行从恩施乘军用卡车到达巴东后，正好有一艘民生公司的船溯江而上抵停巴东。连长当即让我到船上联系可否搭乘。因为该船是“半客半差”两用的，便商妥一个整仓归我们使用。正准备登船时，长官部来电话，说是宜昌方面还有两名日军俘虏要一起带到重庆。我马上又跑上船舱，告诉船长我们另有公干，让他们先行出发。为躲避日本飞机，该船于次日凌晨起航，继续前行。
不想，当日上午9时左右，9架日本飞机沿江飞行，溯江而上寻找轰炸目标。
敌机发现该船后，便轮番俯冲轰炸，有的航空炸弹竟然直接投到轮船的烟囱里，顷刻之间，硬是将该船炸沉。船上共有300余人，顷刻之间，全部遇难！
当我们事后得知时，好生害怕。我们把信息告诉日本战俘，大家都瞠目结舌。当日下午，滚滚长江漂流下来遇难同胞的尸骸和无数船舶碎板。中国战士和日本战俘一起，并排坐在长江大堤上，看着惨状默默无语。
斜阳西下，残阳如血，炸弹似雷，硝烟如幕，江水如噎。
日军战俘的头儿叫长谷川敏，东京人，是个中尉军官，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一口流利的中文。我手指一片浮尸和船板残骸对日本兵说：“侵华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哇！这是一艘民用江轮呀！你们这是无差别轰炸！你们是要我们中华民族亡国、亡种哇！”
长谷川敏中尉让日本兵都站起来，整理军容风纪。然后，他命令日本兵列队，给江中死难者的漂流遗体鞠躬敬礼。再转身向中国军人鞠躬敬礼。最后，长谷川敏中尉命令日本兵们，给扬子江，给战火中的中国大地，鞠躬、谢罪。
长谷川敏手指战火中的落日念叨：“那，就是我们的日本。战祸之路，断送了日本。”
长谷川敏中尉让我训话，我双手叉腰大声说：“我们中国人讲人道主义。为保护你们，还派军队护送你们到我国的陪都重庆。重庆有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创办的反战同盟，在那里，我想你们会愉快的……知道为什么派军队护送你们吗？这还不简单？——老百姓仇恨你们，他们会用手中的锄头砸死你们的。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的生命，不是被你们剥夺的吗？他们的房子不是被你们烧的吗？”
在那以后的20多天里，我们天天要带着日军俘虏躲避日军飞机。同时，既要防备日本战俘逃跑，又担心中国老百姓因为愤怒而追打他们。
20多天以后，终于等来一艘民生公司的船从下游开到巴东来。我冒雨上船联系，经过协商，他们让出一个整仓。我们当夜就上船，次日凌晨开船。
船到万县遇到大雨，不能继续上行重庆，我们一行只好下船。我们在万县公园路找到一处闲置厂房暂时住下来，在一个多月里，我们天天和日本战俘同吃同住。在这期间，我们天天押解着日本战俘到西山公园，因为那里有防空洞。后来，好不容易盼来一艘民生公司的船，这才到达重庆，将这些日俘平安交到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后，我们一行人才大大松了一口气。而后，我们乘坐汽车返抵恩施。
在护送日军战俘转移的50多天里，我和长谷川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东京大学的高材生，长谷川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早就烂熟于心。长谷川敏说他全家都是“亲中派”，侵华战争是错误的，日本必然失败。溯江而上的一路上，他对我讲白帝城刘备托孤，讲张飞庙，讲牛肝马肺峡，讲兵书宝剑峡……俨然一个“三国通”“三峡通”。长谷川敏还向我介绍日本的大阪、名古屋、京都、奈良如何漂亮，特别是名古屋“像中国的杭州一样美”。由于和长谷川敏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我还能说几句简单的生活日语。
后记
全国解放之后，王老在长江边上搭了个草窝棚，当了装卸工，每天扛防腐过的铁道枕木，或做其他重体力劳动，安安稳稳地生活了很多年。刚刚解放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清扫了一批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窝棚里的王建华躲过了肃反运动，却因为曾是国民党军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没少受罪。王建华子女虽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却先后经商，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现在，老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满意。他说：“也不知道长谷川敏先生是否还健在？我想邀请他访问武汉，只要他来，我想陪同他吃遍武汉的精美食品。游览武汉的名胜古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