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逵
1945年8月11日晚，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宫的日子走到了尽头，这座曾经让溥仪寄托了恢复大清基业无限幻想的伪皇宫，也在兵荒马乱之中，成为一片废墟。此后的末代皇帝在苏联赤塔和中国抚顺的战犯管理所里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变。1959年12月底，与李玉琴婚变两年之后，他撕下衣服胸口的981编号，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1967年10月17日，溥仪病逝于北京。
绥芬河火车站的绝密行动
1950年8月3日，凌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中苏边界，绥芬河火车站。
浓雾笼罩着山城，百姓还在沉睡，边境一片寂静。凌晨4点，21岁的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干事程远行在夜色中匆匆来到绥芬河火车站。
“车站很小，很严肃；没有老百姓，很肃静。”在距离那个清晨57年之后，83岁的程远行对半个世纪前那个浓浓晨雾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情、每一丝动静，依然记忆犹新，“但是作为市里头，是处于一级战备。一旦发生情况的话，我们的人私下都已经做好准备。说穿了就是早已埋伏好了。两边都有军队。如果要闹事，一个都跑不了！一级战备！”
程远行是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命，到绥芬河火车站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今天，这里将迎来一辆绝密的国际专列。
凌晨6点整，从远处苏联方向传来的火车声打破了边境的沉寂。专列在浓浓的晨雾中驶入了车站。车门打开，一队荷枪实弹的苏联军人迅速排开。
“他是第一个下来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当时在场的护士赵毓英回忆道，“高高的个子，有一米七多；40多岁，戴个黑边眼镜，他在伪满的时候也戴个黑边眼镜；长脸，穿一件可能是黑色的西装，手里拎个皮包。”
“没有黄袍玉带，也没穿日本的服装，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下来了。当时好像感觉，这是皇上吗？皇上是什么样？皇上应该是九五至尊，龙姿龙态，总是摆起那个架子来，至少是威风凛凛吧。没有。很奇怪，好像这是一介草民。”
程远行第一眼看见他，觉得对方有点惊恐：“当时我看他的表情，看出来心情不是特别稳定、忐忑不安，甚至是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要把他怎么样。”
这个神色惊恐的中年男子正是溥仪。爱新觉罗·溥仪，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帝王，14年“满洲国”的伪皇帝，在苏联经过五年的战犯生涯之后，再一次踏上了他曾经的“天朝王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商定将1945年被苏军俘虏的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引渡回国，时间地点确定在1950年8月3日的绥芬河车站。
21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赵毓英也接到了上级的秘密指令来到绥芬河车站。但这并非是她第一次面对这个“皇帝”。1938年，时年33岁、身为“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到沈阳视察。年幼的赵毓英就在当局组织的学生欢迎队伍之中。那时的溥仪给她留下的完全是另一副印象。
“早上上学，头一件事就是让大家到礼堂集合，念诏书。红布黄布一层一层包着，拿出来，中国校长念一遍，日本校长再念一遍，大伙就行宫廷礼，低头听着。”
“我们那阵就觉得他是皇上，是最高统治者，他是头头，就应该尊重。小时候看到他的画像，穿马靴，戴军杠、挂绶带，非常威严、非常漂亮，那样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
而在1950年8月3日的这个雾色笼罩的清晨，溥仪却迎来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绝望的一天。
“不能愧对列祖列宗”
1935年4月7日，清晨，日本横滨港。
当留学日本多年的爱新觉罗·溥杰看到他久未谋面的大哥时，觉得大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英姿勃发。
岸上礼炮齐鸣、人头攒动，天空中一百多架飞机编队飞过。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沿途“满洲国”派日的留学人员和驻日工作人员更是狂喜，夹道欢迎，场面气氛热烈。
在那个同样雾色笼罩的清晨，溥仪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一天。这天，29岁的爱新觉罗·溥仪以“满洲国”皇帝的身份开始了他的首次访日之旅。此情此景，溥仪难掩兴奋，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礼遇”，对“友邦”心生感激，提笔写下：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第二次宣布退位的溥仪不甘心将大清列祖列宗传下来的三百年社稷江山毁在自己手中，一心等待着机会东山再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以协助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与溥仪一拍即合。1934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溥仪在伪满洲国“称帝”，“定都”长春，改为“新京”，年号“大同”，这是年仅28岁的溥仪第三次称帝。
尽管不情愿地身穿着日本关东军陆海军大元帅制服，而并非象征着清朝皇位的皇帝袍褂，但此时的溥仪仍然幻想着借用日本的军力，助他恢复大清的社稷江山。“不能愧对列祖列宗”是他此刻唯一的想法。
溥仪的生父醇亲王和22岁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任一同北上看望刚刚登基的“满洲国”皇帝溥仪。
“我父亲就不赞成（他称帝），就带着我去看了他一下。”如今已经94岁的爱新觉罗·溥任先生回忆道，“溥仪还挺得意，我记得他在那儿说，明年这时候，咱们就不在这儿见了，就到北京的宫里头去见。”
然而，溥仪终究也没有能够实现“到北京的宫里头去见”，而他的父亲醇亲王则再也没能见到他。
被俘
1945年，8月9日，早晨，“满洲国”“首都”新京，伪皇宫。
侄子爱新觉罗·毓喦刚走到“同德殿”门口，就看见溥仪拉着福贵人，慌慌张张地钻进了殿前的防空地下室。毓喦还感到奇怪，突然听到城里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笛声，南边远远的地方火光一闪，接着传来了不大的爆炸声。他向南张望，听到头上螺旋桨声扑扑啦啦地向北而去。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发动代号为“八月风暴”的军事行动，宣布出兵中国东北。
8月9日下午2时，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来到溥仪的办公室，一反往日盛气凌人的常态，低沉地告诉溥仪，几千辆苏军坦克已经越过“国境”，预计次日即将到达“首都”新京附近。时间紧迫，要求溥仪立刻撤退。关东军打算带着他退守通化，走之前还撂下一句“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毓喦说，“我见他一清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
整个伪皇宫都开始紧张地为逃亡收拾行装，而溥仪更是成了惊弓之鸟。他有一本每天做功课摇卦用的《诸葛神课》，在装箱时不小心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溥仪认定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红色是流血的象征。他因此大为烦恼，认为是不吉之兆。然而，此刻溥仪认定的血光之灾，却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一夜，会把他杀掉灭口。
1945年8月11日晚，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宫的日子走到了尽头，这座曾经让溥仪寄托了恢复大清基业无限幻想的伪皇宫，也在兵荒马乱之中，成了一片废墟。溥仪等一行人从火车东站上车，火车装载着伪满洲国最高统治集团一路疾行，经吉林、梅河口奔向通化。准备在通化大栗子沟暂避，再作打算。
“连一顿正经的饭也吃不上了，别说他当皇帝的时候正餐起码要48道菜，现在是一道不到了，”毓喦回忆说，“只有特殊给他呢，做了一顿面片儿吃，实际就是糊涂汤。而且做片儿汤也没擀面杖，只有随便找了个空酒瓶子擀的面，其他的人还吃不到。”
逃亡的第5天，心神不宁的溥仪终于从广播中听到了不愿意听到的消息。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让溥仪大为惊慌。“他害怕日本人说他现在没用了，对他下手、下毒手。”毓喦回忆说，“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怕完了日本把你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当天晚上，溥仪颁布《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第三次宣布“退位”。第二天，溥仪带着弟弟溥杰、侄子毓嵣、毓喦、毓嶦等人组成九人“亡命团”，打算乘坐小飞机到沈阳后，换乘大飞机逃亡日本，而将婉容、福贵人等抛弃在大栗子沟。
8月16日中午，溥仪等人正在沈阳机场休息室里，忽然听到一阵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往外张望，见几架苏军飞机降落，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了下来。不一会儿，机场上到处是苏联军人。
当天，苏联红军宣布，在沈阳机场俘虏了“满洲国”皇帝溥仪。
溥仪在沈阳被苏军俘虏一事，一直以来有诸多猜测。若干年后，溥仪回想当初沈阳机场的一幕，怀疑他的被俘绝非偶然，而是已经宣布战败的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达成的秘密交易。而对于当时的溥仪来说，他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活下去。他幻想着也许留在苏联是他逃离日本人的最后机会。
随后，苏军飞机押送着溥仪，飞行了5个小时之后在苏联境内降落，此时已经夜幕降临。
“到了晚上天都黑了飞机才降落下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九人亡命团中目前唯一健在的毓喦回忆说，“渴了，没有水啊，那时候溥仪喝的也不知道是自来水，还是地上打的水。他喝得还特别香；坐在飞机上吃黑面包，苏联做的黑面包，黑糊糊的；哪有什么菜啊，美国罐头，美国猪油罐头。这一抹猪油，这抹一块黑面包，这俩抹一块吃下去。我说这是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初喝香片，现在喝凉水，吃的黑面包、猪油。”
由于语言不通，此时溥仪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突然，一行人被黑暗中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声音吓得大惊失色。
“下了车，旁边有个军人用中国话问道，有人要解手吗。溥仪一听中国人说话，魂飞魄散，以为自己被交给八路军。其实哪有八路军，那个人是一个华裔的苏联军官，会说中国话而已。”
惊魂未定的溥仪以为自己死期已至，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宣判。
“彩云秋后治”
1945年8月21日，早晨，苏联赤塔。
“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今天见到他的这位“老朋友”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索性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长春被苏军逮捕时，苏联人问张景惠，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们的皇帝了？想他吗？没关系，很快你们就可以见到他啦。很快张景惠与各部大臣等若干高级官员被押送到了这个收容所。皇帝、大臣，“满洲国”的最高统治集团，竟然在苏联的异国他乡再次聚首，这有些荒诞不经的一幕仿佛是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只是如今，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君君臣臣”。甚至更多了一些冷漠，曾经的“王侯将相”，如今也是各怀心事。
“下边伪满的大臣根本不跟溥仪见面，见到溥仪我叫你什么，你叫我什么？我还叫你皇帝陛下？现在都不是，现在咱们都是俘虏，谁叫谁去！”毓喦回忆说，“张景惠拿木头做了麻将，和军部大臣、教育大臣和农业大臣四个人凑一桌，天天打麻将；日本人就爱打扑克牌、下围棋；王之佑（伪满官员）会说书，现编现讲，一天讲那么个二三十分钟给大伙听，今天讲大破什么镇，明儿讲大获什么岛。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
与伪满大臣的冷漠不一样，侄子毓喦和皇室家族的其他族人对这位同为“战俘”的溥仪依然尊敬有加，“我们这几个人伺候他，小奴才，死心塌地的。他吃饭，我们上食堂去，把饭拿个盘给端回来，端到屋里边，他一个人单吃；喝水，我们拿壶给他打开水；衣服给他洗，铺铺床、叠叠被，也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末代皇帝在红色的苏联并未受到太多的刁难。相反苏联方面还在衣、食、住、劳动方面给予了溥仪优待。他们特意为溥仪安排了单间居住，甚至还配备了佣人帮助溥仪料理起居。苏联人在溥仪的住处摆放了不少红色书籍供溥仪“学习”。斯大林、列宁，对于这些陌生的名字溥仪没有一点兴趣。他的侄子毓喦看到好奇想翻一翻，被溥仪白了一眼。
“什么斯大林、列宁，哪知道啊？那会儿看到书才慢慢知道，瞧见挺新鲜的，没接触过，”毓喦回忆说，“我想瞧瞧列宁长什么模样、斯大林是怎么回事，就翻翻书。溥仪看到我翻书，一脸不高兴，还念呢，学共产主义，学共产党的书了，你不是造反了！”
溥仪的特权甚至延伸到了马列主义思想和联共党史的学习课堂上。几个侄子为他单独放了一个大一些的椅子，让他坐得更舒服一些，还要沏上茶；领头读报、读书的人还得首先向他报告，他点了头，才可以开始学习。
熬过了每天例行的学习，算卦可以说是溥仪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他在屋里头算卦，我们在门口得看着，放哨，”毓喦回忆说，“跪在床上算卦，拿着铜钱，哗啦哗啦在那儿摇晃。苏联兵来了，他就把钱收起来在那儿坐着，假装没事。苏联兵一看没事，走了。他就接着算卦。”
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绝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当天有效，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而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溥仪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溥仪越发感觉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妙。“那一天他算了一卦，那卦写着‘彩云秋后治’”，毓喦回忆说，“这秋后的话，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他就整天净琢磨这些个。”
这天，溥仪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给斯大林上书，要求留在苏联。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1946年8月16日，早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看到溥仪的时候，溥仪情绪激动，拉着他的手失声痛哭，管他叫“同志”，这让向哲浚始料未及。向哲浚回忆说：“我记得头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看见我好像顾虑重重，因为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他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审判他。”向哲浚告诉溥仪，要放下包袱，好好到法庭上去。
中国末代皇帝将在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是末代皇帝溥仪沉寂五年后，首次回到公众的视野。溥仪的出庭引发了全世界媒体史无前例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天的法庭也显得极为拥挤，记者席上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本的记者；连台阶上边的旁听席也拥挤不堪。
上午11点25分，法官传证人到庭，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在法庭宣誓之后，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沙哑的北京话，回答季南检察长的亲自讯问。
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重大新闻。
“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从一个末代皇帝口中说出这样的话，也许真的是在苏联“学习”的成果。
出庭之前，控方的律师告诉溥仪，这八天的时间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提防被告律师设定的陷阱，尽可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完完全全的傀儡皇帝。照他理解，傀儡程度越高，自己需要承担的战争责任就越小，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溥仪预料的那么顺利。
专研溥仪的学者王庆祥在分析溥仪当时的心理时认为：“刚开始时，他也是很激动的，他也揭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呢，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都出来指责溥仪，就讲溥仪本人也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你有责任，在那个问题上你也有责任。这就让溥仪真的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想推推托不掉，想承认，害怕自己今后受到严厉的惩处，所以他这几天真的是很不好受。”
“溥仪这才意识到，东京这个审判虽然没有针对着自己，自己呢，没有站到那个被告席上。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会站到另外一个被告席上，他的罪行会被清算；而那些罪行呢，又是和现在的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连在一起的，关联在一起的，如果现在揭发了他们，那么以后也会成为自己的罪证。”
开庭的第八天，溥仪在结束作证前提出一个爆炸性的建议，他主动提出第二天可以讲一讲日本天皇，毕竟溥仪两次访日期间都与日本天皇有过密切的接触和密谈。
当晚正当溥仪为第二天的作证做准备时，突然接到了法庭的通知，告知他的作证已经结束，他可以返回苏联了。
981号犯人
1950年8月5日早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管教黄国城将一套新的囚服递给溥仪的时候，他觉得溥仪有些情绪。
“对这衣服他有想法，他总觉得这个衣服好像寿衣、死人衣裳，穿上这衣裳就完了，”黄国城回忆道。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市内浑河北岸。1936年日本人修建时称之为“抚顺典狱”，1950年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包括日、伪、蒋在内的战犯982人。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后，也被关押在这里。
溥仪拿到自己的囚服时，看见囚服的胸前绣着编号“981”。从此这成为了他在这里的名字。
溥仪一生有过多种称谓：1909年他三岁登基的时候，老北京都管他叫“小皇上”；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他又成为“康德皇帝”；1945年到了苏联后，迫于时局，身边的人改口称他为“上面”或者“溥大爷”。这些称呼溥仪都听着不顺耳，反而这个“981”倒让他觉得少了一分尴尬。
“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溥仪怎么长得这么个样。”黄国城回忆道，“以前的照片，那是相当威武的，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个德性，也不怎么的。戴个近视眼镜，和正常人也没啥区别，说话完全是北京口音，生活非常糟。啥也不是、什么也不会，就这么个玩意儿。”
更大的尴尬接踵而来。战犯所为了更好地锻炼溥仪的生活自理能力，刻意将他与家族的小圈子分开关押。失去了陪伴在身边30多年的左膀右臂，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障。
“挺遭罪的，”当时的护士长赵毓英对溥仪有几分同情，“他也没法，他的家人都与他分开了，现在与他同屋里的人没有义务帮着他。他就跟不上人家，早晨到了钟点该叠被的时候，大家很快把被子整理好，像军队那样的。他被子叠不上，衣服穿不上，大家上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会洗，所以这个阶段他根本就没洗过衣服。想求人家他也开不了口；洗衣服，弄个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来，就挺遭罪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有一次，贺龙来管理所视察，”管教罗凤臣回忆说，“他提出要见见溥仪，那天正好我值班，拿传票到号把他提出来了，我说溥仪你出来一趟，结果他忙活了半天，出来一看衣服不对扣、斜的，鞋带都不会系，裤子也是皱巴巴的。就这样见首长了。”
“战犯所组织劳动糊纸盒子。溥仪糊纸盒子笨死了，这纸盒子糊出来，哪个盒子最次、最难看、最歪的就一定是他的，”罗凤臣说。
一些小的“计谋”倒是可以解决最直接的困扰。
洗澡。溥仪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洗澡，怕别人埋汰。轮到他的监号洗澡的时候，溥仪第一个冲出来，跳进浴池赶紧洗。赶在别人下水前，他已经洗完出来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倒马桶。每个监舍都会安排值日生，轮流打扫卫生，倒马桶、扫地，等等。溥仪一听说要倒马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长注意到了溥仪的情况，发话说值日的事情溥仪就免了吧。溥仪才长吁一口气，就像大赦了他一样。
“没有精神”是管教罗凤臣回忆时对溥仪最深的印象。“你看他晃荡晃荡，跟个傻子似的。不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做皇上的时候那么精神，”罗凤臣回忆道，“其实当皇上的时候也是傀儡，也不是那么精神。他非常孤立，原来大伙都围绕着他，现在都不理他了，大臣也不是大臣、下属也不是下属、侄也不是侄，就他一个人被完全孤立了，所以那个阶段的溥仪是非常苦恼的。”
被嘲笑、受歧视、被孤立、碰钉子，这是40岁的溥仪从未遭受过的。大多数时候，溥仪选择了沉默，与舍友不说话，与族人也不说话，有的时候受了一肚子气，被逼急了的时候，他还会实施“报复”——占马桶。
“他也会使点坏，坐在马桶上不起来。他的那味儿太大，别人受不了。别人要用马桶他也不让、占着，”管教刘家常回忆，“别人白天不是说他坏话吗，他还击不上来；别人不是讽刺他吗，他不吱声，憋气。到了晚上我熏死你们。”
离婚
1955年4月16日，早晨，中国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夫人郑英顺刚出家门准备上班，就在门口碰到了一个裹着头巾、挎着包袱的农村中年妇女。
“我就问她，你找谁呀？”郑英顺回忆说，“她说她找溥仪，是溥仪的妻子。”
李玉琴出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1943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洲国的“皇宫”中，并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位妻子。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被溥仪留在了大栗子沟，几经辗转，一直在北京生活。1950年以后，李玉琴经多方打听得知溥仪被关押在抚顺，立刻筹措路费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分别10年的溥仪。
抚顺战犯所经请示上级，特别批准在所内辟出一个单间，用两张单人床拼起一张双人床，专门供探望期间溥仪与李玉琴居住。战犯管理所的管教意图用溥仪这段最后的婚姻，帮助他改造。
“看到溥仪，李玉琴还是吃了一惊。”负责安排李玉琴接待的郑英顺回忆说，“已经不是她印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在她的印象中，当年这个康德皇帝是很年轻、很英俊、很帅气的一个皇帝；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糟老头。背也有点驼了，说话也好像比较笨拙了。”
“而且呢，还有一些细节也让李玉琴感觉到了距离。比如她带来了一些糖果，溥仪一看到糖果，也许挺长时间没有吃过，赶快就拿过来掰开塞到自己嘴里，也不说另外掰一块，说玉琴你也吃一块，所有这些都让李玉琴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她在一些细节上非常关注这些事情，结果她觉得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好像眼前这个人呢，不是她当年的丈夫，有了距离、比较生疏了；也不像当年那样好像非常地有为，而是比较老态龙钟的样子了。”
此后，李玉琴又多次来到战犯管理所，但与溥仪之间的夫妻关系却每况愈下，而溥仪释放的日期又遥不可知。最终，李玉琴提出了离婚请求。1957年5月20日，河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裁定准许离婚。
“离婚对溥仪的打击非常大，”管教刘家常回忆说，“原本在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奔头，还有一个希望，现在连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人变得非常消沉。”
特赦
1959年，12月底，北京。
高中生金毓嶂放学回家，见到自己从未谋面的伯父时，觉得伯父看上去像一个老实人。
“戴一棉帽子，穿一身棉裤棉袄，就是劳改制式的服装，”金毓嶂回忆道，“跟我们握手特别有劲，刚回来的时候身体还是可以的，而且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我就叫他伯父。哪里会再提以前的那套！都是以亲戚相称，他是我的伯父，我是他的侄子。”
一周前，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的“编号981”突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即日释放。
“溥仪从来没有预期到自己会这么快被释放，”当时在特赦大会现场的管教黄国城回忆说，“论罪恶他最大，他是伪满的皇帝嘛，是第一号；论改造，也不能说好啊，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差；论学习，他的弟弟溥杰比他强多了，很有政策水平；溥杰写了十个字了，那溥仪可能一个字还没写出来呢，所以当时怎么想，从哪个角度上考虑，溥仪也不认为第一个特赦可能会是他。”
弟弟溥杰捅了捅他，他才往前走了几步，深深地鞠躬，然后抬起他的双手，接过那份特赦通知书。管教黄国城说他看到了溥仪眼中的泪水。
回到监舍，收拾起自己不多的盆盆罐罐，同屋的人都向他道喜。溥仪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撕掉了衣服胸口的“编号981”。
